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约瑟夫?康拉德在以《黑暗的心》、《进步前哨》为代表的非洲题材小说中将非洲丛林经历意义的颠覆和重组，描述成与欧洲文明开化之地截然不同的“另类世界”。显性描写与隐性描写杂糅在非洲丛林形象描写之中，象征欧洲文明的西方白人在非洲丛林里所遭遇的种种内心考验的心路历程，成为康拉德的主要叙事中心。他企盼以粗犷强悍的非洲丛林解决爱德华时代英国人的心理冲突和精神危机，然而康拉德式的“道德拯救”在非洲丛林里无法摆脱尴尬的命运，也造成了小说的文化逻辑与作者的主观意图的断裂。
关键词 爱德华时代 文化身份 英国中心主义
19世纪中叶以来，伴随日不落帝国的逐步衰败，以描写殖民地生活和“异域风情”的大英帝国叙事再次成为英国文坛热点，表现出与笛福时代不同的特点。加拿大研究者库特?洛博将书写帝国殖民的作家分为三类：冒险小说家(Adventure Novelists，1832－1932)、二战前“良心小说家”(The Novelists of conscience，prior t0 World War II，1857－1957)以及二战后“去殖民时代小说家”(Post World War II，The Age 0f Decolonization)。与那些极力渲染异域风情、大肆鼓吹殖民扩张的冒险小说不同，以爱德华时代的康拉德、福斯特为代表的作家更关注西方白人无止境的物质诉求下的殖民欲望与崇尚殖民地原始面貌之间的冲突，西方知识分子精英已经看到工业文明带来的而且已经逐渐加深的种种危机。康拉德在《青春及其他两篇故事》附言中声明：“这篇故事《黑暗的心》和另一篇故事《文明路上先锋站》(也译为《进步前哨》等)是我从非洲中心带来的全部藏品。”“藏品”中展现的非洲已不仅仅具有“原始”、“落后”等特征，而且是一个渗透着其意识形态的非洲。换言之，康拉德笔下的“非洲丛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其用异质文化语境来进一步考察西方文明实质的实验场所。象征欧洲文明的西方白人在非洲丛林里所遭遇的种种内心考验，成为康拉德的主要叙事中心。小说出版后批评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其鉴赏和评论，如齐努瓦?阿切比在《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一文中犀利地指出：“由于西方人心中的一种愿望，也可以说是一种需求，即把非洲看成是欧洲的陪衬物，一个遥远而又似曾相识的对立面，在它的映衬下，欧洲优点才能显现出来。”笔者试图以康拉德两部非洲题材小说为文本，表明康拉德在小说中采取较为理性的审视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英帝国在非洲丛林里的罪恶，同时又认为远落后于欧洲文明的非洲丛林诱发了白人人性中兽性的本能，他企盼“有野性的生气”的原始非洲丛林为爱德华时代身染沉疴的英国人开出一剂道德拯救的良药，力挽英国人在工业文明进程中失落了的人的自然本性，以此来解决爱德华时代英国人的心理冲突和精神危机。
一、非洲丛林：欧洲殖民者的“另外一面镜子”
康拉德笔下的非洲丛林显然有别于那些殖民时代流行的“青少年冒险故事”中的非洲，后者通过以英雄冒险为包装、渗透殖民意识形态的文本，传递给维多利亚末期、爱德华时代初期的英国青年人的信息是：非洲、亚洲等殖民地是一片蛮荒之地，也是上帝赐给欧洲选民的“迦南”，帝国青年只有在殖民地方能成就个人的传奇业绩，成为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的优秀青年典范。但作为《黑暗的心》、《进步前哨》基本场景的非洲丛林则被康拉德刻意描述成“另类世界”，与欧洲文明开化之地天悬地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梦想乌托邦，小说中马洛：“感觉到原始的荒凉，无边无际的荒凉，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那是森林中、在丛林中和野蛮人的心灵中骚动着的野性所构成的全部神秘的生活。”非洲丛林――这个“另外一个世界”的语境使得欧洲殖民者的文化身份发生了嬗变，白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一新的环境中重新定位，赋予自我存在的意义”。在此意义上说，叙事者的非洲之行实则是良心知识分子的自我拯救之旅。这正像C.B.考克斯教授所指出的：“他的旅行，他讲故事的决定给我们提供了获得某种启示的希望――某种心灵或许并非全然不可知的希望。”在作者笔下，非洲丛林如同一面镜子，是西方知识分子用于反观自我的最佳试验场所，与传统冒险小说中具有不同意义。
两部小说中绵延不绝的“丛林”意象笼罩在一片黑色之中，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价值，以致与康拉德的亲身感受截然不同，康拉德曾在《刚果日记》中这样写道：“……非洲之行是令人愉快的。非洲是一块开放的土地，山峦绵延起伏，路况很好……非洲的人民热情好客。”然而，两部小说却未能向我们展示非洲的魅力，反之揭示了非洲是一个原始、落后而堕落的黑色地带。黑色的非洲丛林象征一种未遭破坏的原始真实，在这块大陆上，除了殖民者孜孜以求的“象牙”和白人引以为骄傲与自豪的肤色之外，其余的一切都笼罩在“黑色的山峦”和“黑色的丛林”之下。在非洲，黑与白如同“文明”与“野蛮”一样，经历意义的颠覆和重组，小说中的黑色非洲总是与瘟疫紧密联系的，所有踏上非洲土地的殖民者被暴露在充满变数的自然界中，几乎都会受到瘟疫的感染，在本能与道德之间挣扎摸索，在贪欲与良知之间踯躅徘徊。“文明”成为白人殖民者伪善的外衣，文明人的人性中的黑暗昭然若揭，黑白之间的二元对立最终上升为自然与非自然之间的对比与冲突。黑是白的反面，非洲的黑实质上是作为话语统治者的白人所赋予的，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内涵。康拉德刻意将一种未遭破坏的原始的真实寄寓在黑色的非洲丛林里，而象征西方文明的黑暗的欧洲殖民主义罪恶活动在非洲丛林里时隐时现。
康拉德将丛林描绘为黑色，却意在颠覆改写白人读者心目中黑白二元关系。在马洛眼中，非洲丛林里恰恰映衬了白色文明的瘫痪：本是西方文明象征的小型火车车厢轮子朝天，“这件东西看起来像一只动物的尸体样死在那里一动不动”，铁轨只是“一堆生锈的铁轨”，其周围是“一些正在腐烂的机器零件”(22页)，“如果说欧洲的机械产品在这里变了形，那么欧洲的词汇在这里也改变了内涵”。身处这个已经“异化”的自然环境中，马洛看到的是西方殖民者在丛林法则掩盖下的道德堕落和文明的陷落：“六个黑人，排成一行，费力地沿小道向上行走”，“每个人的脖子上都套着一只铁项圈，一根链条把他们拴在一起”(23页)。非洲人被挤压得扭曲而变形，黑人任人宰割的麻木以及白人在非洲“彼此间勾心斗角，相互诋毁，相互仇恨”，让人有理由相信，“文明也可能是野蛮的，它既是一种有价值的成就，虽然值得人类小心地珍惜爱护，同时它也是一种伪善的借口”。康拉德在描写非洲自然形象时表现了深刻的内在矛盾，其人道主义立场与英国中心主义殖民立场同样杂糅在其中。康拉德对非洲丛林的诗情画意只字不 提，他对被殖民欲望冲昏头脑的欧洲白人内心之空虚是如此的反感，对非洲原始丛林寄予了厚望，希望非洲丛林的原始生命力唤醒英国人性中沉睡的道德救赎。
二、非洲之旅：被图解的道德发现之旅
西方评论界喜欢将吉卜林和康拉德这两位作家并列在一起研究，如英国著名文学史家安德鲁?桑德斯在其巨著《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中，以“‘我们的殖民扩张’：吉卜林和康拉德”为一个章节的标题，对两人的殖民题材小说进行比较。诚然二者所涉及的是同一题材，甚至同属于英帝国晚期，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吉卜林和康拉德的世界观显然不一样，吉卜林对帝国充满自信，极力拥护帝国以“推动文明化”为名在亚非的殖民扩张，而康拉德则更关注身处殖民地的欧洲人人性的道德沦丧，对于晚期帝国殖民统治也深感忧虑。康拉德不得不正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渐渐落下帷幕，英国“爱德华时代”渐渐来临。一方面，英国日不落帝国地位正在受到新兴国家的挑战，同时还受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加重了社会的矛盾，贫富差距愈来愈大、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康拉德等知识精英清醒地看到西方文明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善恶标准已被打破，价值观念在转型。这种在知识分子心态中所引起的反应被康拉德、哈代、福斯特、高尔斯华绥等反映在作品中：“人的真正本质在这个因袭、常规化了的现代外部世界里被泯灭了。”
综观康拉德所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我们不难发现，康拉德对弥漫于英国人内心深处的危机甚为忧虑，他对传统道德秩序全面解体之际英国人道德危机的探索远远超出了对人物言行举止的刻画。他采取较为理性的审视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帝国殖民地的罪恶，描述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时代的限制使得康拉德对异质文化冲突问题的解决，最终诉诸道德的发现。具有多年海外历险经历的康拉德“对英国商船社所代表的那种人类成就――传统、规训和道德理想，确实抱有极强的信念”。康拉德在《在西方的注视下》一书中曾写道：“道德上的发现应该是每一个故事的目标。”在他的非洲丛林小说中，人物往往远离自己的文化，与欧洲文明相隔绝，丛林带给他们种种道德困惑和精神危机。康拉德在小说中不遗余力宣扬的以责任心为核心的道德准则，希冀以此来解决现代西方人的心理冲突和精神危机。
有评论家认为：“康拉德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将意志的力量转化为道德观念的能力。他一生的创作完全致力于对道德观念的全方位‘审视’，直到这一观念变成事物本身为止。”康拉德对道德的宣扬同样反映在两部非洲题材小说里的自然形象描写上。在《黑暗的心》中他非常成功地运用了白与黑的象征将泰晤士河与刚果河、开化的欧洲与荒蛮的非洲、白色坟墓般的布鲁塞尔街道与黑暗丛林巧妙地联系起来。欧洲白人所居住城市被康拉德描写为“白色坟墓”(13页)，在那华丽的外表下，尸骨累累，不堪入目。公司总部则如地狱般：一胖一瘦的两个白人妇女“守卫着那黑暗世界的大门，她们结的黑绒线好像是用来做一条温暖的遮尸布……给她瞧过的人跟她再度见面的没有几个――连一半也没有，远远没有”(15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欧洲殖民者视为原始、野蛮的非洲丛林却为读者展示了截然不同的画面：非洲丛林里的黑人“有骨骼，有筋肉，有野性的生气，有强烈的运动活力，这些都像那沿岸的波涛般自然而真实。他们出现在那里无需任何借口。望着他们就是一种巨大的安慰”(20页)。土著人在他们的天然丛林里生活得无拘无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进步前哨》中的凯亦兹同样感受到丛林里的“进步”的召唤：“就在河那边，进步正召唤着他。进步、文明和所有的美德正在召唤。”康拉德刻意将非洲原始丛林、海洋生活等题材纳入其小说，“以一种极端的、神话般的表现方式力图唤起读者的紧张与敬畏之情，企盼在一种雄浑辽阔、粗犷强悍，充满男性力度与强度的美学风格中警醒读者关注遭受阉割的社会精神状态，力挽在文明进程中失落了的人的自然本性。”
康拉德童年和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沙皇殖民统治以及后来航海途中所见其他殖民地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使得他能够以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捕捉到帝国主义殖民者高尚的外衣下借传播文明、开化非洲之名行豪夺之实。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多次质疑西方殖民运动的真实目的，“这位库尔兹正在那悲惨的丛林中掠夺象牙”(67页)，小说中的欧洲白人便是依靠枪炮闯进丛林，带着象牙走出丛林的，殖民者在非洲丛林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证实他们比非洲黑人更开化、文明。非洲原始的野性、致命的诱惑、野蛮的习俗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欧洲白人的自制力。担负着神圣使命的欧洲白人苍白赢弱，因忍受不了那里的阳光和气候，十有六、七都会病死在那里。面对无边无际的非洲丛林，马洛不禁发出质疑：“我们这些流窜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些干什么的?我们能够驾驭住那个哑然无声的东西，或者是它将驾驭住我们?”(40页)忧虑的马洛转而开始倾心聆听非洲的声音：“一种奇异的声音，它在呼吁，在暗示，也是一种荒野的声音――或许，它所蕴含的意义和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教堂钟声一样的深刻呢。”(30页)当康拉德未能在工业文明范畴内寻找到疗救英国文化的药方时，他将视野转向非洲丛林，将英国人的文化身份置于非洲丛林里加以审视，康拉德以其深刻的社会良知和清醒的理智，提出以道德拯救英国白人黑暗的灵魂，同时为英国文学和英国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
三、非洲荒野：道德拯救的终结地
与大英帝国白人至上的鼓吹者竭力妖魔化非洲不同，两部非洲题材的叙事者对欧洲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反语距离，主观上反对把非洲妖魔化的主流倾向，以超越时空的眼光对非洲表现一定程度的敬意，在康拉德看来，非洲原始丛林里的生命力正是拯救大英帝国失落文明最好的良药，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者“不仅充分体现了现代主义初期英国小说人物的显著特征，而且成为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西方道德危机的喉舌”。然而在原始、神秘甚至恐怖的非洲丛林里，读者更多地看到的是人性的异化，看到的是这种启示录式“道德拯救”的尴尬。
作为道德危机的喉舌和精神洗礼的载体，《黑暗的心》中的马洛一直将库尔兹视为自己的道德理想和偶像，然而当他历尽艰难，终于抵达目的地时，却发现道德模范的崩溃。库尔兹早已被非洲黑色丛林所俘虏，黑暗的荒野“抓住了他，爱上了他，拥抱了他，侵入他的血管，耗尽他的肌体，还用某个魔鬼仪式上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礼节使他的灵魂永远属于荒野所有”(77页)。非洲丛林陌生、荒蛮的景色无时无刻不对欧洲殖民者构成恐惧和困惑。库尔兹临死前的叫喊，使马洛认识到了人类黑暗的自我和道德的空虚，他感到极度的困惑，受到极大的震撼，身体上也染上了热病。库尔兹死后，“外边是那么一片野兽般的，野兽般的黑暗”(112页)。《进步哨所》中的“文明的 使者”凯亦兹不堪忍受孤独感与空虚感，最终在杀死了他的伙伴卡利尔后选择自杀。欧洲文明使者的最终命运都预示着康拉德所追求的“道德拯救”显然岌岌可危。
道德救赎的路途如此之艰难，非洲丛林的诱惑如此之强大，马洛同样挣扎在人性善恶缠斗中，游走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库尔兹最后的叫喊使马洛更加认识到了人类黑暗的自我和西方道德的空虚，“任何雄辩都不能像他最终倾吐的真话那样足以摧毁你对人类的信任了。”(88页)马洛终于缩回了“他犹豫的脚步”，去换取“道义上的胜利”(113页)，马洛抵制了非洲黑暗的诱惑，阻止人性向兽性的堕落，在形式上得到了康拉德式的道德救赎，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拯救和心灵上的洗礼。马洛最终回到欧洲，他隐瞒了库尔兹临终呐喊，隐瞒了库尔兹的罪恶，以一句谎言完成了他的使命。马洛以寻求真理开始，却以传播谎言结束。谎言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它暗示了欧洲殖民者所谓的关于库尔兹在非洲丛林“传播光明”的宣传根本就是弥天大谎，而远在欧洲独守坟墓般的清闺的未婚妻对未婚夫在非洲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她无法想象他们的爱情早已迷失在黑色的非洲丛林里，谎言含有极端残酷的意味，破坏了审美的和谐，库尔兹的未婚妻沉溺于谎言带来的幸福，加深了反讽意味和悲剧色彩。
与传统冒险小说所展现的西方人的占有欲、征服欲和探索精神不同的是，《黑暗的心》、《进步前哨》充满了传统道德沦丧后的浓厚的悲观情绪，马洛甚至认为自己是在“穿过某个其中既无希望也无欲望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康拉德在一封信中也提到：“理性诚然是可憎恶的，因为它(向那些有勇气的人们)表明我们生活着，却脱离生活，一个由火种和泥块组成的宇宙和我们毫无关系。一个最终难以逃脱因为冷漠而死亡的人类是丝毫不值得操心的……生活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生活，我们甚至不了解我们的思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缘无故地受折磨……没有道德，没有知识，没有希望，只有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把我们推向一个世界。这世界永远仅仅是空虚的、飘移不定的幻影。”康拉德越睿智、越现实也就越伤感、越悲观，从老年马洛的叙述中我们也发现康拉德仍沉湎于这种道德拯救尴尬的悲观情绪之中，非洲丛林里形成的空洞道德观念显然不足以让读者信服。
四、黑色非洲：英格兰统治下“真正的自由”之地
康拉德式“道德批判”和“道德拯救”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The Field of Culture)下提出的，而这个“文化语境”是在爱德华时代由英国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康拉德对“白人至上”的大英帝国殖民者行为极为不满，但他的道德谴责归根到底只是一个大英帝国自由分子的谴责。长期生活在维多利亚余风犹存，西方殖民主义悍然，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仍占主导地位的爱德华时代的知识分子精英们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帝国意识或殖民意识，殖民主义扩张政策使得他们难以彻底摆脱殖民视角，形成了连本人也难以察觉的“文化优越感”的集体意识。这种意识流露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中，康拉德一方面在显性层面大量使用情感化的语言对殖民主义话语进行批判，另一方在隐形层面又默认这种非洲殖民活动，甚至彰显其作为白人的优越感。因此，在提倡道德救赎的康拉德看来，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非洲丛林里的累累罪恶固然暴露出殖民者道德的黑暗，但这不过是欧洲文明在特定环境中才表现出来的人性的恶，正是非洲原始丛林诱发了库尔兹的那种“兽性的本能”和“恶魔般的激情”，库尔兹最终也无法避免沦为殖民主义的牺牲品，这种恶不仅存在于欧洲白人殖民者的心中，也同样存在于非洲黑人乃至全体人类的心中。康拉德已然将非洲丛林意象进行了解构和重构，对殖民话语的批判和包容均流露出他对文明和人性的悲观主义态度。
康拉德在对这些殖民主义者的残酷无情鞭挞的同时，也流露出为大英帝国在殖民地衰败而发的哀叹，非洲题材小说如同一剂“怀旧良药”，它勾起欧洲知识分子对欧洲白人在非洲殖民统治的往日情怀。在《黑暗的心》中，叙述者不禁感慨到：“对于一个怀着敬仰和深情像常言所说‘依海为生’的人来说，最容易触发起关于泰晤士河下游一带昔日伟大精神的思古悠情……黄金的猎取者或名誉的追逐者们……他们手持宝剑，往往还高举火炬，他们是大陆上强权的使者，是从圣火中取来火花的人们……人们的梦想，共和政体的种子，帝国的胚胎。”(5页)在这一点上，康拉德的观点与殖民时期的一些英国知识分子领袖十分相似。比如，罗斯金就说过：“英格兰的命运，全在于统治：她将把仁爱和光荣的火焰带到最最遥远的地方。”康拉德在一封信中也持类似观点：“只有在英国国旗统治下的殖民地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显然，康拉德坚信唯有英格兰方能将“仁爱和光荣”之火焰照亮最最遥远的地方。因此，康拉德在小说中所提出的道德拯救英国文化危机在表层上是非政治的、乌托邦式的，其隐性层面上则最终折射出英国中心论、欧洲中心论。
结语
西方工业文明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使得“爱德华时代”必然是一段动荡的岁月，知识分子精英们已无法回避象牙塔外的变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者，康拉德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其非洲题材小说中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非洲丛林的罪恶进行了谴责，试图以道德来拯救英国文明，表现出超越其时代的民主思想。尽管文化身份的嬗变注定康拉德式的“道德拯救”在表层上是非政治的、乌托邦式的，而在本质上则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者对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不“和谐”进行补救的方法，但它依然具有一定建设性意义，其非洲题材小说在全球抗议欧洲在非洲中部刚果地区殖民扩张的运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康拉德在其小说中所运用的叙事模式和叙事技巧也影响了现代主义小说作家们去继续艺术真理的追求和探索。
责任编辑：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