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柏林墙倒塌了。柏林墙是冷战的产物。墙不仅仅是东德政府修建的，它也是被东德政府自己推倒的。这堵墙倒塌的关键在于东德社会对其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在墙被推倒之前，东德政府并不是不想改革。尽管很多改革措施开始到位，但为时已晚，社会已经对政府失去了起码的信任。
柏林墙倒塌後，无论是西方的学界还是政界都相信，中国也会很快步东欧共产主义的後尘。但很显然，这并没有发生。相反，自柏林墙倒塌之後，中国走出了一条和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全然不同的道路。这自然要归功于邓小平当时的政治判断。
邓小平相信，在东欧和苏联，表面上是社会力量推翻了那里的执政党，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执政党自身，在于执政党的不作为，自己推翻了自己。中国如果要避免走苏东道路，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内部的改革使得执政党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而经济发展为执政党提供了充足的新的合法性资源。与此同时，通过开放，中国也和国际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到今天，中国的开放程度不仅远远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也高于一些发达国家。
但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人们突然发现中国也正在出现了一道又一道并且是日益厚重的墙。这一道道墙当然不是由钢筋水泥砌成的，而是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这些墙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资本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等等，不一而足。
墙的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阻碍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使得任何改革越来越困难。政府任何一个改革举措，无论是经济改革，或是社会改革，或是教育改革，都不会引起社会的热情。随之而来的大多是猜疑、冷嘲热讽，甚至抵制。
改革本来就是要给人予希望的，尤其是普通人民的希望。但经验则不然。现在每一次改革都增加了人民对前景的忧虑感。社会希望通过改革而被赋权，但实际上改革成为了对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权利的剥夺。很多人感觉，改革越多，基本的生存权就越成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工作难找和找不到工作(工作权被剥夺)；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子(居住权被剥夺)；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
无论是住房和教育，形形色色的改革都在向权钱阶层倾斜。如果每一次改革中获利的都是权势阶层，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信任改革呢?
目前，呼吁一个毛泽东式的民族英雄已经成为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共识了。
如果不能出现这样一个伟人，那么社会只能求助于自己了。那就是社会的暴力化。如果把一个国家分解成为权力、资本和社会，那么在任何体制下，社会是最弱的部分。权力可以保护自己，资本也可以保护自己，但社会无力保护自己。
社会为什么需要被保护?很简单，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农民造反就体现了这种情况。
要推倒一堵钢筋水泥墙需要的是简单的体力，但要推倒一堵堵“社会墙”则要困难得多。但这些墙的存在必然对执政党的长治久安、政治秩序和社会和谐产生消极和负面的影响。对这一点，中国的领导层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从“三个代表”到“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和贴近生活)到“民本主义”，这些政策话语的主题都是要拆掉政府、资本和社会之间一堵堵墙。但现实是，在既得利益的主宰下，这些墙似乎越筑越高，越筑越厚。很显然，如果自己不能主动拆墙，那么社会一旦愤怒，这一堵堵墙终究将会被推倒。
(摘编自《保卫社会》郑永年著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