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严歌苓的小说是从《扶桑》开始,读完后心灵的震撼和情感的冲击至今仍记忆犹新。扶桑形象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如地母一般的东方女性的包容、母性、旺盛的生殖力在人们心目中的向往和感动。再一次阅读严歌苓的小说是她的《第九个寡妇》,又是同样的震撼,又是同样的冲击,王葡萄的出现仿佛是一种重逢的喜悦,严歌苓的地母图谱中又出现了一个成功的地母形象的经典。“王葡萄和扶桑几乎如出一辙,一样的融强悍和柔弱、美丽和艳俗、高贵和低贱、聪明和愚钝于一身,两个相距遥远年代的女人在严歌苓的笔下都恍惚成了一个神:地母。”?
从这三个主人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毫不费力的找到她们形象的共同点(因为,这是严歌苓在小说中极力呈现、极力言说的)。从而,最终找到严歌苓笔下地母图谱的线索。?
一、 严歌苓的地母图谱?
1 地母的母性特质?
大地孕育了万物,在地母的包容和滋养之下,万物才得以生长。因此,母性是地母形象的最重要的特征。母性代表着宽容、无私、伟大,一切生物都可以从地母那里找到归宿,找到安宁和平静。扶桑、王葡萄、多鹤三位主人公仿佛就是雄性的庇护所与避难所,出于身上那种最无私、最广博、最深沉的母性的驱使,主人公对自己的男人们是无边无际的爱与付出。?
对于没有孩子的扶桑来说,阿丁(后来的大勇)和克里斯与其说是她的两个情人,还不如说是她的两个孩子。阿丁,是一个被称之为“不好男儿”的强盗、杀手,一个沾满血腥的连刚出生的婴儿都能眼也不眨地扼死的魔鬼。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阿丁,在扶桑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扶桑的包容让这个恶魔的心得到了杀人之后的片刻安宁。甚至在大勇要杀她的时候,她也还不忘提醒大勇喝她煲的鱼汤,而大勇终究没能下手杀了扶桑。在小说的结尾,扶桑坦承了自己是不爱大勇的,对大勇的只是一种母性的关怀与爱护。克里斯也是,他的家庭成员之间缺少交流,拒绝温情。在12岁的克里斯看来,最吸引他的不只是扶桑身上东方的美,更重要的是扶桑的母性的温柔。扶桑的母性的包容甚至扩展到了所有男人身上,对于每一个嫖客,她都带着笑容。甚至是轮奸她的那几十个白人,她也用自己最广博的爱原谅了他们。?
王葡萄的小院子的墙不断加高,曾经住过、藏过、保护过很多男人。孙怀清、孙少勇、春喜、冬喜、朴作家……在这个院子里,他们获得的不仅仅是安全。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院子里沐浴到了王葡萄的母性的光辉。孙怀清是王葡萄的公公,然而,在被王葡萄藏起来之后,他完全变成了一个孩子,接受着王葡萄的照顾。朴作家在被红卫兵赶到王葡萄家里劳改的时候“他见到葡萄时憋在眼里的泪,这下子完了,全淌下来”,就像一个孩子回到自己的母亲身边一样,委屈的泪水一下子流了下来。王葡萄“对朴同志使个偷乐的眼风”,于是,在这个院子里,朴作家仿佛像有了母亲撑腰的孩子一样,慢慢地忘记了围在墙头上辱骂自己的红卫兵、忘了自己这些年一直受的委屈。当晚,在打扫窑洞里的虫子的时候,两个人甚至“都笑得止不住”。王葡萄怀上了孩子,是孙少勇的。当她把孩子送给侏儒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读者都无法理解。然而,对于王葡萄来说,孙怀清何尝不是她母性庇护下的孩子,孙少勇何尝不是她一直担忧的孩子?为了保护好孙怀清,为了不影响孙少勇的声誉。王葡萄把孩子送给了侏儒们。对于自己的亲生孩子,她只能远远注视着,只能在侏儒祭祀的时候把给孩子准备的鞋子和药放在庙门外。?
多鹤在逃跑途中的噩梦般的经历成为她心中永远的阴影和阵痛。为了保全能够保全的孩子,带着孩子们逃跑的母亲们将生病的或者年纪还小的孩子掐死。千惠子在杀了自己的小儿子之后,本想扑过去杀了自己的小女儿久美子,背着久美子的多鹤拼命地保护着这个小生命。为了不让千惠子靠近,多鹤“睡觉都把病女孩用腰带系在自己胸前”。多鹤是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孩,这种保护孩子的本能完全来自于她天生的强烈的母性。多鹤母性的爆发是在野外生双胞胎的时候。在巨大的疼痛下,她在胸腔深处嘶喊:“别让她追上来,别让她杀死久美……杀孩子了……”她那么甘心地忍受一场超过死的疼痛,“就因为她要生出一个自己至亲的亲人。”为张家生了孩子之后,她一直偷偷地教孩子们日语。用这种特殊的语言的联系来宣泄自己的母爱。多鹤的母性不仅仅包括自己的孩子,对于张俭她也是用一切可能去包容。她会在和张俭做爱的时候,将手轻轻放在张俭背上,会像叫自己的孩子一样用蹩脚的汉语叫着“二孩”,……甚至对于抛弃她的事,多鹤也很快原谅了张俭。?
2 地母的混沌、蒙昧的兽性?
地母象征一种混沌,一种蒙昧不清的状态。她依靠生命最本质的东西来生存和作出选择,简单、直接。对于人所创造出来的复杂的社会,地母经常站到对立面,以兽的形态与之对抗。严歌苓用语言的隔绝等方式把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放在一个与社会隔绝的独立的空间中,如扶桑和150年前的旧金山,如日本少女多鹤和中国,虽然王葡萄的语言没有被隔绝,但她的独特的性格就是一面很好的墙把她与社会隔绝开来。正是这种与社会的隔绝才能让读者更清楚地看到她们身上的地母特质。这三位主人公都曾面对过人对人的最残酷的伤害,但是,她们用原始的本能、用混沌的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兽性去面对,去抗争。“地母所代表的这种具有神性的女性意识实际上是自然的、现实的生存智慧。”?
扶桑在那个黑暗的旧金山是个特殊的存在。除去她的丰满、美貌外。她的那些令人费解的,甚至是让人感觉有些愚蠢的话语和行为,都给读者带来困惑:扶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例如,扶桑在被骗上去美国的船后,仍然能吃很多饭。人贩子甚至都惊讶于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女人:知道被拐了还能安心把自己喂饱。在三叔公称被卖的妇女时,只有她卖力地吊在称上。在被救济会救走,大勇来抢人的时候,修女们保护她,她却承认自己是小偷,心甘情愿地被大勇带走。在白人们冲击华人聚居区的时候,她仍然没事人儿一样吹着箫……“在小说中的扶桑是一个美丽丰满的女人,在她的身上甚至充满了无限的生命强力,在扶桑的时代环境里,她甚至是生活的强者,当许许多多的人,在那个逼仄、压抑、严酷的环境中死去的时候,扶桑却依然完好地活着,活得从容、悠然而美丽。”?
然而,说她傻也好,笨也好,都没有关系。她本身就是一个混沌,她作出选择从来不是通过思考。甚至不是来自她的心,而是来自一种最本质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兽性的东西。她的脸上一直带着一种神秘的微笑,谁都不知道她在笑什么,这种笑容仿佛是天生的、一直存在的,没人能解开这道谜。?
在史屯的人看来,王葡萄是那种无法理解的怪人。她很聪明,干什么活儿都是个好把式。正是这种聪明才让她在饥荒的年代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滋润。但是,她那么聪明却怎么也理解不了所谓的“时务”。她对战争年代谁把谁打跑了,谁又打回来了一点兴趣都没有。政治与文化好像都和她没有关系。人们甚至“发现这个女子有一点不对劲。那两只眼睛不太对劲--缺了点什么。”他们认为王葡萄缺少的是人类正常的情感、正常的理解力。事实上,王葡萄确实不太通人情。她的思维很简单,从她天真的认为把孙怀清藏起来的银元全部上交就可以救出孙怀清就可以看出来。但是,他们不了解,王葡萄是从亘古的原始走来,她焕发出的是真正的生命的本质,而没有被人类的那些虚情假意所遮蔽。她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本能生活。严歌苓不遗余力地描写王葡萄的眼睛:“这是一双又大又黑又溜圆的眼,假如黄一些就是山猫的了。这双眼看着你,让你想到山里幼年野物,它自以为是占山为王的。它尚不知山里有虎有狮有熊,个个都比它有资格称王,它自在而威风,理直气壮,以为把世面都见了,什么都不在它话下。”“只有她一对眼睛没长成熟,还和七岁时一样,谁说话它们就朝谁瞪着,生坏子样儿。过去史屯的村邻就说过王葡萄不懂礼貌。”和王葡萄讲所谓的道理、觉悟是没有用的,几乎所有想试图改变她或者强迫她的人都碰了壁。对孙少勇她可以“顺手掂起斧头”向孙少勇砸去;面对春喜的骚扰,她可以用铁锨把春喜打伤……?
在多鹤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单纯的,天真到甚至无知的形象:“她可以坐在地上,笑得拳打脚踢、披头散发。”张俭说:“多鹤人长到了十八岁,脑子却没长到。”在中国待了很久之后,照理说应该会说很流利的中文了,但她的中文一直没有学好。所以,由于语言的关系,她对于周围的环境,周围发生的事只能用自己不够发达的理解力去感受去了解。她顽固地保留着自己的纤尘不染的本质,保留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像她那爱干净的习惯一样:“这个家到处可见多鹤不吭不哈的顽固:擦得青蓝溜光的水泥地,熨得笔挺的衣服,三个孩子不论男女一模一样的发式,一尘不染的鞋袜。”在张家以外的人看来,多鹤就和王葡萄一样,是个奇怪的存在:“这证实了邻居们对她的猜测:她是个脑筋有差错的人”;“家属们觉得张家的小姨子肯吃苦,不讲东家长西家短,一流人品,可惜就是呆子一个”;“人们渐渐发现多鹤缺心眼。你叫她:多鹤,那桶绿豆汤你给搬过来!她吭哧吭哧就把两人才抬得动的搪瓷桶搬过去。你对她说:那条路不好走,趁大伙休息你用锹去垫垫。她拿起锹就走,绝没有半点疑问。”同样,多鹤也会化身为野兽,在被张俭丢弃后,她完全凭着野兽的本能找到回家的路,回到家的她“那一双逃荒人的脚,十个脚指甲里全是黑泥,脚面上的污垢结成蛇皮似的鳞斑,鳞斑一直沿到小腿和密密麻麻的蚊子包连了起来。”面对丢弃她的张俭:“多鹤抄起地上的锅铲朝张俭砍去。”多鹤的语言也是她跟幼年的孩子们说的话一样,半日语半中文,夹着只有最蒙昧的生灵才懂的词汇。?
二、 严歌苓的自我突破?
梳理了从扶桑到王葡萄再到多鹤的地母图谱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严歌苓符号化、模式化的写作痕迹:除了把多鹤的身份设定为一个日本人之外,多鹤的形象基本重复了前两个形象的艺术特征。这让读者产生了困惑:严歌苓是否走到了自己创作的困境,是否出现了自己的创作瓶颈。然而,虽然多鹤形象没有带给读者更多的新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欣喜地发现,严歌苓开始尝试着突破自己的创作惯性,也努力对自己的写作空间做了一定的扩展,同时也尝试了新的写作风格。?
1 新的文化视野?
严歌苓在《小姨多鹤》中拓宽了自己的文化视野,尝试了一个新的文化视角,把视线转向了在中国的日本人。她在《扶桑》中用本民族视角透视本民族和异民族,在《第九个寡妇》中用本民族视角透视本民族,而在《小姨多鹤》中她希望用外民族视角透视本民族。而且,在《扶桑》中,严歌苓更多的是展示两种文化、两个民族的冲突。在《小姨多鹤》里,严歌苓通过张俭、小环、多鹤三个人组成的奇怪家庭中矛盾之下的爱情和亲情的纠葛,更多的是想表现,两种文化在冲突之下的破冰和融合。在小说的末尾,在张俭的最后一封信中,我们会读到这样一句话:“他们三个人中缺了谁也不行,打打吵吵一辈子,但都吵闹成一块骨肉了。”也许,这就是严歌苓最想表达的。因此,严歌苓突破了自己的民族局限,用一种博爱。?
2 走向人性的高度?
严歌苓的从民族视野、文化出发,走到了自己的人性高度。在《小姨多鹤》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严歌苓对民族冲突、文化融合的探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严歌苓尝试着在人性层面上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进行了普遍的人性问题的探讨。从扶桑和王葡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她们承担了太多的民族、文化元素,也承担了太多的地母特质,从而导致她们的形象单薄而缺少人情味。但是,在《小姨多鹤》中,严歌苓深入到多鹤的感情世界,用较为细腻的笔触去描述多鹤丰富的情感活动,使得多鹤的形象更为丰满。严歌苓花了很大的篇幅去描写张俭一家的悲欢离合,从一个家庭去映射整个社会,更多地是用人性的冲突去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而不是为了突出地母特质、民族冲突、时代背景而去界定人物形象。?
3 新形象的塑造?
在《小姨多鹤》中出现了新的女性形象--朱小环。这个新形象的出现给我们一些清新的感觉。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女人的形象,她让我们感觉真实,让我们和她亲近,而不是像其他地母形象一样让读者敬而远之。小环是一个泼辣的、能说会道的、左右逢源的、要强的东北女人,有着明显的优点,也有着明显的缺点。这与地母形象明显不同。地母不会像她那样聪明机灵、在社会之中如鱼得水,也不会像她那样冷嘲热讽、嘴尖舌利,更不会像她那样好吃懒做,小心眼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势利的女人,出于对张俭的爱,把自己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共享了几十年;就是这样一个小心眼儿的女人,对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仍然给予了百分百的母爱,在多鹤受到欺负的时候,拼命地维护她、帮助她;就是这样一个好吃懒做的女人,在张俭入狱之后,挑起了整个家庭的大梁,养活了多鹤,养活了孩子。这样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爱占嘴上便宜却真诚、善良,虽然嫉妒、痛苦,但依然为爱情无怨无悔奉献一切的女人获得了读者更多的同情和感动。相比较其他地母特质的角色来说,小环的角色更贴近生活,更容易获得共鸣。可以这样说,《小姨多鹤》的成功大部分都来源于朱小环的形象而不是多鹤的形象。?
地母形象是最能打动人的形象之一,她触及到了人们心灵深处对母性、宽容、博大、活力等等的尊重与依赖。但是,地母形象绝对不是一个可以用一种模式一再重复的万金油形象,也不是一个可以被贴上标签的符号化形象。虽然由于文本的复杂性,本文的分析难免有些牵强附会之处。但是,从对地母图谱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严歌苓的符号化、模式化的倾向还是较为明显的。虽然我们对多鹤的地母符号化有些失望,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严歌苓认识到了自己的创作的困境。而事实上,严歌苓也做出了一些尝试。我们期待她能带来更多丰富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