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投身电影事业，始于1933年。他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狂流》，揭开了左翼电影第一幕。 自1909年中国第一家影戏公司在上海成立后，影片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出来。当时这些电影制作机构都是由洋人或中国资本家出资创办的。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指示上海地下组织，抽调人马，去占领电影阵地，加强宣传教育以唤起民众的觉悟。1929年，夏衍、郑伯奇、阿英（钱杏?）等人遵照党的指示，组成了中共电影小组。
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水灾，水害波及16个省，受灾者达7000万之众。处于长江中游的湖北省受灾最严重，武汉三镇汪洋一片。灾情震动全国，各地群起募捐。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当即决定，与武汉赈灾单位联合摄制灾区纪录片。该公司导演程步高奉命率领摄制组，日夜兼程赶赴武汉，投入紧张拍摄。纪录片解说词除了叙说水灾严重情况，还鞭挞了富人漠不关心灾民，仍然过着花天酒地的寄生虫生活，其中写道：“公子哥儿，油头粉面，成群结队，乘艇划舫，招摇过市；摩登姑娘，浓妆华服，安坐华舫椅中，顾盼自若，引得狂蜂浪蝶，沿路追逐，怪声四起……”
1932年，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郑正秋、张石川、周剑云召集该公司编剧委员会委员及编剧顾问夏衍、郑伯奇、阿英等三位左翼作家开会，听取程步高关于武汉灾区灾情及见闻的介绍。程表示想以水灾为背景，写一部故事片，请夏衍等人指导。此建议正中夏衍下怀，认为这是左翼打进电影圈发展我党电影事业的好机会，于是夏衍当仁不让，诚恳地对程步高说：“步高兄，你在灾区日夜赶拍纪录片，已经很辛苦了。我来写电影剧本，拍片子请你导演，好不好？”程步高欣然应允，双方一拍即合。“明星”老板们也认为此故事电影一旦拍成，将是一次有利可图的商业化运作。会后，夏衍又请程步高详细介绍灾区农民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和为富不仁者借机掠财的种种劣迹。
夏衍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埋头走笔。他以水灾为背景，描写灾区农民的苦难，突出农村的阶级斗争，将“财迷心窍”和“刀光剑影”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在当时中国影坛可谓独树一帜。他用笔名“丁谦平”，剧本取名《狂流》。导演程步高则请出当时最走红的明星胡蝶、龚稼农、夏佩珍三人担纲主演，王献斋、谭志远、朱孤雁等配戏。
《狂流》故事说的是：1932年，长江流域发生空前大水灾，水害波及16省，灾情严重。离汉口百余里的小镇傅庄，因一道年久失修的堤坝出现险情，情势危急，小学教师刘铁生（龚稼农饰演）领导乡民奋勇抢险。当地首富傅柏仁，携带侵吞的巨额修堤捐款，和家人一起逃到汉口，吃喝玩乐。他打着救灾的幌子，冒充请赈代表，继续向社会骗取捐款，中饱私囊。傅女秀娟（胡蝶饰演）原与铁生相爱，其父嫌铁生家贫，不允成婚，反而将她另许当地县长之子李和卿。未几，汉口市区也遭水淹。傅庄因有铁生领导，乡民合力固堤，洪水被阻，转危为安。傅柏仁携眷返回。秀娟、铁生别后重逢，感情益深，引起李和卿的妒忌，乃与傅柏仁合谋，以“煽动乡愚，图谋不轨”的罪名，诬陷铁生。这时，一场更大的洪水袭来，铁生发动乡民，取来傅家用赈款囤积的木料抢修险堤，并向傅柏仁展开斗争。傅纠集警察企图镇压，却被突然决口冲来的狂流卷走。
《狂流》故事曲折生动，虽写水灾、爱情，但不落俗套，把灾情、爱情故事置于斗争漩涡之中，服从于阶级斗争主题，这部影片既有艺术性，更有思想性，可看性亦很强，其水平远远超过昔日的言情片。
《狂流》从1932年夏季开拍，次年春摄竣。同年3月5日，该影片在上海、中央等大戏院首映。观众蜂拥而来，好评如潮，几乎所有电影报刊都辟出版面或专栏予以报道和评介，《晨报?每日电影》认为《狂流》是“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端……是中国电影界有史以来最光明的开展”。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
以《狂流》为开端掀起了一股左翼电影的浪潮。1933年，大导演蔡楚生编导的《都市的早晨》，田汉编剧、卜万苍执导的《母性之光》，夏衍编剧、程步高执导的《春蚕》，阳翰笙编剧、洪深执导的《铁板红泪录》等一大批优秀影片问世。左翼电影成果丰硕，广大观众大饱眼福，对国产影片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时间，人人争看国产片，其热情超过了观看进口片，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电影年”。
《狂流》奠定了其作为“左翼电影”的先锋地位，载入历史。程季华在1963年2月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写道：“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电影运动后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的创作任务，在《狂流》中第一次得到了正确的实践。”此前，几乎所有著作都把《狂流》的功劳记在左翼电影运动领导人、编剧夏衍的身上。夏衍虚怀若谷，不争功劳，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他在1985年7月出版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一书中写道：“《狂流》的故事情节是程步高独身构思创作的，我的工作是尽可能保留原有的情节和结构，给他写出一个分场、有表演说明和字幕的电影文学剧本。”
（责任编辑：张英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