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胡西园（1897年～1981年），浙江宁波镇海人。实业家、发明家、工程师。他制造出中国第一个自制灯泡，创办中国第一家灯泡厂，被誉为“中国灯泡之父”、“中国电光源之父”和“中国照明电器工业的开拓者”。解放前他曾担任市电器行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后，任民建中央常务理事、杨浦区政协委员。
1882年7月26日，上海的傍晚有些不同。成百上千的市民，包括达官?人，聚集在外滩，等待一个重要的时刻。
入夜，上海电气公司开始供电，外滩、南京路和百老汇路（现大名路）3条主干道的35盏弧光灯照亮了漆黑的夜上海，民众纷纷往前簇拥呼喊：“电灯！电灯！”
这是中国最早亮相的电灯之一，被沪上文人誉为“赛明月”，有用惯油灯的市民，伸出长长的旱烟杆，想在这洋把戏上点烟，惹得洋人哈哈大笑――上海当地官员遂将错就错，发出告示：“电灯有患，如有不测，焚屋伤人，无法可救。”
多年以后的《新民晚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租界大放光明，着实让上海人心向往之。这其中就有一位在上海的宁波人，每每伫立于商店闪闪发亮的炭丝灯泡前发呆。1919年，这位名叫胡西园的年轻人行将大学毕业，是年的五四运动让儿时的好奇增添了一份民族情愫――他决定将制造电灯泡作为自己的事业。
中国第一个自制灯泡
清末，滨江临海的镇海，一户胡姓的人家，出世了一位男孩，那天是1897年10月12日。父母见这孩子生得天庭饱满，预示着睿智，遂起名修籍，然旧时以字行，便起了“西园”。有文说：胡西园“幼时聪颖好学”，有次，在上海见橱窗用电灯照明，伫立凝视，寻思着电灯何以不用油、不点火就能发光，觉得神奇。那年头，多数人家使用的都是煤油灯，电灯这玩意，确实新奇。胡西园上学以后才明白，白炽电灯系爱迪生于1879年发明，后为各国所采用。16岁那年，就读浙江镇海县立中学的胡西园，假暑期来沪，住在亲戚于某家。于某是大纯纱厂经理，胡西园就常常到厂里去玩。他喜欢摆弄电阻电压，试验电灯泡亮度，不巧，爆断了总保险丝，导致全厂停电。惊魂之际，中断了他的实验。可是，他对电器的兴趣丝毫未减。中学毕业后，胡西园选择浙江工业学校就读。
据1935年出版的《现代实业家》胡西园条目记载：“在校时，曾攻读理科学术，颇有心得，旋弃学就商，营五金业于沪上，继复设厂制造机器，民国十年，胡西园鉴于国内造船事业之不发达，遂创设恒昌造船厂，以应沿海各区商用小轮船之需要”。这段文字可看出胡西园没有毕业就从事工商业，先后开设五金号、机器厂。民国十年即1921年，他又开设了恒昌造船厂。据说他还经营过棉纱。
早年，国内曾有人尝试设厂制造灯泡，但都由于种种原因而停歇。当时的灯泡市场完全被外国人所垄断，美国的“奇异”、法国的“亚司令”、日本的杂牌灯泡。具备专业知识的胡西园把大部分业余时间投入到电灯泡研制中。他与留日的钟训贤和留德的工程师周志廉共同探索，根据国内外杂志上零星介绍制造灯泡的工艺，边试验边摸索，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如灯泡漏气、断丝、裂管、爆炸，终于在1921年4月4日成功地制造出我国第一个自制的长丝白炽泡。
农村包围城市
1920年代的上海，《申报》与《新闻报》发行量之和迅速地超过20万，胡西园从两大报上读到了一大批实业家的创业故事。那时，中国的民营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随着中国人自制的第一只电灯泡在胡西园简陋的实验室里亮了起来，1921年初夏，他变卖了一部分家产，筹集到3万元作为原始资本，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242号开始了电灯泡的生产。创业的头一年半几乎是一次烧钱行动，除了祖传房屋，胡西园的其他动产、不动产，悉数变卖。胡西园的选择，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好在1922年11月，胡西园结识了开设小型电灯泡厂的德国人奥普，他托掮客出售了陈旧设备，又通过担保从银行借款，在接盘奥普的机器设备后，电灯泡的质量终于得到改善。
电灯泡品牌的命名过程反映了创业者矛盾的心理。其时，德国“亚司令”与荷兰“飞利浦”为最受欢迎的品牌，胡西园曾尝试以“神州”、“国光”作为厂名，均无法打开市场，于是决定取“亚司令”之“亚”与“飞利浦”之“浦”，合为“亚浦耳”则寓意自己将来要执电灯泡工业之牛“耳”。“拼一个带洋气的牌子，冀望用影戤外文谐音的手段达到推广国货的目的。”胡西园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亚浦耳闯出一条路后，中国接连出现了克来膀、华尔登、兰奇司、奇特爱皮西等十余家仿外国牌号的灯泡厂，但几无成功者。胡西园认为，要使国货发展，招牌不过是最初的吸引力，物美价廉才是第一。
当然，在1922年，亚浦耳自己也正面临着困境。
与其说是上海十里洋场的消费者不接受亚浦耳，不如说是大电料行根本不打算卖亚浦耳：“大英货”、德国货质量有保证，日本货质劣但价廉，国货可有竞争力乎？
胡西园只好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向江浙包括安庆、九江等已使用电灯的中小城市进军。他发现，从各地亚浦耳灯泡销量看，镇江不如扬州，无锡不如湖州，苏州甚至不如上海郊区――胡西园总结说，越接近通商大埠，消费者“中洋毒越深”。好在一路风尘终有收获，加之国货运动渐起，亚浦耳迎来转机。
1925年，五卅运动激起了国人爱用国货的热忱，亚浦耳亦销量骤增。
亚浦耳的广告
随着工厂的发展，胡西园逐步意识到宣传的重要性。那么，亚浦耳是如何做广告的呢？
在亚浦耳逐渐站稳脚跟之时，我国民族工业也迅速崛起，“爱用国货”的意识开始在民众之中广为传播，亚浦耳此时的广告则以提倡国货为中心，攻击舶来品。在亚浦耳广告中，最常用的是“中国人请用中国货”和“中国首创、省电耐用”，不过分渲染，力戒夸张，显示出国货的真诚朴素。
在20世纪初，产品广告流行虚伪夸张之风，亚浦耳真诚实在的广告，让消费者感受到其产品的真实可信，反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亚浦耳，胡西园专门设立了广告部，部门内有设计、绘图、撰文、编排、发布五个方面的分工。在报刊、电影院、戏院、轮船码头、火车路牌等，都有亚浦耳的广告。对于电灯泡这样一个日用消耗品，这样的宣传力度是相当必要的。
当然，除了广告宣传，胡西园也像今天的企业家一样，通过举办一些活动，扩大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例如，在每年的儿童节，亚浦耳必邀请数以千计的小学生到厂里参观，每个学生赠送一包食品和一只电灯泡，还附上意见书，让小学生带回家里使用，并提意见。胡西园的想法是，在宣传亚浦耳的同时，让孩子从小就建立“爱用国货”的观念，一举双得。
那一次“山寨”行动
亚浦耳的出现，打破了国外企业长期垄断中国电灯市场的局面，自然引起了外企的不满。因此，亚浦耳自诞生起，与外企的较量就从未间断过，终究以亚浦耳胜利居多。其间，有许多斗智斗勇的故事。
最有意思、最大的一场胜利，当属1935年的“日光(Sun Light)”灯泡“双胞”战。以今天的流行语概述之，那几乎是一次“山寨行动”的胜利。
那一年年底，美国老牌灯泡大厂奇异灯泡厂看到中国民族灯泡厂，特别是亚浦耳的崛起，甚为担忧不满，决定策划一场大阴谋，将中国民族灯泡厂置于死地。
他们生产出一批叫“日光牌(Sun Light)”的电灯泡，每只批发价仅为银元1角(当时同类电灯泡的售价为银元两角多)，并对经销商给予6个月的放款期，打算趁中国厂商不注意，向中国市场抛售。奇异厂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意欲用价格战打垮中国的灯泡厂。
胡西园得到了这个消息，并探听到对方已经积存了三五十万只“日光牌”灯泡，立刻与同业公会的几位核心人物商议应对之策。
他了解到奇异厂并没有注册“日光”商标，一个计谋便在胸中谋划起来。
当年12月23日，中国各大城市重要报刊突然登出大幅广告，广告称日光牌电灯泡，每只售价银元5分，批发处在上海小东门新组织的某电料行，见报即有货可批售。
原本已与奇异厂秘密商量好价格的电料商大为疑惑，不明白这批“日光”的价格怎会与之前商量的少了一半。他们纷纷拍电报到奇异厂询问此事。然而，胡西园早已算好了时间，12月23日正是周六，这日的下午以及第二天周日美国人都是不办公的，而第三天则是圣诞节。这样一来，连续三天，这些电报都没有送到美国主管的手里。
而这三天，胡西园和同业工会的会友，则忙着接受订单发货，让电料商感到5分钱一只的电灯泡确有其事。
12月26日，奇异厂的主管潘奇(音译)照例来上班，岂料一到办公室，便被各地的电报湮没，看到电报内容，他大为惊讶，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许多电报称，奇异厂的“日光牌”底价已被揭穿了，他们批发回去后也无法高价卖给消费者，这买卖不划算，不做了。而且两个“日光牌”价格相差一半，容易引起纠纷，这生意不好做。
就这样，奇异厂的几十万只“日光牌”灯泡，只能从此待在仓库里不见天日。而胡西园他们同业公会的“日光牌”灯泡，则是中国各灯泡厂，根据各自产额抽成捐献的，数量不多，却打垮了对方的大阴谋。
奇异厂可谓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没有实现计划，又因为没有注册而无权提出商标保护的诉讼。
这场漂亮的“战役”，是那个时代中国爱国实业家智慧和胆识的集中体现。经历了那一战的胡西园，从此更自信、更坚定地把亚浦耳推向新的发展历程。
培育新生力量
在亚浦耳成立之初，产品制造上还不具备国外优秀灯泡企业的水平，胡西园重金聘请德国和日本的技术人员帮助进行产品研发，又聘用从英美等国归国的留学生为技术顾问。因此，亚浦耳所生产的灯泡集众多电灯泡技术之长，迅速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
重视技术的胡西园，为了生产质量精良的电灯泡，建立了一整套玻璃吹制及装配的工艺规程和制度，不但负责产品制造的技工要严格遵守这个制度，有关的管理部门也必须为这个制度服务。
然而，当时在亚浦耳工作的一些老工人习惯于传统的吹制方式，对这一套新的工艺规程和制度不太习惯，产品质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胡西园意识到必须培育一批新生力量。
于是，胡西园招聘一批艺徒，分配到玻璃部、电机部和灯泡部，又招收了一批小学毕业生为练习生，一批中学毕业生为实习技术员。这样的艺徒、练习生和技术员共有300多人，分批进行培训，成为工厂的后备队伍。
这批新人到了工厂后，在津贴待遇、起居生活等方面均受到优待：为他们专设有宿舍，提供各种生活用品；宿舍区辟有运动场，经常举行文娱活动；除了学习技艺，还设有文化课程；每年还组织学员到外地游览、考察……
这种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哪怕放在今天，也是值得推崇的。
胡西园培养的这批人才，一部分留在了亚浦耳，成为后来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学成后自己开设灯泡厂 ，或者被其他灯泡企业高价挖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的中国，民族电灯泡厂没有一家不是直接或间接地与亚浦耳、与胡西园有着渊源的。
企业联合之道
灯泡厂同业公会由胡西园组织，组织方法采用“销售联合”，这是当时最多见的企业联合方式，各企业产品集中到统一商业机构，统一进行广告宣传活动，从而有机会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在跨行业的工业企业之间，胡西园也谋求某种形式的联合―― 国民政府建政南京后，由于关税协定的取消，外贸入超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官僚资本的幽灵开始复活。1929年，胡西园和全国火柴业联合会刘鸿生、丝织业公会蔡声白、面粉公会王尧臣、华商纱厂联合会荣宗敬以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浦东电气公司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公推刘鸿生为主席，胡西园为委员之一。
这一组织的成立可被视作企业家为“维护产权”、抵御官僚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做出的努力，套用《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评论，“以他们共同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为基础……他们采取发展、进步、竞争为主旨的观点……阶级利益呈现出一种现代面貌，团结一致不再像过去的行会那样是既得利益方面的团结一致，而是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的团结一致。”
由于声势浩大，国民政府对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也不敢忽视，譬如召开全国性的工业会议，总是让总联合会的代表占有重要席位，“工业界依靠这个组织与国民党政府抗争，始得以减少了摧残”。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当年九、十月间，上海工业界开始工厂西迁，亚浦耳厂其时资产总值已达银元260余万元，日产电灯泡2-3万只，是中国最大的电灯泡厂。从8月13日到11月14日，花了92天，亚浦耳迁到重庆。
1945年12月31日，胡西园搭机返沪，虽然上海亚浦耳厂几乎成了烂摊子，但“头等中国货”的美誉仍在，经过努力，亚浦耳很快就恢复到战前原状，甚至有大幅度进展。2004年，浙江当地媒体的一则社会新闻，佐证了亚浦耳当年的光彩：镇海民间收藏爱好者老沈在古玩市场意外淘到印有“老牌亚浦耳”字样的深蓝色灯泡，买回的灯泡附有一张发票，显示为上海大耀水电公司1935年购买，老沈将70年前生产的灯泡接入电源，竟仍能大放异彩。
1949年初春，解放军解放全国，对于是否再次迁厂，奔赴台湾，胡西园“歧途彷徨，数夜失眠，难于抉择”，4月，他拒绝了朋友提供的飞机票，留在上海，静候解放。
1956年，亚浦耳进行公私合营改造。1959年10月，“亚浦耳”更名为“亚明”。
1981年4月18日，胡西园心脏病发作逝于上海。1993年，亚明选择与飞利浦合资。1999年，因控股公司战略调整，亚明再次实体化，并重新出发。 （编辑/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