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倡导与运用，是嵇文甫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一理论与方法论的倡导与运用，嵇文甫在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就，而这一重要成就的取得则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关键词：嵇文甫；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1-0134-04
嵇文甫(1895-1963)，字文甫，本名明，河南汲县人，“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其思想史的研究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内涵。本文的研究就在于探讨嵇文甫思想史研究中这一理论与方法论，以便继承这份宝贵的理论遗产。
一、重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思想史研究
嵇文甫研究中国思想史，能够自觉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这一点，嵇文甫曾有过说明。如在1958年出版的《春秋战国思想史话》一书中，他指出：“我们讲古代思想史，不是把各家各派的学说随便罗列出来，任意地乱讲，而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指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种思想怎样产生、发展和消灭；怎样代表自己的阶级利益，为阶级斗争服务；怎样反映现实，而又推动现实，指导现实，这里面是有一种深刻的科学理论贯注着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家都明白，如果没有唯物史观的指导，单纯就思想而讲思想，不可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的研究中，关注历史事件背后的经济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史家最先考量的因素。嵇文甫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从“社会经济大变动”，不同阶级、阶层的不同“阶级利害”出发，来说明不同思想流派的产生和他们之间的冲突、斗争。他思想史研究的论著如《周末社会之蜕变与儒法两家思想上的斗争》(1929)、《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1931)、《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史》(1932)、《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1934)、《左派王学》(1934)、《船山哲学》(1936)、《晚明思想史论》(1944)等都体现出这种意图。
如在《周末社会之蜕变与儒法两家思想上的斗争》一文中，嵇文甫明确指出：“一种学派或一个时期的思潮，都有社会经济的背影。”先秦时期儒法两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变动的反映”，“法、儒两家所代表阶级的经济背景不同，思想因之大异”。在他看来，“无论怎样高明的思想，都是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无论怎样伟大超越的思想家，都不能离开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凭空杜撰出一种道理。……从东周到秦汉间，是中国社会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中，千百年传来的封建制度一层一层的崩溃。当时人士所遇环境之新，所受刺激之大，只有清末以来的情形可以比拟。周末学术所以能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灿烂的一页，正由于这个缘故，自成体系，儒、墨、道、法，截然不同。
在《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中，嵇文甫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经济与思想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分析人手，准确说明了17世纪中国思想变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在于“当时经济生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货币经济的出现、海外贸易的发展、土地兼并的加剧、民众暴动的兴起等社会大变动，使得商业资本扩大深入，封建地主受商业资本的影响而加紧剥削，地主与农民的冲突尖锐化，“于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遂大为发展，同时思想界亦崭然造成个新局面”。
在《左派王学》中，嵇文甫也指出：思想是生活的反映。各时代思想变动，实决定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动。明代中叶以后，由商业资本扩大而深入的结果，一方面形成南方都市的繁荣，另一方面形成农村剥削的加剧。社会繁荣则眼界广而思想开放，剥削加剧则冲突剧烈，而人心动摇。于是一方面不断的发生农民变乱，一方面演成思想革新的潮流。所以当时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思想运动，都是那种愤张跃动的时代心理所形成；而这种时代心理却是由那外繁荣而内纷乱的社会生活刺激起来的。从思想上诊断当时的社会，从整个社会生活上观察当时的思想，这种研究方法是很可推广应用的。
运用这种唯物史观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说为嵇文甫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由此出发，他将前人尚未有人专门研究成书的晚明思想史，从新旧思想交替、学派斑驳陆离、内容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清理出一个头绪来，即其所指出的：晚明思想界有几个明显的趋势：其一，从悟到修，这表现于东林各派的王学修正运动，以及云栖、憨山等尊重戒律，特唱净土；其二，从思到学，这表现于古学复兴，及西学的输入；其三，从体到用，这表现于张居正、徐光启等的事功思想，及左派诸人的大活动；其四，从理到气，这表现于刘蕺山等的反理气二元论。这几种趋势，矛盾冲突，参互错综，形成一个斑驳陆离的局面。然而进一层追求，观其会通，尚可以看出一个总趋势，即从超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是也。……这各种现实主义倾向渐渐汇合成一大潮流，于是乎清初诸大师出来，以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相号召，截然划出一个思想史上的新时代”。
二、强调思想史研究中要注意人民性、进步性的原则和标准
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看来，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这是遵循唯物史观原理研究历史的应有之义。在嵇文甫的思想史研究中，他极其重视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并为此著有《伟人领导群众呢?还是群众领导伟人?》(1931)、《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1951)、《关于历史评价中的几个矛盾问题》(1953年)、《怎样对待文化遗产》(1954年)、《关于历史评价问题》(1956)、《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1957)、《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1959)、《怎样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1963)、《历史教学中的思想方法问题》(1964)等文。这些论著贯穿的一个基调，就是“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把历史夺回到人民手中。对于过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我们都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照下予以重新估价。”这些代表作明确了其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尺度和原则。
嵇文甫很早就开始关注思想史研究中的人物评价。1931年他发表《伟人领导群众呢?还是群众领导伟人?》一文，就探讨了这一问题。什么是伟人?嵇文甫指出，根据唯物史观，“伟人是时代精神的烧点。当某一个时代到来，人人心中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某种倾向。能抓住这种倾向，把散漫的潜伏在群众意识中的时代精神集中起来，发挥出来，体现出来，这就算是伟人。”伟人是如何出现和活动的呢?他认为，伟人的出现“该有一定的条件，也该有一定的限制。谁为伟人准备出现的条件?谁去限制其活动呢?正是群众。群众不为他准备下必要的条件，伟人出不来；而伟人活动的方向与界域，又是由群众决定的。伟人有意识的领导群众，群众无意识的领导伟人。没有伟人的思想行动，即早已有群众的生 活。群众的生活，才是历史的发动机呢。总之，伟人在没有领导群众之前，先受群众领导；不能受群众的领导者，不能领导群众――这就是我的结论”。
1951年《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发表。文中，嵇文甫就明确提出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原则。其后在《关于历史评价问题》中，嵇文甫又再次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原则进行了阐述。如前所述，嵇文甫强调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把历史夺回到人民手中。对于过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我们都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照下予以重新估价。同时他又指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一切历史评价都得看符合人民利益与否为标准。凡是属于人民方面，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所欢迎的，都应该予以好的评价，而对于一切反人民的都予以坏的评价。”
依据人民利益或进步性的原则，嵇文甫又强调了历史人物评价的“三个标准”和四个要点，“三个标准”是：“第一，对于人民有贡献的，有利的；第二，在一定历史阶段起进步作用的；第三，可以表现我们民族高贵品质的。”合乎这三个条件的都是好的，相反的都是坏的。同时，他也总结出历史人物评价的四个要点，即；第一，“根据一定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说某人‘于人民有利’，‘有进步性’，必须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上来讲，这才是历史主义的看法”；“第二，要认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一点往往使我们教书的感到头痛；对于一个人到底是好哇是坏呀，往往搞不清……，他本身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你何必要将他简单化呢?；“第三，站稳阶级立场，反对客观主义，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以人民利益为依据，尤其凡关于阶级斗争的事实我们便不能敌我不分”；“第四，要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一个人尽管复杂，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我们立论却须有个重点……所以，讲历史不是死板的，应当时时与目前政治任务相结合”。
在结合史实论述方面，嵇文甫举出了较多的事例。针对第一个标准，他指出，像蒙恬造笔，蔡伦造纸，都可以说是法施于民，直到现在我们也还纪念他。这时如果你偏要咬住不放，说：“蒙恬是为秦始皇打江山的”，那可遭了!秦国暴政他也有份儿!蒙恬造笔，固然秦始皇秦二世也用，但直到现在我们也还在用。蔡伦是后汉一个宦官，我们知道东汉的宦官是最惹人讨厌的，但蔡伦造纸、法施于民，对于这点我们就恭维他，因此，历史上的许多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只要对人民有贡献，都承认其功劳，都称颂他。针对第二个标准，嵇文甫说，以商鞅到秦始皇是代表一个历史的转变阶段，秦始皇完成了这个转变，就这点来说，他也自有其进步的一面。其他，像汉武帝、唐太宗对中国文化的扩大推广方面也有其进步性。针对第三个标准，嵇文甫指出，历史上有些人也没有具体的创作发明，而要说他代表进步方面吧，也不对；比如苏武，……牧羊流放十五年，你说对我们有啥具体的好?但他就表现了中国人民坚毅忠贞的高尚品质。按古代的三不朽说有立言有立功也还有立德，这类人物就是立了德。立德事实上对我们的民族也一样有利……。总之，嵇文甫总结的历史评价的三个标准，是结合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的结果。
三、关注多种评价历史人物方法的运用
嵇文甫除了强调思想史研究中要注意人民性、进步性的原则和标准外，还运用多种方法来评价历史人物，总结出一系列历史评价方法论原则。
一是重视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评价方法。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史研究的说明和思想史具体的研究中加以论证。如在《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史》一书中，嵇文甫就一再强调思想与时代社会生活的关系，十分重视思想的阶级性。此书中他提出研究思想史的“根本概念”：第一，一切思想学说，都是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第二，各种伟大的学说，当它还未被某几个学者造成体系以前早已在无数不知姓名的群众间自然的孕育着；第三，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社会中，某群众因生活方法不同起了分化，则常有与之相应而起的思想上的分化，而思想上的各宗派，又各自有它自己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各有它自己的社会基础。显然，他这三个“根本观念”，既是他对于思想学说与社会时代生活和群众之关系、思想的阶级属性的根本见地。其后在《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一书中，嵇文甫又进一步说明了所谓思想的阶级性的具体内容：第一，所谓某派学说代表某阶级，乃是说这派学说在客观上与某阶级的要求相适应；第二，所谓阶级要求，乃是就原则上，就一般大体的倾向而言，并不牵涉阶级中个别的偶然情形；第三，所谓代表某阶级的某派学者，有的就是出身于某阶级，有的却并非出身于某阶级而只是在种种因缘下受到某阶级要求的暗示；第四，一个人在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尽可以胡思乱想，但若这种胡思乱想居然成为一种思想潮流的话，那也仍是由于它和某阶级要求暗相适应；第五，所谓某派学说代表某阶级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某阶级要求的转变而转变，甚至可以转化到另一阶级。这就是说，思想不仅是生活的反映，是群众的产物，而且具有阶级性，与社会有密切关系，并随社会的转变而转变。
二是历史主义的评价历史。所谓历史主义的评价方法，实际上正如同嵇文甫在历史人物评价的四个要点中强调的：根据一定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说某人“于人民有利”，“有进步性”，必须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上来讲。对此，嵇文甫结合史实论述说，如果拿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古人，当然都不够格。像后汉的张仲景，是个大医学家，在历史上也算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他的《伤寒论》古人都认为是济世活人的书，但你偏要说“他那里面尽讲些阴阳五行，乌烟瘴气，一片荒唐之言!”这当然是跟他开玩笑。汉朝就流行阴阳五行，最高理论就是这个；你说：“那他咋不根据解剖学哩?”请问当时哪里去找解剖学呢?又如黄巢、李自成，你说：“他咋不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哩?”“他咋不知道建党呀?――像毛主席的建党、建军、统一战线那三大法宝他咋不知道运用呀?”你叫他到哪儿去找共产党?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显然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因而是错误的。
此外，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好和坏都绝对化，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嵇文甫认为，历史上的好和坏，本来是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观点。要想从错综复杂的许多矛盾里面找出主要的东西，抓住主要的环节，既不犯绝对主义，又不犯相对主义，那就只能对具体事务进行具体分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表现。他举例说，对爱国主义，就不能一概而论。有今天人民的爱国主义，有历代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在过去统治阶级的爱国人物中，最好的状况，亦只能像岳飞、文天祥等，虽然慷慨牺牲，可歌可泣，表现出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但是热爱祖国与尽忠皇朝的心情，总是不可分割地混杂在一起的。
三是比较研究方法。如在《晚明思想史论》一书中，嵇文甫对中西思想界进行了颇有见地的比较研究。当时中西社会发展阶段，相去并不甚远，而西方在经历工业化之后，中国就望尘莫及了。究其原因，嵇文甫指出：“当时欧洲正值工业革命之前夜，而中国却还在一个衰老的封建社会中走圈子”。“当时中国商业资本高度发达，对于西洋科学技术颇能接受，很带一点进步色彩，但这点进步色彩终不免为封建气味所笼罩，把历史拉回旧道”。西洋学者之推重中国，则“并非当时实际的中国”，乃是“当作一种海外奇谈和乌托邦，赖以寄托其新社会的理想”。对中国学者来说，西学之见重于当时，“实多在其技术方面，至于道德性命伦常教化，总觉得中华高于一切，不是那班夷人所能比上的”。于是“从此欧西列邦奔轶绝尘，而中国就膛乎其后了。十七世纪实在是中西盛衰的一个大关键”。
嵇文甫长期致力于先秦诸子和明末清初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船山学研究，并把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倡导与思想史研究的实际结合起来。他的研究既有开创性的成果，又提出了很多新见解，这成就了其在中国文化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李道雨等.嵇文甫学术风格漫评[J].郑州大学学报，1995.(3).
[2]嵇文甫文集(下)[A].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3]嵇文甫文集(上)[A].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4]嵇文甫文集(中)[A].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5]嵇文甫.关于历史评价问题[M].三联书店，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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