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总体性；生产方式；认知测绘；全球化 [摘要]詹姆逊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以反元叙事著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展开总体性分析，这使他在国际学界备受争议。本文紧扣理论思维和实践政治两大维度，从“为总体性正名”、“马克思主义诠释学”、“认知测绘美学”、“全球化及其抵抗策略”四个方面，对詹姆逊重建总体性的文化批判理论进行批判解读。詹姆逊在总体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并有所发展，但他对“主体”等哲学范畴的理解，多少偏离马克思主义而近于后现代主义；这使他的文化批判理论最终陷入了悲观主义迷局。
[中图分类号]B7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2－0059－06
詹姆逊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之一，长期致力于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上层建筑”模式出发，运用他所谓马克思主义诠释学，批判解读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一方面，他通过揭示文化文本中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法，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进行解神秘化、去合法化，再现文本背后作为缺场原因的阶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后工业社会，文化生产与经济生产场域交叠，使文化从根本上干预和改造经济成为可能，试图借助他所谓认知测绘美学，全面揭示各种弱势、边缘群体所遭受的种种“束缚”机制，发展一种可以同时处理阶级、性别、种族等不同社会问题的联盟政治。然而，现实中的各种弱势、边缘群体往往各自为阵，甚至相互攻讦，使联盟政治还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于是，詹姆逊转而寄希望于全球化造就新的资产阶级掘墓人。
詹姆逊的文化批判理论总体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文化分期和后现代主义研究等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有所发展，但同时他又对生产方式和全球化等关键概念做了过于狭隘的理解，尤其是未能把握到实践唯物主义的主体性意蕴，使其文化批判理论最终陷入了悲观主义迷局。
一、为总体性正名
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坚持总体性分析，使“重建总体性”成为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辩证的总体观”曾被看作“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因为“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詹姆逊更相信总体性观念为改造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如果“没有社会总体性这个概念(以及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就不可能有正当的社会主义政治”。“政治斗争将注定不是沦为改良主义(仅仅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个孤立方面)，就是再度生产出压迫性的力量(例如存在于现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和科层体制)”。然而，由于现实社会的总体性“实验”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灾难，总体性观念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越重要，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就越危险。利奥塔甚至在《后现代状况》中号召人们“向总体性宣战”，他说：“我们为缅怀总体和单一，为了概念和感觉的一致，为了明晰与可交流经验的一致，已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在争取宽松与和缓这一普遍吁求下，我们可以听到那回归恐怖、实现控制现实之狂想的欲望的低语。对此的回答是：让我们向总体性开战；让我们成为那不可表征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激发差异，并维护差异之荣名。”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普遍拒斥总体性，维护差异性。
针对后现代主义者对总体性观念的本能憎恶，詹姆逊指出，这不过是在贩卖美国冷战时期最陈旧的意识形态口号――总体性观念是极权主义思想，是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通往斯大林的布拉格的一条直线。但是，“把总体性的哲学概念与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令人悲哀地等同起来，本身就是阿尔都塞称作‘表现性因果律’的一个特别成熟的例子，也即两个半自治性(或现已完全自治的)层面的互相倒塌”。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分析一切部分和现象(例如“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时，都要追溯到单一的精神本源，把这个本源(例如“总体性的哲学概念”)看作是因，把现象看作是果。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倒果为因的黑格尔式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不相容的。后现代主义者为意识形态话语所惑，才会将实践中人的问题归结为理论概念问题，将“人压迫人”错解为“概念压迫人”，从而否定通过任何总体性观念把握和规划现实的可能性。这样，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究竟有没有公认的成功的总体性观念?詹姆逊以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范畴为例给出了肯定答案。他说：“认为利润动机和资本积累逻辑不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的人，认为所有这些并不为社会变化和社会改造设置绝对障碍的人――这种人生活在另一个宇宙之中。”尽管资本这类范畴存身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知识领域，只能由一种结构上的空悬位置所组成，在结构的空间中体现，但“那不等于说，我们不能以抽象或‘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世界及其整体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提供了一种抽象的思维方法，让我们可以认识世界，可以透过理念的架构来掌握世界”。
詹姆逊为总体性的辩护可谓机智，不过，他终究未能从哲学高度正面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实际上，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总体性观念。第一种总体性观念带有神学目的论色彩，如在黑格尔那里，“有限事物外观上的自立性，在他看来是幻觉；他主张，除全体而外任何东西都不是根本完全实在的”，都只是绝对精神在不同层次的显现。第二种总体性观念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如在马克思看来，“一种东西为许多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而是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展现人类实践的丰富内容。黑格尔式客观唯心主义的总体性观念“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因而必然导致认识论上的主观主义独断论，后现代主义者对其加以拒斥是可以理解和支持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观念，实质是肯定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即人虽受制于社会存在，却能通过实践不断累积对环境和自身的总体性认识，改造世界达至自由和谐，摆脱异化生存状态。就此而言，总体性与差异性绝非势不两立，二者分别强调了人类实践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因素和客体的必然性因素。马克思主义者高举总体性旗帜，首先是号召人们发挥主体性作用改造世界，同时也包含着对差异性的理解和尊重，最终落实和表现为每个人自由个性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诠释学
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怀疑”，詹姆逊为总体性正名，归根到底是为马克思主义正名。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诠释学”，是“唯一一种包罗万象的意义?译转换的技巧或机制……它总是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能及”。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开门见山地表示：“本书将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 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他的意思是说，虽然流行的弗洛依德等人的理论也可视作各种类型的诠释学，但它们即使各有所长，其核心范畴都需要且能够通过马克思主义视角获得进一步诠释。
具体说来，詹姆逊把当代各种理论当作各种不同的符码，意谓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语言。正如《圣经》中巴比伦塔的故事一样，上帝用完全不同的语言来惩罚人类，到了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涌现了大批自说自话的理论话语，不同的符码使人们分开了。这些理论话语都有自己的核心范畴或标志性用语，也就是所谓主导符码――譬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或“语言交流”、某些弗洛依德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义的“焦虑”和“自由”、现象学的“暂时性”、荣格或神话批评的“集体无意识”等等。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有自己的主导符码，即“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类型，而社会类型给其他各种诠释学的一切观念打上烙印。例如，弗洛依德学说对于文本的分析，往往最终是回到家庭，而没有继续考察制约家庭的社会，这样，家庭就成了它自身的隐藏的封闭线，而“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诠释学对于其他流行理论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否认这些理论的研究成果，而是深化它们，使这些自称完整自治的诠释学系统之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
实际上，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主张将一切文化文本都视为某种意识形态，也即主体对自身真实状况的想象性表达，进而认为这种表达必然受到仿佛无意识一样的阶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影响。马克思主义诠释学致力于打通叙事形式和历史内容之间的隔阂，通过“查找那种未受干扰的叙事的踪迹”，“把这个基本历史的被压抑和被淹没的现实重现于文本表面”。这里，詹姆逊似乎对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做了过于狭隘的理解。诚然，马克思通过考察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划分标准，将极具多样性的生产方式概括为六大类型(原始社会、亚细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由于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最终决定一个时代普遍的人类生活方式。但是，这种“决定”只具有社会学层面的概率统计意义，且主要是从生产者的阶级性(而非全部主体性)着眼。在每一文化文本的具体生产过程中，阶级性都只作为主体性的一个方面起作用。正如个别不等于一般，六大类型生产方式也不等于生产方式本身。人类生产方式的确切含义是在与动物活动相比较中呈现出来的，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意味着，一切人类生产活动都是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首先是一定生产主体发挥其创造性的过程。詹姆逊过于强调六大类型生产方式对文化文本的决定性影响，便相对忽视了文化生产过程中的具体主体性作用；这使他的文化批判理论呈现历史决定论色彩，暗合后现代主义的悲观主义论调，不自觉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刚健有为的传统。
三、认知测绘美学
虽然在客观上多少消极地解读了马克思主义，从主观上看，詹姆逊仍不失为一位勇敢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政治革命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手段，但并不是永远可能的；如果不具备政治革命的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发挥另一种作用，就是去从事审美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揭示各种阻碍历史进步的东西，促使一种解放的阶级意识的诞生。由此，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转向了实践维度，突出了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和阶级意识的作用。问题是，自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问世以来，世界各国的社会结构日新月异，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技术专业化和企业科层制，涌现了大批中产阶层，使无产阶级很难成为有现实意义的总体，诸如种族和性别等问题浮出水面，传统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濒于瓦解，在这种现实情境下，谈论阶级政治是否已经不合时宜?对此，詹姆逊的回答是：“‘阶级’既是一种依然存在的社会现实，也是社会意识的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它给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各种图画。作为一种对立现象(在每种生产方式中，只存在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它能够吸收并折射性别的对立和意义；同时，它本身又隐藏于残存的旧阶级意象和阶级态度之中。……以为阶级范畴多少有些过时和多少有些斯大林主义色彩而放弃这一极其丰富和事实上尚未涉及到的分析领域，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大错误。”
为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坚持阶级分析，詹姆逊提出了认知测绘理论。这一理论直接受益于两部作品的启示，一部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另一部是美国城市设计学家凯文?林契的《城市的意象》。由于林契探讨的城市空间的精神地图可以外推到以各种篡改了的形式存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关于晚期资本主义跨国空间的精神地图，这就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心理学和地理学方法。詹姆逊据此构想了一种认知测绘美学，试图把林契的空间分析外推到社会结构领域，即从我们的具体处境，外推到全球规模的总体阶级关系上来。可见，“‘认知测绘’实际上只不过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它的意义仅在于提出需要一种新的和到目前为止还未想象到的阶级意识，同时它也反映了后现代中所暗含的那种新的空间性发展”。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当代多民族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活力偏离中心在文化上的一个投影”。这一时期的新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造成了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的巨大改变，使得人们很难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定位。后现代空间的同质、破碎、无方位性等特征为美学的批判和教化功能，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政治都带来了历史性困境。詹姆逊所谓认知测绘美学，就是试图帮助人们将后现代空间的零散体验聚合起来，从整体上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厘定政治和历史方向，指导批判或革命行动。更确切地说，詹姆逊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继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以期激发人们的阶级意识，反抗资本主义体制。
在理论上完成了对世界的测绘后，詹姆逊更希望借此发明激进的政治策略。他看到了当今的无产阶级状况，又广泛注意到各类边缘、弱势群体的现实需要，于是主张在各种反资本主义群体中建立联盟政治。姑且不说各自为战的各类边缘、弱势群体何以可能结成联盟，就像凯尔纳和贝斯特质疑的那样：“不管詹姆逊持何种观点，他都未能证实：在战后的后工业状况下，‘工人阶级’的复杂化和片断化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及政治的构成成分。任何对他观点的进一步澄清，都应当说明： 我们怎样才能期待‘工人阶级’再次成为一个统一的主体(假如它真的曾经是一个统一的主体的话)?以及为什么它仍然应当处在政治斗争的中心位置?”
四、全球化及其抵抗策略
由于认知测绘美学破解后现代主义文化困境失利，未能在西方发达国家找到改造世界的现实主体，詹姆逊遂将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寄希望于全球化造就新的资产阶级掘墓人。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理论(也伴随着‘狂热’)比全球化理论早几年出现。我们确实有理由认为这两个现象根本上是完全相同的一件事。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其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层面就是后现代化”。按照这种“基础一上层建筑”思路，从经济结构方面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技术条件下所作的新一轮合理化调配。这个进程必然带有很强的选择性，势必引起区域性差异和发展不均衡性等问题。它也会在民族国家内部，按国际分工的需要制造出新的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从上层建筑方面说，“眼前这个既源于美国又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后现代文化现象，乃是另一股处于文化以外的新潮流在文化范畴里(上层建筑里)的内向表现。它追随着美国霸权主义的脚步，在文化的背后，尽是血腥、杀戮与死亡：一个弱肉强食的恐怖世界”。
詹姆逊文化批判理论的锋芒所向，最终指向了美国霸权主义。然而，他又一再强调这种新型霸权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三期发展步调一致，使得传统的种种抵抗策略皆归于无效。譬如，卢德派是以暴力形式抗拒技术的历史象征，但今天的卢德派如果也想捣毁机器，面对汇聚一切的电子洪流，他们根本无从下手。何况，我们已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计算机，或没有汽车、飞机的社会。又如，某种民族主义的激情或许可作为对抗全球化的动力，但是其有效性往往因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和纵横交错的国际关系大打折扣。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如果说他的抗争以任何方式与保卫社会主义相联系，伊拉克的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扎菲都曾在最后一刻召唤伊斯兰精神，但这仿佛是连他们自己也未必相信的神话，对他人的说服力可想而知。真正的策略或许在于一种抵抗资本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大联合，用詹姆逊的话说，“各地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展示了无数在现实政治运动中锤炼新的团结形式的范本。这些新的集体绝不听凭新技术的摆布：通过电子传播信息已经成为反抗全球化(例如，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与示威)的政治运动的新方式的核心。目前，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些计划与抗议(不管它们为何种类型以何种方式――歪曲或无意识地――表达了对即将来临的集体生活的渴望)称作‘乌托邦’，并且，要对全球化作出真正的能够稳步推进的并具有创新性的政治回应，社会集体性必然是关键与核心”。兜了一个圈子以后，詹姆逊似乎又回到了认知测绘美学所倡导的联盟政治，只不过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更大形式的联盟政治。这种联盟政治是否实际可行?是否会迎来一种新型的国际无产阶级?詹姆逊殊无把握，甚至悲观地认定“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根据曼德尔的资本主义分期理论，詹姆逊判定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第三阶段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这种见解固然有其深刻之处，却不是不可以商榷的。无论詹姆逊曾经如何理解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他固执地断言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意义“就是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他实际上将资本主义与现代工业文明、城市化文明等同起来，置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于度外，完全否定了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可能性。在这种历史决定论的囹圄之中，他也就很难想到：譬如，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场往外看，全球化也可以说是开辟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纪元。詹姆逊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狭隘理解，其哲学根源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主体性意蕴把握不确。看不到或不够重视人类实践中具体的主体性力量，自然不可能在历史研究和文化批判中得出积极的建设性结论。
综上所述，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并不纯粹，已经融入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消极影响。但他在后工业社会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矛盾的总体性研究，无疑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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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孔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