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在清政府统治阶级上层面对边疆危机在国防部署问题上发生了所谓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海防至关重要，是定天下之本的急务，主张放弃新疆而专注海防。而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认为新疆危机则蒙古山西不保，蒙古山西丢失则京畿不保。两派的争论针锋相对十分激烈，加之李鸿章对新疆形势的错误分析，使得争论中的统一成分多为史学界所忽视，而导致对其认识的偏差。但海防塞防又有其常被忽视的莫大统一性，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其重点都只是在防。
关键词：海防；塞防；李鸿章；左宗棠
作者简介：张永刚，男（1984.9.25-），甘肃渭源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专业，专门史方向。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6-0090-01
一、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专条》，海防告急。同年11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主张放弃新疆，专注筹划海防。这一观点得到闽浙总督李贺年、山西巡抚鲍源深、两江总督李经懿、河南巡抚钱鼎铭的附和并得到中央亦?等的支持，从而掀起了海防塞防之争。而当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在湖南巡抚王文韶、江西巡抚李秉章、江苏巡抚吴元炳等人的支持下则极力主张收复新疆、海防与塞防并重。无论从两派的阵营还是争论的激烈程度来看，可谓清朝关于边疆防务问题的最大一次规模的争论。
直隶总督李鸿章曾“对于中国在反对西方侵略的斗争中实现中日合作，抱有某种模糊的希望”，称日本与我为近邻，“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1]１８７４年日本入侵台湾，李鸿章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彻底认清了日本蓄谋侵略中国的野心便放弃“联日制俄”策略，转而力主“联俄制日”的计划。他确信，清朝的边患已由西北陆疆转到东南海疆；清朝的最大威胁不是英国和沙俄，而是“阴柔而有远志”的日本。李鸿章坚持认为海防重于塞防，新疆的收复是十分困难的。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提出新疆必须收回，塞防与海防同等重要。
二、
对于海防与塞防之争，史学界大多数人认为两派论证针锋相对、势如水火，甚至认为是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应对外来侵略的不同政策之争。后来甚至将海防塞放之争上升到爱国与卖国之争的高度。但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看待历史事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主观片面。要分析海防与塞防之争就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要评价海防塞防中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也不能脱离其志识。海防塞防之争两派争论激烈固然有势同水火的斗争性，但也同样存在不可忽视的统一性。首先，就问题的原因来看，两派都是对19世纪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作出的反应，都主张加强边防。李左虽然在及时加强海防海是，解决塞防问题上存在重大的认识分歧和迥异的应对策略，但是都是在想方设法应对危机，这是他们积极的一方面。其次，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无非是在强调一个“防”字，不言而喻，仅仅从字面就能看出，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都没有脱离防的范畴，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消极的一方面。当然，一定程度上海防论者，对塞防问题表现得更消极一些，但是并不能以此就称塞防派是民族英雄，而称海防派是卖国贼。这种非此即彼的分析问题方法，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现象要克服的大忌。至于两派利益之争说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凡是持海防论者，大多与李鸿章同气连枝，而坚持塞防者也并非完全都是真正能够认识到塞防的重要性，派系之间的裙带关系在争论阵营的分化中确实起了很大作用。这当然是能够理解的。
从大的社会背景看，同光时期清政府虽然自诩为中兴盛世，但是安定只是相对的，边疆可谓危机四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清政府兴办洋务对西方列强的认识，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心中形成了一种中国远不及西方，战则必败的心理弱势。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越是了解西方的官僚，就越是能看到中西对比之间的差距和中国的不足，就约会有怯夷之心，就越会在应对对外交往事物中表现得谨小慎微。李鸿章提出新疆断不可能收回的论调，就是基于这种社会心理，虽然其的确不是应对新疆问题的良方，但也属情有可原。加之，李、左的职务之别，李鸿章对新疆的情况掌握程度不可能与左宗棠相比。左宗棠对海防与塞防的认识则较李鸿章更为折中一些，对新疆情况的了解当然比李要多，对于塞防的责任心当然要比李更重一些。出兵新疆，并不稀奇。
只看到海防塞防之争中两派的对立性，只能陷入非此即彼、成王败寇的历史形而上学的怪圈，产生历史错误分析的恶性循环，使历史事件绝对化，历史人物神圣化或妖魔化。
三、
左宗棠顺利收复新疆证明了几个事实，清政府有能力镇压新疆叛乱；英俄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强行干预；海防与塞防之争是没有必要的。
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左宗棠都不会讨厌“英雄”的称谓，更不会讨厌清政府当权者的赏识和重用。海防与塞防之争的起因归结于一点，主要就是二人对收复新疆难易程度的估计出现了偏差。假如李鸿章明知收复新疆稳操胜券的话，他也会不厌其烦地向清政府争取收复新疆的。如此则无所谓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了。
所以，在国防问题上必须做到的一点就是知己知彼。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一样要勇于抗争，而无论是海防论者还是塞防论者身上都存在着一种“知难而退，见好就收”的“优良传统”。新疆大部顺利收复后，最难解决的就剩下与俄国索取伊犁了，所谓的塞防派便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当崇厚通过外交手段向沙俄索取伊利失败后，清政府为清流派所动主张武力收复伊犁时“首当其冲的左宗棠在新疆的军队，就太疲倦，不愿打仗。”其实，“俄国在光绪三四年的时候，正与土耳其打仗，与英国的关系也很紧张”并“不愿多事”。[2]
综合而论，所谓的清末海防塞防之争，并无所谓的爱国与卖国之说，虽含派系利益之之争却无根本的应对策略之别，只不过是在不改变大的国防方针的前提下出现的战术之争。无论是海还是塞不都重在于防吗？足见当时清政府的国防水平尚处于何等落后状态了。
参考文献：
[1]、刘广京.李鸿章评传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蒋廷黼.中国近代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