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科考期间赌博猖獗 文/赖晨 赌博是中国一项古老的丑恶陋习，也是危害社会的一大毒瘤，历代统治者莫不欲除之而后快，但往往屡禁不止。清末，它还和科举制度紧密相连，泛滥成灾，难以根治。
聚赌的有无业游民、职业赌徒、考生等人。每到科考之时，无业游民乘县城、府城、省城、京城考生聚集时，来其寓所，引诱年轻考生开场聚赌。1892年3月的宁波，一些职业赌徒，聚集在试院附近，租房聚赌，门上贴着考寓字样，多方引诱，把考生囊中银两榨干。1893年2月的宁波，社会闲杂人员，聚集在考生聚集的寓所，不分昼夜，大声喧哗，呼幺喝六，全无顾忌。1892年9月，直隶通州（今北京通州），有直隶省大城县武童数人在通州卫租下民房，于夜间私开赌局，招人聚赌。由于赌风盛行，从省会到各府县，乃至穷乡僻壤，参与赌博者，从缙绅士大夫以及农工商贾、妇孺走卒，无不倾其所有，各存侥幸之心，孤注一掷。赌场上，常有满口之乎者也的书生，酸腐气熏天，有人问：他们是何人？答曰：举人、贡生、秀才。
科考时之所以赌博猖獗，主要是科考能为赌博提供更有利的时机和更加多元化的获利空间：赌徒假冒考生，以考生做护身符，官府无可奈何，便于藏身；考生出门带有一定盘缠，可成为赌资；科考之年，成千上万的考生聚集都市，可成为赌棍渔猎对象；赌徒们能引诱出考生的贪利之心。所以，各种赌徒们利用此便利时机，纷纷出笼，藏匿在考场周围寓所内设局开赌，官不敢问，役不敢捕，多方煽诱，百计牵引，肆无忌惮，从而使得科举之年赌博特别猖獗，且不易察觉。
猖獗的赌博，不但损害了科举制度，也引发了许多家庭悲剧和社会不稳定因素。首先，直接损害了考生的利益。考生沉溺赌场中迷不知返，导致科考失败，且典尽行装，无颜回乡，异乡落魄。甚至出现因赌博而倾家荡产的、歇业潜逃、甚而服毒悬梁、卖妻鬻子的惨剧。其次，赌博还引发其他一些社会问题：高利贷盛行、打架斗殴。1892年9月19日的《北通州纪事》记载：本地人吴、景两姓入赌场赌博，嗣后算账，两厢龌龊，与参赌的武童发生争执，武童仗其力大，将吴、景打伤，两人心里不服，袖藏利刃，找武童报复，刺伤他后潜逃。再次，淡薄了友情，恶化了人际关系。一旦赌输，赌友视若路人，娼妓也语?于刃，面冷如冰，昔日之情荡然无存。
赌博与科举制度虽无必然联系，但科考确实为赌博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带来一系列危害，在中国这个赌博历史悠久、崇尚科举、王朝末期政府低效腐败的国家，要彻底根除二者联系似乎不太可能。
皇帝做广告
文/张明子
古代多采用张贴告示的方式达到“广而告之”的目的，不过也有皇帝做广告的例子，下举一例。东晋王朝迁都南京时，因连年战乱，国库空虚，皇帝便想把仅有几千匹库存丝绸卖掉，以解燃眉之急。可怎么卖呢?大臣们有的建议充作军饷和俸禄发放，有的建议皇上颁旨强卖给商家，还有的建议限制农民种桑……皇上觉得这些主意都很荒唐，一点问题也解决不了。于是他征求宰相王旦的意见。王旦说：“只要皇上给臣子各赐一件丝绸衣服，丝绸价格很快就会上扬。”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举行了隆重的赐衣仪式。
大臣们穿上了丝绸衣服，人们见了竞相效仿，以穿丝绸为荣，丝绸价格很快攀升。王旦看准时机，在价格高峰期将国库丝绸悄悄抛出，结果增加了几千两黄金的财政收入，解了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