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华尔街大量的“有毒”债券贴上安全标签推向市场进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祸根，在希腊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不惜推波助澜和落井下石，危机之后不断空放毫无意义的“马后炮”，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以下简称“三大”）等国际评级机构的种种败行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讨伐和质疑。而扫描“三大”在中国留下的印辙和痕迹，人们更能强烈地感受到那些简单符号中所潜藏的险恶与歹毒。
无情地唱衰
与全球各国相比，尽管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表现十分抢眼，微观财政收支状况非常健康，国家偿债能力也格外强大，但中国的国家信用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过国际评级机构的好评。资料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底，长达10年的时间中标准普尔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一直维持在“适宜投资”的最低限――BBB级，而受金融危机中中国所表现出的非常“抗震”能力所赐，2008年7月穆迪才无奈将中国政府的长期外币债券评级从A2上调至A1。
穆迪调高中国国债的评级似乎并没有给中国政府制造出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人们发现，作为债权大国的中国与债务大国的美国所拥有的信用评级仍然是差之千里。资料显示，美国的联邦赤字2010年已经高达GDP的10%，债务规模已经占美国GDP的95%，而面对如此窘境，“三大”仍将美国的主权信用级别套上了3A的光环；与此相反，尽管中国拥有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政府负债只有20%左右，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得到的却是比美国低得多的评价。值得注意地是，中美之间信用等级的倒挂可能会不断延续下去，虽然未来中国的主权信用等级有可能上调，但要得到3A等级势必比登天还难。
更加煎熬人的是，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信用自然普遍就被“三大”打入到了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尤其是经营稳健、资本充足率符合监管要求的中国银行业遭遇标普们持续打压的结果更是惨不忍睹。2003年，标普给中国的13家商业银行齐刷刷地打了低于投资级的低分，其得分最高的中国银行也仅为BB+级，低于投资等级2级；2008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光大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又不约而同地被标准普尔等评级为BB-级；2009年，除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评级被列为A1级外，穆迪将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都归降到B级系列中。2010年2月，惠誉将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的个体评级从C/D”下调到D级（F级最低），这也是惠誉6年多来首次下调中资银行的评级。
刻意打压中国政府和企业的信用评级的最直接目的就是抬高中国的国际化融资成本和企业海外并购成本。应当认识到，虽然“三大”作为第三方市场评级机构与中国并不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如今“三大”的评级结果并非完全是自己意识的独立表达，某种程度上他们所反映和表现的是美国国家利益及其意识形态。正如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必须承认，中国作出了并没有让美国认可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发展的强势所产生的“中国威胁论”一直如阴风般飘扬在华盛顿的上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以及人民币汇率等诸多敏感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在这种情况下，给“中国巨人”的前行设障添堵就成为美国政府不二的选择。当然，许多问题尤其是全球化问题还需要求助于中国的美国绝对不会与中方明火执仗，于是“三大”所控制的国际信用与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就派上了用场，而且这种“隐形”工具对中国竞争力的贬损和排挤更具艺术性和持久力。
如果说“三大”战略上的渗透与安排并不容易为人们所察觉的话，那么其对中国企业的策略性攻击则立竿见影。分析发现，“三大”唱衰中国银行业的时机正好是中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的关口，而其屡试不爽的手法是：一方面极力打压中国银行的投资价值，另一方面极度主张中国上市银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也正是在“三大”的不断唱衰中，高盛等外资投行找到了最佳的“抄底”良机和捡拾到了最便宜的中国金融产品。资料显示，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赚了7500亿元，加上从其他中国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外资一年从中国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元；而且更有戏剧性地是，曾经被标普无情打入CCC级的广东发展银行最终控股权落入到了花旗银行手中。对此，世界银行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明确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此言至今如芒刺在背。
地毯式收购
相比于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这些“百年老店”而言，产生于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评级机构可以说是乳臭未干。不过，经过20年的大浪淘沙，国内评级公司基本走出了散乱差的状况，目前为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承认的评级公司主要有中诚信、联合资信、上海新世纪和大公国际四家。值得注意地是，并不像外资银行进入中资银行时被监管层设定了一定的门槛那样，同为金融体系组成部分的中国评级行业并没有对外资的加入作出任何约束，也正是如此，当国际“三大”评级巨头于2000年代初先后在北京成立了代表处并站稳脚跟之后，就不约而同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
强势收购中国评级公司是“三大”在中国市场持续上演的资本大戏。2006年，穆迪公司与中诚信签署协议，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同时约定7年后持股51%；2007年，惠誉国际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2008底，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签署股权合作协议, 约定除合资公司继续雇佣中方人员外，评级模型和技术都须有标普提供。而对于国内评级行业中最优质的大公国际，不仅穆迪开出了3000万美元购买其控股权的不菲价格，而且标准普尔、惠誉同样作出了非常大方的承诺和表态。不过，“三大”的诱惑并没有撼动大公对民族品牌的矜持与坚守。
抢占中国的评级市场是标普们不惜重金收购中国评级公司的最主要商业目的。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评级市场中，穆迪参股的中诚信国际和惠誉参股的联合资信市场占有率位处前两名，按期数计算，二者累计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64.37%和79.55%；按规模计算，二者累计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72.20%和78.09%。这种结果已经清晰地表明，“三大”通过参股和联合国内评级公司的形式已经控制了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信用评级市场。而最令“三大”心动地是，中国资本市场是全球扩容能量最大的市场，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发债冲动，而且仅未来两年中国企业的债券融资比重就将超过50%。面对如此巨大的金融“蛋糕”，“三大”们显然不会放过瓜分的机遇。
当然，“三大”评级巨头可以选择不与中国评级公司进行股权合作而凭自己的能量和本领也能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但这种方式却又无法保证自己掌控中国评级市场的话语权，所以，并购中国评级企业以消除外部威胁就成为了它们的优选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中国评级公司不遗余力地实施并购是标普们垄断全球评级市场企图的进一步彰显。资料显示，目前世界范围内比较活跃的信用评级机构有200来家，但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的95%以上为“三大”所控制。据国际清算银行报告，在世界所有参加信用评级的机构中，穆迪涵盖了80%的银行和78%的公司，标准普尔涵盖了37%的银行和66%的公司，惠誉涵盖了27%的银行和8%的公司。
必须指出的是，国际范围内资本和资源的定价已经基本上由信用所左右和决定，因此，在信用全球化的经济生态中，一个国家拥有信用资源的高低不仅决定着其参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大小，而且还是一国软实力和国际形象的标志。只有那些信用资源丰富的国家才能获得廉价的资源，并持续受到了资本的热爱和追捧。正是如此，“三大”垄断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的举动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怂恿。观察发现，自从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建立了“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NRSRO）及其加盟标准而接纳“三大”成为第一批会员后，尽管有不少美国本土和海外评级公司提出了加入NRSRO的申请，但都被SEC挡在了门外。美国政府的这种非市场化举动无疑强化了“三大”的市场垄断格局。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底，全球近200家评级机构中只有10家在美获得资质，其中7家美国本土公司、2家日本公司、1家加拿大公司，而后3家外国机构进入美国后从未开展业务。
中国应自强
从最初只对商业投资品种的评级发展到如今可以协助一个国家主宰全球资本的流向，信用评级公司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服务机构，而是可以控制国际金融市场制高点的重要经济工具。因此，中国政府应当从战略的高度对国内评级行业作出重新审视，并培植和壮大自己的信用评级公司。
应当看到，由于评级公司自我品牌的缺失，在“三大”可能垄断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情况下，中国丧失的并不只是资本定价权。由于标普们渗控我国评级业便能方便地获取我国的政务信息、国有骨干企业、国防工业和特种行业乃至国家全面的经济和技术信息，从而掌握我国技术发展动态和重大商业机密，中国的金融与经济安全不可避免地将遭遇安全性挑战。
值得重视地是，中国加大自己评级公司的扶持和培养力度目前正面临着十分难得的国际环境和市场机遇。一方面，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上，包括信用评级等金融相关行业监管的改革普遍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三大”的核心资本“信誉”在此次危机中受到重创，其垄断地位可能发生动摇；不仅如此，饱受“三大”伤害的欧盟正在制定相关法规，不仅要强化对标普们的监管，而且准备建立属于自己的评级公司；另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正着手扶持保护本国评级机构的发展，如俄罗斯总理普京前不久正式宣布建立本土评级机构，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凡发行本币债券和银行借款必须由其唯一的本土机构进行评级，韩国加规定发债主体必须选择韩国的国家信息和信用评估公司作为双评级机构之一；日本本土评级机构在政府巧妙支持下控制了本国80%以上的评级市场，日本政府甚至出资支持其控制的亚洲评级协会，扩大日本评级机构在亚洲的影响等。
特别需要看到的是，打破“三大”的市场垄断，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信用评级业已经具备了非常厚实的自我市场基础。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上海、深圳加上香港证券市场的市值已超过日本，证交所的初始发行股(IPO)市场的市值相当于同期美国IPO市场的两倍，我国债券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资本市场规模未来超过美国已不容置疑。因此，只要有关的政策与制度到位，就必然促成中国民族品牌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
――加强政府对本土评级业的引领与保护。由于中国评级业起步较晚，不宜走市场化发展路径，为此，国家可以选择2至3家有发展潜质的国内评级机构(以国有参股方式)给予重点扶持，以尽快做大做强。同时在具体业务分配上，应将金融机构的证券发行评级明确授予国内评级公司，并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与扶持评级机构开展国家信用风险评级结合起来,确保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对境外人民币主权债务工具的评级话语权。
――强化对外资评级公司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规制。参照外资对银行与保险入股的政策要求，监管层可以规范外资评级公司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而且不能直接或间接控制合资企业的经营权。对于不涉及国家金融、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可要求采取“双评级”，即外资评级机构参与不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必须有本国的评级机构同时出具评级报告；另外，要坚持信用评级市场对等开放原则,在批准外资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同时,中国政府可以要求所在国政府承诺对中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
――完善与厘清中国评级业的监管体系。目前，我国资信评估的对象或潜在对象分别由不同的监管部门监管，国债发行由财政部管理，企业债发行由发改委监管，金融债发行由人民银行监管，上市交易债由证监会监管，银行间债券交易由人民银行监管。评级机构对金融债的评级需要面对不同的监管部门，而各个监管部门又有不同的要求，从而约束和抑制了评级市场功能的整体发挥。为此，可以考虑设立国家评监会，实行对评级行业的集中化管理。
我们还须强调地是，由于评级机构性质上是属于第三方独立的机构，其最终的发展壮大还是要依赖于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为此，中国的信用评级公司必须练好内功，做足基本功课，包括培养和造就高水平的信评从业人员，开发和提升信用评价分析技术，强化和增强信用评价的公正性与客观性。F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