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喜]国家利益是我们党制定外交方针和政策所必须考虑的基本因素，虽然国家利益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但它又深受决策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对国家利益的价值判断及其优先顺序的考虑不同，必然导致对外政策的极大差异。从新中国成立至令。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和注重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对外政策
[中囱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13－03
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政治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所追求的利益是否限定在国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是衡量一国外交政策是否合理的标准”，国家利益关系到“外交政策的本质以及全部政治学说的基本问题”。正如摩根索所重视的那样。国家利益是国家一切外交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制定和推行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策的本质就是向国家外部追求适合本国的利益。对国家利益的价值判断及其优先顺序的考虑将直接对我国的外交思想产生深刻影响。
关于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中外学者乃至不同派系的认知都不尽相同。现实主义代表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应当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结构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华尔滋则认为：生存是国家惟一的利益。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基欧汉主张三种国家利益：生存。独立。经济财富。而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温特又在其后加了第四种利益――集体自尊。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国家利益简单地分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四个部分。其中，安全利益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只有国家领土、领海和领空安全不受外敌侵犯，才能使其它国家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利益本身是客观的，它的产生或形成不以人们是否形成国家利益意识或国家利益观念为转移。但对国家利益的认识表现为主观意识存在，决策者的主观认识水平特别是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判断不同。必然导致对外政策的极大差异。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和注重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观。
一、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新中国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因此安全利益成为当时中国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对外战略的重心是确保生存，即主权的独立、领土完整以及防范外来军事干涉。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它们继续支持蒋介石集团，对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的政策，阻挠新中国恢复在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由于中国革命胜利对亚洲产生的重大影响，美国一直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为其在亚洲面临的最大威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由不承认新中国转变为敌视新中国。周边国家对新中国也是心存疑虑。这种严峻的国际环境使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国家安全问题。他告诫全党：“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由此可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维护新中国的安全利益作为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
正是基于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新中国诞生两个月后，毛泽东主席就前往苏联访问，双方领导人最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完成了中苏的结盟。中苏结盟的最大意义是使中国获得了从战略上威慑美国，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力量。1950年4月，毛泽东在解释缔结中苏同盟条约的意义时说，我们“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中苏同盟的形成，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改善了新中国的生存环境，在苏联的带动下，新生的共和国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外，苏联的经济援助帮助新中国克服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所造成的困难，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受到极大威胁。毛泽东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中国不仅继续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而且积极改善和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期间与法国建立起外交关系，加强了中日民间交往，从而顶住了美苏孤立中国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苏联加快了对第三世界的争夺，并在中苏边境布置重兵。成为中国的最大威胁。针对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即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有效地扭转了中国严峻的安全局势，改善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这在当时异常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在实践中也有效地指导了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但由于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过深。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认识存在不足。使得国家利益在某些方面又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例如，对外援助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甚至超出自身国力提供对外援助，实际上对本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了负面影响。
二、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局势逐渐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一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趋向缓和，二是中国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外系，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好转，我国的直接外部军事威胁基本消除。根据这两点变化，邓小平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并在80年代中期鲜明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战略问题的科学判断。这一科学判断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由过去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转变为以实现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基本观点，始终认为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是国家利益的基础。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 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主题，中国的主权独立与安全问题已基本缓解，摆脱贫困，谋求经济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的核心利益。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奠定基础，也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从属地位，才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又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我们积极展开对外交往是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这个大局，而且只有经济建设搞好了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因此，维护和实现国家的经济利益不仅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而且也成为我们党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和最终目标。
在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实现国家经济利益。邓小平将发展对外关系与国家经济发展和建设紧密相联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反对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尽快缩小南北贫富差距，实现各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此外。在对外援助方面，我们也摈弃了过去以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的单方面援助，提出对外援助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不仅要促进受援国的发展，也要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贡献。可以看出，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成为了这一时期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核心。
总的来看，邓小平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又发展了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邓小平同样认为国家主权和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最根本内容，但在新的形势下，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利益是具有一定次序的。是随着国际形势和国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根据外部环境和内在国情的变化而适时调整相关的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利益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他国家利益的维护最终取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由此邓小平确立了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
三、注重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观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重大政治事件，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国内也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苏东剧变直接导致了存在40多年的两极格局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变化给世界局势和中国的外部环境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开始寻找新的战略对手。1989年的政治风波已经凸显了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而1992年后中国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促使美国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主要的潜在“竞争对手”，中国外交面临着新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世界格局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进一步深化。这些又为中国外交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冷战世界格局的结束已使中国领导层面临一套全新的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来制定和应对。”这一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国际范围内综合国力竞争取代单纯的军事、经济竞争并日趋激烈，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不断发展。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交织在一起。国家利益的整体性要求日益突出。江泽民顺应时代潮流，在国家利益的分析上丰富和发展了过去单一强调安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国家利益思想。认为对国家利益具体内容的认识与分析必须立足于国家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各组成部分的地位和作用虽有所不同，但是各部分都不可或缺，它们统筹于整体国家利益之中，由此形成了注重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观。
江泽民的国家利益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第一，在国家安全利益上，强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互信是新安全观的基础，主要是指国家之间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互不猜疑，互不敌视，相互信任。互利是新安全观的目的。主要是指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尊重彼此的利益，既能实现自身各方面的利益。还能为实现对方利益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实现共同发展。平等是新安全观的重要保证，主要是指国家无论大小或强弱、社会制度有何差异。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一律平等，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协作是新安全观的实现途径，主要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彼此的争端，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以消除战争隐患，防止冲突的发生。第二，在国家经济利益上，江泽民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建立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构想。他强调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与竞争，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和途径，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实现全球化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在国家政治利益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他指出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解决，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任何一个国家和一种力量，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独自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应对全球性的挑战。第四，在中国国家利益目标制定上，更加注重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综合的国家利益的维护与实现。更加强调运用多种手段来调动各种战略资源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强调世界各国争取实现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在国家安全利益上，胡锦涛在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倡导构建和谐世界。实现共同安全；在国家经济利益上，主张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缩小贫富差距，加强国际的相互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在国家政治利益上，主张通过合理、必要的改革，提高联合国效率，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增强联合国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在国家文化利益上，坚持文化的多样性，主张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与前面三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利益观既一脉相承。又有所突破和创新。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思想。
这种注重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观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成功推进了伙伴外交。和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建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伙伴关系。比如，中美1997年建立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1996年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法1997年建立的全面伙伴关系等。2005年，胡锦涛在纽约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向全世界提出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倡议世界各国树立和平、发展与合作的精神，共同努力建立一种理想的国际社会。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和谐世界”的提出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对于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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