在空间理论的启发下，基于对广西凌云县背陇瑶搬迁扶贫安置点居民日常生活的实地调查，本文揭示了当地瑶族移民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物质性空间和空间意义的过程，展示了在其新的家园空间建构中出现的社会文化变迁，指出了新家园的附属性和脆弱性等特点。
关键词：空间 搬迁扶贫 背陇瑶 社会文化变迁
作者杨小柳，女，中山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地址：广州市，邮编510275。
推进自愿移民搬迁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政策。这项政策通过对极少数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自然资源贫乏地区的特困人口实行搬迁扶贫，达到既提高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水平，又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搬迁扶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多个方面，因而引起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一般把搬迁扶贫视为一个发展过程，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从土地规划、利益相关群体、项目风险等角度着手，就如何提高搬迁扶贫项目效果展开研究，提倡立足于被发展对象的自下而上(bottom-up)的参与发展模式；二是以“适应”为关键词，对移民的过程及社会文化适应与整合进行描述与分析，并对移民适应的困难与问题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对策进行思考；三是从批判发展话语的角度出发，将搬迁扶贫视为一种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过程，关注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和权力不平等关系，反思由搬迁扶贫带来的权力、道德、社会公正等问题。
这些研究虽然角度不同，但多尝试从项目社会文化影响的层面上来考量搬迁扶贫项目的成效，极少有学者将这些社会文化影响纳入搬迁移民所生活的真实社区中加以深入研究。搬迁扶贫所致社会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移民通过日常生活建构新社区，即建构新家园的过程。其展现出来的复杂多样性远远超过了项目社会文化影响所能涵盖的范围。对移民建构新家园过程的研究，应该成为考察扶贫搬迁项目效果的重要层面。
19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中出现了空间(space)研究，在相关文献中，有诸如“社会空间”、“第三空间”、“时空压缩”、“场域”等不同的表述。在空间研究中，空间具备三个主要特质：首先，空间是一个地理存在；其次，空间有其物质架构，即有通过各种社会过程建立起的物质文化；最后，空间还是意义和价值所在，各种社会过程，如不平等、差异、权力、政治、互动、社区、社会运动、社会异常行为、生命历程、认同、记忆、历史等都被尝试置于空间的视野中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围绕空间的建构过程展开，即关注空间作为一种核心力量，建构文化意义地图(Maps of Meaning)的过程。空间的建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空间物质构造的积累，这是自上而下的权力、规划专家的专业性实践与普通民众的空间体验之间互动的结果；二是空间意义的建构，表现在伴随地方／空间建构出现的社会结构类别、差异和层级的固化，社会网络和集体行动的重新安排，以及文化规则、认同、记忆和价值观的内化等。
在空间理论的启发下，笔者尝试将搬迁扶贫所致社会文化变迁纳入空间的建构视野中加以考察。2008年暑期。笔者对广西凌云县背陇瑶(瑶族的一个支系)搬迁扶贫安置点居民日常生活进行了实地调查。试图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物质性空间和空间意义的过程进行揭示，展现其搬出大石山区，建构新的家园空间中出现的复杂社会文化变迁。
一、新家园空间的规划及实践
那利、平江搬迁扶贫安置点位于广西凌云县城南面伶站乡北部，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所建(2002年4月开始建设，2003年基本完成搬迁)。那利、平江两个安置点紧密相邻，地理上连成一片。那利安置点共40户，村民主要来自于陶化村坤袍、那利、弄占三个屯，全部为背陇瑶。平江安置点为背陇瑶与汉族混合社区，其中瑶族主要来自陶化村的弄兰、岩爱和烟田屯，31户瑶族居民全部定居在平江；汉族主要来自九民村的弄劳和逻西屯，49户汉族居民中只有6户定居在此。那利和平江的扶贫搬迁项目与百乐二级公路的建设同期启动，两个安置点位于百乐二级公路边。
移民搬迁项目以村民自愿就近安置、搬迁户承包责任地不变，行政所属不变、农户户口不迁移为原则。重新布局后的新社区相对以前变得密集而整齐。站在百乐二级路边，其空间布局情况可尽收眼底。两个安置点内规划了一条作为社区中轴线的寨内大通道，房子都沿这条大通道整齐排列。每四套房屋为一个单位，每个单位内的房屋左右间距为0.5米，两个单位之间左右间距4米。每幢房屋前后间距为4-6米，作为通道以便于车辆、行人通行。那利安置点呈四方形分布，东西走向的12米宽寨内大通道将社区分为两大部分，所有房屋坐北朝南；平江安置点则呈长条形分布，以屯中南北走向的12米宽大通道为分界线，空间被分为东西两大部分，房子沿大通道坐东向西整齐排列。安置点北边居住的主要是搬迁而来的瑶族，南边住的主要是汉族，其中也夹杂有几家瑶族。每户居住空间的规划也是一致的，户均住房面积60平方米，每幢住房分为五间，并配一个厕所和沼气池。此外，安置点还为居民集中规划和配套了交通、通讯、电力、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
那利、平江安置点的规划与建设体现了清晰化、简单化的新社区秩序。以背陇瑶为主体的搬迁移民建构新家园的第一步，即是将整齐划一的安置点变为能满足其日常生活需求的各类功能性空间。2008年夏天，笔者来到那利、平江时，各类复杂的空间改变现象已经在安置点出现。
一方面表现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界限的更改上。搬迁前，背陇瑶在石山中分散居住，每村少仅几户，最多几十户，从村寨一端到另一端往往相距有几公里之远。村寨中没有礼仪性的寨门、广场、集会场等公共空间。只要不冒犯村寨中其他成员的利益，人们可以选择一块石山用炸药炸平来建房子。村民们饲养的山羊、鸡、鸭等也以放养为主。搬迁后，新的整齐密集的空间，无法满足各家各户生产生活所需。村民通过占用房前屋后的公共空间来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调查发现，安置点内除了寨内大通道外，每所房子前后4-6米的通道均被村民们见缝插针地封闭起来。仅留下狭窄的通道供人行走。前排的居民用拓展的空间来建厕所和牲口圈，饲养猪、骡子、鸡鸭等；后排的居民一般建伙房――由于规划建设的沼气池不能满足日常需要，村民们仍习惯用柴火煮饭，因烧柴烟大，只能在门前建伙房。搬迁前房前屋后极为普遍的小菜园，由于空间的狭窄只能放弃。上述行为致使安置点内充满了各种材质、各种形制的“非正式”建筑，空间的整齐划一性受到了挑战，整个空间看起来拥挤、杂乱。不同功能性的空间被匪夷所思地并置在一起，比如出现了前家的厕所、牲口圈可能恰恰对着后家房子的厨房或是大门的情况，村民们说“一到夏天就臭得不得了，吃饭都找不到地方”。相邻房屋的村民之间还达成了一定默契，相互占据相对均等的空间。用于划分居住单元的几条通道，除了中心通道仍可以通车外，其他基本都成为仅可供行人和农用三轮车通行的狭窄通道。在规划的公共空间被占据的同时，新的公共空间――小卖部――也随着村民们的日常生活而出现。那利、平江安置点内 共有三个小卖部，都有正式的经营许可证，以经营当地群众必需的日杂百货为主，其中烟、酒、盐是销量最大的商品。三个小卖部分别位于那利寨村口，那利寨内大通道边，以及平江寨内大通道边。小卖部门前的空间都比较宽敞。店主在这里搭上凉棚、摆上台球桌和椅子，为村民们创造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此外，百乐二级路边的临时候车点也是安置点村民重要的公共场所。百乐二级路的建成，大大方便了村民的出行。比如到伶站街赶集，坐三轮车(一般只要2元钱)5-8分钟就可到达。在那利、平江村口出现了一个临时候车点，在路边只要挥挥手，过路的三轮车、公交车就会停下。每到集日这里更加热闹，男女老少聚集在此，有不少三轮车在此等候生意。
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家庭内部空间的重新安排上。笔者在未搬迁的陶化村岩爱自然村看到，背陇瑶的房屋以木竹为架，以竹条编制围墙，茅草铺盖房顶，屋子外面为一个小小的院坝。房子占地可达100多平方米，一般为四个房间，包括堂屋、伙房及两间卧室。房屋分为两层，上一层主要储放杂物和粮食，下一层住人。屋中央设火塘，每一户人家都有一个单独的火塘，火塘一年四季烟火不断。要了解一个屋子里有多少户人，只需要数一下他们有多少个火塘就行了。搬迁之后，60平方米的住房无疑为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挑战。首先，平房空间矮小狭窄，不适合烧柴火，于是作为家户象征的火塘只好取消，厨房被村民们移到屋外。其次，安置房内缺乏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空间安排，如安置点没有晒粮场，村民们只好用自制木梯上房顶晒粮，瑶族妇女不得上屋顶站得比祖先高的禁忌也就被打破了；另外，安置房内没有规划粮仓，村民们不得不腾出专门的房间来放粮食。最后，村民面临的更大挑战是规划空间缺乏扩展性。根据笔者的调查，那利、平江7人以上的大家庭共有15户，人口最多的一户达到11口。这家共有4个儿子，两个儿子已经结婚并分别有孩子，仍然与自己的父母、兄弟住在60平方的安置房内(安置房是根据搬迁时的家庭户数来分配的)，空间极为拥挤，村中还有很多隐性的大家庭存在，比如说有的人家已经有了已达婚龄的儿子，有的人家有三四个未成年儿子。在石山区居住时，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建房子，根本不用担心儿子长大后没有地方建房的问题。搬下来后，居住空间十分狭窄，而且周围环绕的都是别村的土地，几乎没有地方可建新房。有的村民于是干脆就在安置房的基础上，通过加盖楼层来增加居住空间。
二、非农化：新家园空间的物质基础
空间的建构过程是新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产生及其日常生活化的过程。其中最为基本的关系是围绕生计所展开的一系列生产和消费活动，这不但是维系地方/空间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构成了新社会关系秩序的基础。在建构、维系新家园的过程中，围绕“非农化”展开的一系列生产和消费关系成为了瑶族移民常态化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和商品的来来往往，使新家园与外部世界建立起了紧密联系，并依靠外部世界的支持来延续。
2002年在实行移民搬迁前，那利和平江的瑶族移民全部居住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裸露石山区。村民的收入来源包括；一是饲养牲畜，主要是猪和山羊。其中山羊是最受村民欢迎的牲畜，它的饲养成本低，且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因此家家户户都养山羊。二是种植业，主要是玉米、经济作物及极少的水稻。由于石山区可耕土地面积少，且土地贫瘠，作物产量十分有限。三是做零工，主要是农忙时帮助土地较多的邻村壮族、汉族人家做农活。
扶贫搬迁项目围绕开发式扶贫的理念展开设计。与搬迁相配套，还设计了一系列经济作物种植项目，以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项目力图实现户均有10亩以上的经济林果面积，另外，还通过举办技术培训班，来提高村民种植经济林果的技术水平。
笔者调查发现，搬迁后安置点瑶族移民的土地面积大大减少：一是由于安置点、百乐二级路的建设占用了土地；二是2003年实施退耕还林，石山区广种薄收的种植方式及山羊饲养等产业所依赖的土地难以为继；三是伶站乡水泥厂的建设又征用了村民大部分旱地。2008年，安置点瑶族移民人均土地面积只有0.1亩。有限的土地面积使他们不能实现粮食自给，87％的农户每年需购买大量的粮食。不过，多数农户仍然继续从事种养业，主要是租用临近九民村壮族的水田、旱地或荒山进行耕种。水田种植水稻，用于满足日常的粮食需要；旱地种植玉米和瓜菜；荒地种植玉米和木薯。玉米、木薯主要用于喂猪。此时的种养业主要是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并不构成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耕地的减少使安置点瑶族移民无法走种养业市场化的道路，新家园的物质支持基础出现了根本性变化，非农化成为搬迁后移民生产方式的重要特点，外出打工成为社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里的瑶族移民，特别是男性几乎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不少年轻人十五六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他们从事的非农产业种类多样，如跑马帮、搞绿化、进厂打工、搞运输和开小卖部等。以那利屯瑶族移民为例，2008年全屯从事非农职业的村民占总人口的72.，3％，其中从事绿化工程的村民最多，占从事非农职业人口总数的71.1％；其次是进厂打工的村民，占7.，5％；再次是种桉树、跑马帮和架高压线的村民，占18.9％；最后还有2.5％的村民从事其他非农职业。
所谓的绿化工程，即指与工程项目配套的地形改造和植物种植。从事绿化过程的当地居民形成了对安置点影响最大的一个民间务工网络。网络的中心人物是平江安置点的瑶族移民WGX。访谈中，他告诉笔者：“我2002年开始带大家搞绿化。当时正在修百乐二级路，有人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找些人来做路边绿化和山坡固化工程。我答应了，就找了些附近村子里的人来做，当时赚了十来万。”从2002年开始，WGX的绿化工程务工网络越来越大。他说：“做这个工程(百乐二级路绿化工程)，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后来他们又帮我介绍其他项目，我就组织人去干。到今年(2008年)，我已经带人去过广西、广东、海南、河南、湖南、湖北等地方。我一般找的都是附近村子的瑶族，主要是男的，每次最少10多人，多的那次有70多人。”WGX与带出去打工的村民关系很好，他说；“我和带出去的人都是同吃同住，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有困难自然要帮忙。如果哪家急着要钱，我会提前预支工资给他们。”因此，WGX在当地瑶族村民中威望极高，被视为造福邻里的有功人士。
跑马帮和种桉树也形成了自己的民间务工网络。跑马帮的主要活动是，用骡子为偏远山区修建电力设备运输所需的建筑材料。马帮网络是伶站影响最大的劳务输出网络，核心人物是九民村壮族人ZSX。那利安置点有骡子的10来户人家都参与过ZSX的马帮工程，种桉树网络规模不大，核心人物是烟田瑶族WXG，带出的务工人员多为WXG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主要是去广西的崇左市、贵港市、南宁市，每天的工资大约为50元。此外，一些不到二十岁的未婚青年则选择进企业打工。这些年轻人多没念完初中就辍学外出务工。他们的工资不高，一般每个月600-700元；他们的工作流动性很大，经常换工作，从这个厂跳到另一个厂；他们不用养家，赚的钱主要是养活自己。 在生产方式非农化的同时，安置点瑶族移民消费方式也出现了非农化的转变。
首先，在市场交换活动中，瑶族移民由原来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变为纯粹的消费者。墟市是与村民们联系最为密切的地方市场网络。在搬迁之前，村民们同时扮演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村民们在当地墟市的市场交换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集散本地的农产品，如瑶族妇女将自家产的蔬菜、水果、牲畜、剩余农产品等拿到市场上去卖，老百姓们在山上挖的药材，打下的多余粮食等也都需要首先卖到伶站街上的收购处，转而销售到更高一级的市场；另一方面工业产品以及日用品主要依靠外来输入，村民们可用出售农产品获得的收入换取这些商品。移民搬迁项目对瑶族移民的市场交换活动影响明显：改变了安置点瑶民的交换结构和市场角色。搬迁后，村民们位于石山区的土地都实施了相应的退耕还林，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大大减少。安置点的种养业产出几乎没有剩余可用于交换，而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肉类、蔬菜等则需要通过市场交换来补充。据笔者调查，在凌云县市场网络中，当地产出的流通商品包括粮食、药材、水果、茶油、木材、石材、山货特产等种类，而安置点的瑶族村民基本上没有参与上述商品的生产过程。相反，他们需要通过每4天一次的墟市、进村零售小贩、村内小卖部等途径换取粮食、农用物资、肉类、烟酒、日常生活物品等，成为地方市场网络中的消费者。
其次，现代消费品在村民家中的普及。搬迁前的村寨，无路、无电，村民们没有享受现代新消费品的基本条件。搬迁后，交通的便利、电力设施的改善、市场网络的发展推动了这些现代消费品的普及，而打工又为拥有这些现代消费品提供了必要的现金支持。如今的瑶族青年，都梦想着能够拥有一辆自己的摩托车。在他们看来，摩托车不仅是富裕的象征，更是时髦的象征。手机也是最近几年在安置点瑶族村民中流行的新事物。据笔者调查，安置点中拥有手机的人主要为在外务工的男性。外形美观、功能繁多、价格便宜的山寨手机在这里大受欢迎。除了通讯联络外，听歌、看视频、拍照等都是这些外出务工男性所喜欢的手机功能。有的男青年甚至每年都会换一部手机。电视机也已成为安置点瑶族移民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外出务工人员挣钱后首先添置的物品。那利、平江安置点的多数瑶民家里都有电视机，每户基本上能收到50到60个电视台的节目，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瑶族人家，还会购买配套的音响设备和CD播放器。电视的日渐普及，极大改变了瑶族移民的日常休闲方式。调查中发现，每家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至少为2-3个小时，有的家庭成员看电视的时间甚至长达7-8个小时。男人们喜欢看新闻、战争片、武打片，女人们喜欢看湖南台的节目，年轻姑娘则喜欢看偶像剧，并向往电视剧中的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
再次，新的消费习惯也在形成。青年男女是促成新消费习惯形成的主力。男青年们非常喜欢打桌球。平江安置点的小卖部就有一张球桌。来这里打球的基本全是那利、平江的瑶族青年，年龄基本上为15岁到28岁之间，最小的8岁。伶站街上也有4家桌球室。打桌球一般论盘计数，每盘5角，也可按小时算。伶站集日的时候，从早上九点一直到晚上六七点，四家桌球店都是人满为患。2007年，网吧开始进入安置点瑶族移民的视野之中，成为安置点男青年们又一个爱去的地方。伶站只有一家网吧(大概有50台左右的电脑)，每到集日都座无虚席。经营者黄老板表示，假如没有打工青年们强烈的上网需求，他的网吧根本建不起来。人们在网吧多是打游戏、聊天、听音乐、看视频。年青女孩也有自己热衷的消费活动。伶站街上有两家照相馆，生意非常兴隆。光顾照相馆的大多是女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穿着民族服装的瑶族姑娘。未婚的小姑娘多是结伴赶街，照相也是集体行动，她们特别喜欢方便快捷的大头贴。女孩们喜欢流行歌曲，会花很长时间在卖cD的摊位前仔细挑选各种流行歌曲的精选碟。安置点未婚的瑶族姑娘几乎都不穿本民族的服装了，她们一般会到凌云县城的服装市场去买衣服，都觉得现代服装比较好看。
三、新家园的空间意义
以“非农化”为物质基础维系的空间使少数民族地方社会与现代化建立起了空间联系。在这种空间联系的基础上，安置点瑶族移民形成了对新家园空间意义的诠释：在家庭层面，体现为由非农化所致的女性留守群体与男性外出群体对家园意义的性别化建构；在地方社会层面，族群交往成为瑶族移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空间意义建构围绕多元的族群互动展开；在国家层面，通过搬迁扶贫，新家园被塑造成清晰化的空间，被纳入国家的治理范围之中。对新家园空间意义的建构，既体现出安置点瑶族移民空间观念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也反映了外部世界已经成为新家园空间意义建构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力。
(一)人口流动与性别化的空间意义
性别的分化通过赋予空间以不同意义来维系。围绕“非农化”，男女之间留守或是外出的空间分工带来了男性和女性对新家园的不同意义建构。在安置点，女性的空间意义主要建构在与家庭有关的一系列领域中，这些领域在与背陇瑶的文化传统中就被认为是女性所专属的空间。笔者调查发现，与当地的壮族和汉族相比，瑶族女性出外打工的很少。据伶站乡政府统计，2007年瑶族女性外出打工的比例仅占打工妇女总人数的6％，远远低于壮族78％和汉族16％的比例。在安置点只有3位瑶族女性外出打工，而且全部是未婚年轻女性。
家园以外的地方被认为充满了危险性，家庭才是安全、稳固的领域。在调查中，不少村民都谈到了在外打工的各种艰辛。架高压线、跑马帮等工作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因意外而导致伤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在企业打工普遍需要一定的技术，要花费一定的脑力，而且还要适应枯燥无味的流水线作业，忍受较为简陋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以及一些心存不良的老板或工头的欺压等。为了降低在外打工的各种风险，瑶族移民多愿意通过本地劳务输出的民间网络出去，以集体的方式来提高自己在外面的适应力，这些网络多以地方威望高，村民熟悉信任之人为网络核心。大家认为这样可不必担心出去后受骗，拿不到工资；一同出去工作的都是自己村子或附近熟悉的人-也便于相互照应。同时，这些工作的工期一般不会很长，长则半年多，最多一年，短则一个月，人们逢年过节可以回家，还可兼顾农活。年龄30岁以上的村民们普遍偏好以这种方式外出打工。
当地村民普遍认为女性，尤其是一些文化素质不高的相对年长一些的妇女，不合适外出打工。瑶族女性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有些瑶族女性在出外打工之前根本不会讲普通话，无法与外地人沟通。到了外地，待了好长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办法流畅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一位试图跟着儿子儿媳出门打工的中年妇女告诉笔者；“去年，我和儿子儿媳去广东打工。第三天我就和他们走丢了。当时，我真是太着急了，我不会说别人的话，我不记得我住在哪里，也不懂坐公车，因为我不认得那些数字，不知道要坐哪辆才好。我只好站在原地等他们。还好，最后他们还是找到了我。过了两天，我就回来了，再也不想出去了。”所以，在当地人看来，妇女最好留守在家中，照顾家庭，饲养牲畜、耕种田地。这些工作虽然也很繁重，但至少技术难度低，内容稳 定，时间安排自由，而且没有什么外来的压力。
妇女们每天重复的劳动构成了安置点最重要的空间内容，笔者做调查的七、八月正好是当地的“三夏”农忙季节，当地人正忙着收苞谷、插秧，白天村子里基本上没有人，田间地头到处都是妇女忙碌的身影，她们早上6点多起床，劈柴、生火、煮饭。9点多早饭之后，开始打猪菜，放牛和打柴。之后，到田里面干活儿，一直干到天黑才回家。她们每天只吃早晚两餐，回到家之后还要为家里人煮晚饭，忙碌到晚上10点多才能休息。
在男性看来，已婚者多数把外出打工视为养家的不得已的一种选择，未婚者则将外出务工作为接触外部世界的一个机会。两者都将自己视为到外面“讨活路”的暂时外出者，是始终要回到家里的人。已婚男性在外辛苦打工，为的是供养家人、改善家庭生活；未婚男性在外经历世界之后，最后多数要回到家乡娶妻生子，然后再出门打工养家。很多受访者向笔者表示，在外打工会有远离家乡的疏远感和寂寞感，对自由自在、和谐稳定的家庭生活十分想念。在打完工回到家的日子里，男人们总是全身心地放松，斗鸟、抽烟、喝酒、摸牌、打麻将、打桌球、闲逛和聊天等是他们休息时热衷的休闲活动。
留守或者外出，男性与女性两种不同的经历，造成了他们对新家园不同的意义建构。对于女人来说，新家园是由居住在这片地方的人、与自己家庭相关的人、每天的吃穿住行、维系家庭生计的一切劳动等内容构成的。家园对她们来说，是如此的贴近。对往来于新家园和外部世界的男性打工者来说，新家园既是具体化的，也是客体化的，一方面它是自由自在生活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外出工作的终极目的，他们是新家园的主要物质支持者。在这一性别化的空间观念中，尽管女性的劳动已经不是维系新家园最关键的物质基础，但却是人们建构家园空间意义的最基本的核心。
(二)多族群互动的空间意义
族群之间的差别往往通过其特定的居住空间及空间内部关系表现出来，而族群在空间上的分离也维系了族群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模式。在搬迁之前，背陇瑶的空间特点和空间关系极为容易识别。在凌云县，汉族、壮族、背陇瑶有各自的居住空间：壮族居住在平原；汉族居住在土山，他们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而且村落密集、人口众多；背陇瑶族则住在自然环境最恶劣的石山区，生活贫困、居住分散、土地贫瘠，且村落封闭，不通水、不通电、不通路。背陇瑶与周边汉族、壮族的族群交流较少，主要是表现为经济方面，如墟市中的市场交换、生产中的租种土地等。搬迁后，从山上到山下的空间转移，使瑶族移民自成一体的封闭空间被打破，新家园不再是背陇瑶独占的空间，其空间意义的建构有赖于他们与周边汉、壮族之间频繁的族群互动。
一是经济方面的族群互动随着瑶族与汉壮两族空间上的临近而更加频繁。伶站墟市可以说是几个民族经济来往最密切与集中的地方，作为市场网络消费者的瑶族移民，日常生活极为依赖于墟市的交换。每到赶墟天，平时冷清的伶站市场上就出现人来客往、摩肩接踵的场面，买卖者络绎不绝。由于安置点土地减少，瑶族移民与邻近九民村之间土地租赁往来相对更为频繁，租地的规矩一般是一亩地一季交两百元钱或者粮食收获按三七分成，壮族人得三分，瑶族人得七分。有的瑶族还租种了壮族人的坡地，租种坡地的人可以在坡地上种包谷或者山薯，三年免租，归还土地的时候需要帮出租者种上杉木。他们之间的土地租种关系不用签书面协议，定一个口头协议即可。除租种土地外，瑶族移民还加入了九民村的马帮网络。马帮中有十多人是那利屯的瑶族移民，他们跟着壮族人搞马帮运输，也未感到多大的不同。
二是搬迁还使瑶族与其他民族成为居住在同一个空间内的居民，形成了族际之间的邻里关系。安置点的村民们有着共同的生产活动，闲时在村中小卖部一起打牌聊天，不同民族的居民彼此还时常相互串门。特别是不同民族的年轻人，一般都是要好的朋友，有的汉族青年甚至能说瑶族话。当然，不同民族作为邻里，同样也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现象，突出表现在对公共卫生的看法上。瑶族移民由于以前住在大石山区，缺乏公共卫生概念，造成了其随手丢垃圾，随地泼脏水，到处放家禽牲畜的习惯。当地汉族一般比较重视公共卫生，所以对此较为反感，由此也造成了一些邻里的摩擦。
三是在婚姻关系方面，族际互动频繁的重要表现是族际通婚的出现。传统上背陇瑶是族内通婚的民族，搬迁以后开始出现族际通婚现象。据笔者调查，安置点有2位男青年在打工的时候娶了外地的姑娘，有大约10％的瑶族姑娘嫁给其他民族，有的姑娘甚至嫁往外地。
此外，新的拟制亲属关系也在族群交往中出现。比如，壮瑶之间的同姓可以联宗。那利屯的瑶族村民ZCX家，通过认宗的方式与九民村马帮网络的核心人物ZSX建立了亲戚关系。他自称与ZSX“三百年前是一家”。ZCX家里没有骡子，也不会管骡子，但他一直参与ZCX的马帮网络，主要负责煮饭，同时也是那利屯马帮网络参与者的核心人物。他与ZSX家之间往来频繁，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邀请对方过去吃饭。
(三)纳入国家有效治理的空间意义
背陇瑶在搬迁之前，长期与山下隔离，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社会，国家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管理。在调查中，伶站乡政府工作人员多次向笔者描述了搬迁之前他们经常要翻山越岭去做背陇瑶工作的有关情况。由于背陇瑶在石山区分散居住，因此很难统计其人口数量，更不用说落实计划生育、义务教育、扶贫开发等国家政策。搬迁扶贫使瑶族移民的村落成为清晰化、可识别的空间，为国家对新家园实现有效的层级管理带来了便利，
集中、统一的搬迁安置点规划，使得原本分散居住在偏远石山区的瑶族移民的房屋数量、家户、人口等一切数据清晰可见，重新布局后的社区相对以前变得密集而整齐。清晰化的空间大大提高了扶贫项目的效果，安置点的交通、通讯、电力、人畜饮水、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国家的其他一系列政策的落实，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退耕还林、粮食补贴等都可在集中规划的基础上通过登记造册，按实际家户与人口数实行。
清晰化的空间也为村落的基层治理带来了便利。搬迁之前，由于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有关村民自治的一系列活动实际上难以开展。搬迁后，乡镇干部到村中的走访频率大大增加，其他各种扶贫项目随之被安排到安置点。村干部、党员、村民之间的互动增加了，村民若有事需要村干部帮忙，也能够很容易找到他们。那利屯村长家成为乡镇干部、村干部和村民们议事、交流、培训的重要场所。村长告诉笔者，搬到山下后找人开会方便多了。村庄的决策一般先由小组长、党员集体讨论，然后再由各个小组长到小卖部或是挨家挨户通知给大家。
同时，国家还在清晰化的空间中成功贯彻了自己的发展理念。这种发展理念，一方面表现在重新规划瑶族移民与市场的空间关系上，其目的在于改变背陇瑶原来的自然经济，通过市场化来提高其收入水平，这是扶贫开发的关键目标；另一方面则是重新规划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人口与资源环境空间关系的失衡被认为是导致背陇瑶贫困的根本成因。通过搬迁，把人口迁出资源环境脆弱的地区，实现资源、人口和环境的良性循环，提高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构造清晰化的空间，成为国家塑造符合现代化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其结果是背陇瑶移民成功地被纳入这种发展话语中，同时这种发展话语也巩固维系了新家园在国家层级治理中的角色和位置。
四、结语
列斐伏尔曾用社会空间理论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过程。所以，占有并生产出一种新的空间是资本主义成功的主要手段之一，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并将空间整合到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中而得以维持和延续。空间的再生产解决了资本主义内部的许多矛盾，所以，空间就不限于是地理学的想象，而是资本主义得以延续和生存的主要工具。列斐伏尔的上述观点可以用来类比发展话语的空间扩张过程。在本文的个案中，发展话语以搬迁扶贫为载体，通过将原来地处大石山区封闭的背陇瑶村寨纳入发展话语的体系中，从而实现其自身的扩张。由此，安置点移民建构新家园的历程既可视为发展话语空间拓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地方社会与现代化建立起空间联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家园在空间特点上呈现出从分散到聚集、从封闭到开放、从一元到多元等方面的变化。
在上述空间特点变化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是自成一体的背陇瑶空间在新家园的建构过程中消失了，新家园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它的存在与发展有赖于外部世界的物质支持，更依靠外部世界来建构自己的空间意义。与外部世界紧密相关的新家园的出现，体现了其空间及其所含空间关系的附属性：这种空间在诸多方面的发展已经不完全由瑶族移民来控制，而是通过瑶族移民在日常生活中与规划者、市场、城市、国家、其他族群等利益相关群体的空间关系来实现。如前所述，非农化的生计方式使得新家园的物质基础有赖于外出打工；消费则将瑶族移民牢牢地与市场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家庭中外出的男性成为家园主要物质支持者，而留守的女性则成为了新家园的精神支柱；在地方社会中，新家园实际上存在于瑶族与其他各种族群的互动中；在国家与社会层面，新家园则被清晰化为国家层级治理社会中的一个部分。
在诸多的利益相关群体中，瑶族移民显然不处于主导地位，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空间关系生产中整合自己的民间资源和力量，尽可能参与各类空间关系的生产。这种空间附属性因而同时也意味着脆弱性，瑶族移民正面临着如何有效维系新家园的巨大挑战。
本文的研究个案为从社会文化维度思考扶贫开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新家园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空间的附属性和脆弱性将会影响安置点移民对新家园的认同。当新家园的持续发展不由移民自己决定的时候，他们如何将新家园真正建构为自己的家园?该个案也为扶贫搬迁项目规划提出了一个需要思考的深层次问题，即除了提高移民收入水平之外，规划者为移民营造的应该是怎样的新家园?
[责任编辑 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