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大体回顾了日本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的货币政策并进行分析，提出日本货币政策问题的关键是不良债的处理。最后以日本的历史经验借鉴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问题、楼市泡沫问题。
关键词:日本 货币政策 利率
一、引言
日本在1985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的同时，也与美国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签订了 “广场协议”，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日元快速大幅度升值。
日元大幅升值使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极大冲击。为防止经济增长下滑，日本实施了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掀起了一轮设备投资热潮，投资的增长远高于消费的增长。低利率更是刺激土地和股票价格持续而急剧地上升。到了1989年5月，由于资产价格出现持续、大幅上涨，日本政府在美、欧各国纷纷加息的背景下，日本银行也不得不从1989年5月开始多次上调贴现率，这成了泡沫经济破灭的导火线。从1990年开始，日本股价持续下跌。1992年8月18日日本股价降至14309日元，与1989年最高点相比下降了63％，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大股灾”。以至于1990年之后的十年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这十年呈现严重的经济停滞发展状态。
为了恢复和刺激经济的增长，日本政府采取了怎样的货币政策及其运用效果如何呢？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对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取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货币政策的回顾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政府针对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经济长期不景气状况，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低利率时期（1995~1999）
公定贴现率是90年代早期和中期日本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是指日本银行在同业拆借市场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商业票据、国债和特定证券的抵押贴现率，是商业银行等从日本银行取得贷款的成本。公定贴现率作为当时日本金融市场的基本利率，其变动可以影响各种短期利率的变动，且变动方向与公定贴现率保持一致。作为当时日本银行的重要政策工具，公定贴现率是日本货币政策的风向标，金融机构、企业和公众会根据公定贴现率的变动来改变各自的经济行为。日本银行在泡沫经济崩溃后，于1991年7月1日开始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连续9次下调公定贴现率至1995年9月8日的历史最低水平0.5%，并保持这一公定贴现率到1999年初。
2. “零利率”政策的初步实施阶段(1999年2月一2000年8月)
1999年2月，日本银行为应对经济衰退和金融系统大量的不良债权，决定实施“零利率”政策，将有担保的隔夜拆借利率降至0.07%，同年4月进一步降至0.01%的超低水平。扣除货币市场经纪佣金成本，短期利率己经降至O。
3.数量宽松政策的实施(2001年3月至2006年)
2001年3月l日，日本银行将基本贴现贷款率再下调至0.25%，将有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下调至0.02%。3月19日，日本银行采取进一步的放松银根政策即数量宽松货币政策。
2006年3月9日在经济回暖的背景下，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决议结束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三、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3.1对前面两个阶段的分析
日本的货币政策是不是落入“流动性陷阱”了？
1992年1月，经济企画厅宣布日本经济扩张局面在1991年第一季度最高峰后进入衰退期。
日本政府在1991年7月开始逐渐下调利率应对经济的衰退，见下表：
“流动性陷阱”指的是在货币政策的极端情况下，名义利率已经接近或为零时，货币当局扩大基础货币对宏观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也就意味着传统的货币政策已经失灵。根据克鲁格曼（Krugman，1998）的理解，“流动性陷阱”是名义利率为零或接近于零时出现的一种特殊情形，此时的最大特征是货币政策基本失灵，因为货币与短期债券被视为完全替代品，所注入的基础货币不会起任何作用。
关于这段时间日本货币政策是否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很多学者做了深入的的研究。
吴群刚和胡鞍钢将通货紧缩划分为初发期、发展期和恶化期。在此理论的研究下来分析,日本所谓的“失去的10年”(即1992~2001年),就是日本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10年。
谌坤认为,日本经济经历长期衰退的真正根源在于,日本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导致了流动性过剩,从而导致资产泡沫迅速膨胀,随后急剧地紧缩银根,刺破资产泡沫,最终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衰退阶段。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金融体系在零利率货币政策时期,面临着“流动性陷阱”的高风险。虽然这一观点得到诸多学者的实证证明,但是日本经济是否真正陷入“流动性陷阱”,一些学者仍坚持不同的看法。 关键问题在于对“流动性陷阱”定义的分歧方面。可是不论大家对日本是否陷入了“流动性陷阱”的观点如何，针对这段时期，日本流动性过剩的看法还是一致的，而且对于这个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普遍都认为收效甚微。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学界普遍把眼光集中放在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上来。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中介指标，进而最终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传导途径与作用机理。
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一般有三个基本环节： 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然后到企业、居民等非金融部门的各类经济行为主体，以及从非金融部门经济行为主体到社会各经济变量，包括总支出量、总产出量、物价、就业等。
例如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买入证券、降低贴现率以及降低法定准备金率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会使利率降低。更低的利率降低了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刺激了额外的支出。利率的降低还降低了投资的成本，促使投资增加，这一系列的传导最终会影响到生产、消费等各个社会经济变量，从而总产出增加。
虽然凯恩斯理论是如此阐述，可是在20实际90年代的日本，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看来，发现了诸多问题。
日本经济战后时间最长、力度最大的萧条始于泡沫经济的破灭，其直接后果就表现在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和银行产生的大量不良贷款上面。
资产通货紧缩本身就对消费、投资的支出有很强的逆效应，而且资产作为资金借贷市场的担保物的价格下降会造成借贷双方交易成本的提高，会抑制银行的对外贷款。
所谓不良债是金融机构指因担保价值贬值而无望回收的债权等。当时日本金融界的不良债有如下特点：大量的旧债未处理完，新债更加迅速积累，处理不良债的费用甚至超过了银行业主的收益，不良债的发放对象多在地产、建筑行业，对这些行业的贷款当时还在增加。
大量的不良债至少从三个方面影响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有效调节：首先银行很难回收不良债导致金融中介功能的减弱，再者在一些生产效率不高的行业和领域出现了资本等经济资源的紧张，最后不良债使消费者和企业对金融业信任降低，最后也抑制了消费和生产的再投资。
3.2对第二个阶段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小泉内阁上台后，进行了强有力的经济改革，2002年推出了《金融再生计划》加速处理不良债权，主要把不良债权的焦点集中在一些大型银行上面，包括三点：1.对银行的资本核定制定了严格的标准2.充实银行的自有资本3.加强银行的治理。到2006年末，大型银行的不良债比例已经由2001年末的8.4%下降到了4.5%。
处理不良债的同时，日本政府保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即所谓“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对于不景气的经济有诸多好处：1.可以提高国民和生产者的消费、投资预期。2.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3.伴随着不良债的处理，金融体系抗风险的能力得到加强，金融的中介功能也得到了改善。
当然，任何经济政策要发挥作用都会有一个政策时滞的问题，也还有要面对世界经济环境、自然灾害等问题。从现有的GDP数据来看，2004年之后日本经济恢复了稳定的增长和日本既定的相关货币政策不无相关。
四、对中国的借鉴
日本的经济在战后飞速飞速发展，其历史经验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的情况。在泡沫经济破灭及相关的问题上，学术界予以了很高的关注。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其实也是日本反思和探索的十年，借鉴日本大约二十年的货币政策轨迹至少可以给当前的中国几点这样的启示：
1.在货币政策方面要保持央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可以看到，90年代初日本央行对于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影响没有及时反应，并给以货币政策的调整，失去了较好的时机，以至于后来的多次下调利率收效甚微。
2.在货币政策的使用方面要注重货币政策的指导性功能。日本90年代中后期所执行的急速下调的货币政策与前期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极端。这种急速调整的货币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和对经济的指导作用，片面高估了货币政策的作用，以至于要面对“流动性陷阱”这样的问题，货币政策一度失去了主动性。
3.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主要是集中在以证券为代表的金融行业和房地产为代表的建筑行业上面，而逐渐牵引影响到其他领域。我国2008年股市暴跌之前，就有学术界从日本的历史经验给当时的经济建言，现在的情况是我国的股市泡沫破灭了，而楼市的价格还在一路上升，这就与日本当年的情况非常不同了。这两个市场迥然相异的格局，到底是我国特殊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所产生的，还是因为我国在泡沫经济破灭问题上吸取了日本的经验，有意的时楼市泡沫维持下来，以便于银行业有时间处理其资产组合，降低因为楼市泡沫破灭可能带来的银行业的大量不良债，最后减少对整个经济体的损伤呢？若是这样，在股市泡沫破灭后的三年以来，银行业已经有了很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应对楼市泡沫的破灭。那么今年二季度新一轮的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得出的“即使房价下跌五成，银行业也可以承受”的消息对于无法抑制的楼市泡沫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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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