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清之际的文学家李渔以小说戏剧创作名世，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居有显赫的地位。不过，袁枚《随园诗话》卷九认为李渔的诗“有足采者”。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卷一也说，“笠翁以词曲知名于时，而诗句亦往往有可采者”。而现代李渔研究的开山人物孙楷第在《李渔与十二楼》一文中，对李渔的诗词与散文有一番总体的比较，认为他的诗“颇有稳谐之作”。在笔者看来，作为卓有成就的通俗文学家，李渔的诗“有足采者”，或者说“往往有可采者”，并不值得惊奇；而说他的诗“颇有稳谐之作”，则似乎说得过于笼统。通览李渔近1100首诗，笔者认为，李渔诗作中最有价值的，是那些他写于明清易代之际与战乱相关的诗，以及描写清初有关汉民族统治政策的诗，其数量虽然不多，却每每饱含真情，秉笔直书，是那一个“天崩地解”时代有关重要史实的真实记录，有如杜甫描写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现实的那些诗，直可称之为“诗史”。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引宋祁在《新唐书?杜甫传赞》中说“(杜)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释“诗史”为“指能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现实情况的诗歌”；《汉语大词典》简编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则引唐代孟?《本事诗?高逸》中说“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释“诗史”为“指能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社会事件有历史意义的诗歌”。据此而论，则李渔的上述诗作，由于如实地记述了他所处的明清易代之际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有关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若干重大的社会事件，乃是用诗歌形式叙写的历史，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称之为“诗史”，并不为过。
? 值得指出的是，李渔的“诗史”有意识地继承了杜甫的“诗史”传统。李渔在《甲申纪乱》一诗中说：“昔见杜甫诗，多纪离乱事。感愤杂悲凄，令人减幽思。窃谓言者过，岂其遂如是。及我遭兵戎，抢攘尽奇致。犹觉杜诗略，十不及三四。请为杜拾遗，再补十之二。”可见他写战乱，确是自觉地以杜甫为楷模。故顾赤方评李渔的诗，谓《甲申纪乱》“深得杜理”，《应试中途闻警归》则“沉着有气力，少陵能事”，而王安节认为李渔的《婺城乱后感怀》(七律)“悲愤苍凉，似少陵天宝归来诸作”。当然，李渔“诗史”之遥承杜甫“诗史”传统，并不仅仅在于前者描写战乱比后者更详细、具体，而主要在于继承了杜甫“诗史”的“实录”精神，以及杜甫“诗史”所具有的爱国忧民的人文情怀；同时，李渔“诗史”中若干重要的作品，在诗歌艺术上，也颇得杜甫“诗史”之精髓。
? 杜甫的“诗史”确乎有其鲜明的记述历史的“实录”精神。何谓“实录”?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而《新唐书?杜甫传赞》既说杜甫的诗“善陈时事”，孟?《本事诗?高逸》又说他于安史之乱时所写的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则作为“诗史”的杜甫的诗，有其记述历史的“实录”精神显而易见。杜甫“诗史”这种毫无讳饰的“实录”精神自然包举了他对社会的强烈的批判意识。与此相关，李渔在《甲申纪乱》一诗中既说要补杜甫“诗史”之略，又说“有诗不忍尽，恐为仁者尽”――这其实成为李渔写作“诗史”的一个基本原则，其要义并不仅仅在于如前所说描写的详尽，更在于不为统治者讳，信而有征地写出了当时历史的真相。李渔这种写作“诗史”的基本原则，因此无疑与前述孟?所说的杜甫“诗史”的“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同，显示了李渔早期勇敢的社会批判精神。
? 诚然，毕竟李渔与杜甫所处的时代不同，李渔“诗史”尽管继承了杜甫“诗史”的许多重要方面，然犹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与个性特征。
? 第一，李渔的“诗史”是明清易代之际浙东人民所遭受的罕见战争劫难的真实记录。即如前述《甲申纪乱》一诗，就写到当甲申年(1644)天下大乱之时，浙东金华等地区的百姓诚如诗中所说“既为乱世民，蜉蝣即同类”，危在旦夕，而明朝官兵在那里“抢攘”百姓竟然胜过“流贼”：“又虑官兵入，壶浆多所费。贼心犹易厌，兵志更难遂。”至1645年，清军攻占南京，弘光朝崩溃。同年6月，以赵明寰为首的明朝溃军洗劫浙东；不久，南明方国安部数万败军袭击金华、兰溪。1646年8月，清军攻陷金华，大肆屠杀。李渔于上述兵祸，大多亲历亲证。其《避兵行》一诗，就特注明“乙酉岁(1645）各镇溃兵骚扰浙东时作”。此诗开首即云：“八幅裙拖改作囊，朝朝暮暮裹糇粮。只待一声鼙鼓近，全家尽涉山之冈。”为时刻准备着逃离，女子居然将裙拖改作囊来盛装干粮。这一当时战乱环境中有特定历史特点的细节，足以见当年战争之残酷。如果不是李渔将此记述下来，后人难以想象，明清易代之际，浙东人民竟是如此费尽心机，以避兵灾。更凄惨的是，就是逃到深山老林之中，也不能躲避溃兵的骚扰。该诗写到：“新时戎马不如故，搜山熟识桃源路。始信秦时法网宽，尚有先民容足处。”因为无处可以避兵乱，即“下地上天路俱绝”，为了不受侮辱，以李渔自己来说，如诗中所写，就曾想“舍生取义”，即“先刃山妻后刃妾”，然后伏剑而死。《婺城行吊胡仲衍中翰》则记述了清军在婺城即今金华杀人如麻这一重大社会事件：“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轻则鸿毛重泰山，志士谁能不沟壑。”而战乱后的情景是一片凄凉，令人心有余悸。《婺城乱后感怀》(五律)有“骨中寻故友，灰里认居停”之语，《避兵归值清明日》则有“战余柳尚烽烟色，兵去花仍剑戟看”之句，凡此等等，莫不是对战争罪恶的强烈控诉，而李渔的爱国忧民之情，无不跃然纸上。总之，李渔以其充满悲愤的诗心史笔，如实地记录下了那一场发生在浙东地区惨无人道的战乱，多有正史所不载的他个人独特的经历，因而有着特别珍贵的史学价值。?
第二，李渔的“诗史”忠实地记述了战乱对图书的毁坏。《吊书四首》(兵燹后作)其一有云：“邺架群书逐类分，总因世难靖狂氛。蠹鱼辟尽香成雾，亥豕刊来墨是云。”因为战乱，作为文化瑰宝的大量图书皆化为灰烬。此诗其三则具体写到了战乱中有关图书是如何被毁灭的：“将军偶宿校书台，怒取缣缃入灶煨。国事尽由章句误，功名不自揣摩来。三杯暖就千编绝，一饭炊成万卷灰。犹幸管城能殉汝，生同几案死同堆。”在这位颇有情绪的将军看来，国事之坏尽由儒生与图书，因此竟将图书尽入灶煨，付之一炬。该将军似乎不能明白，这些图
书其实是前代文化人性命与俱的可贵的文化精神遗产。故李渔在此诗其二中写到：“时流莫谓吊书迂，侬与前人性命俱。”用“侬”字称图书，写出了李渔心头对前代文化遗产的无限眷恋及其被毁的无尽哀痛。此诗“其四”则更有极其愤激的叙写：“心肝尽贮锦囊中，博得咸阳片刻红。终夜敲推成梦呓，半生吟弄付飘风。文多骂俗遭天谴，诗岂长城遇火攻。切记从今休落笔，兴来咄咄只书空。”因为图书全被烧毁了，则世间自无读书种子，这正如此诗其二所云：“始信焚坑非两事，世间书尽自无儒。”李渔将战乱之毁图书与读书人，直比作秦始皇之焚
书坑儒，这其实写出了当时战乱之残酷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古代文献写战乱对图书的破坏，并不鲜见，但像李渔的“诗史”，通过“将军偶宿校书台”这样一个典型特例，生动地描写战乱中图书之如何被销毁，则实为中国古代图书聚散史上极其难得的重要个案。?
第三，李渔的“诗史”，也是清初实行的侮辱性的同化汉民族统治政策此一重大社会事件的见证。1645年，清兵屠扬州城后，即于是年五、六两月，连下剃发令。其诏曰：“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子犹民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纯属贰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转引自单锦珩《李渔年谱》，见《李渔全集》第十九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此诏精髓即是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而儒家文化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开宗明义章》)因此，清初统治者的剃发令，对汉人来说，显然带有侮辱性。当时的李渔虽有民族气节，但尚不敢以身试法，于是便在诗中发泄其愤懑。李渔《?发二首》其一云：“一束匀成几股分，不施膏沐也氤氲。趁伊尚未成霜雪，好去妆台衬绿云。”其二云：“晓起初闻茉莉香，指拈几朵缀芬芳。遍寻无复簪花处，一笑揉残委道旁。”这无疑是对剃发诏令的极大调侃与讽刺。李渔于1646年所写的《丙戌除夜》与1647年写的《丁亥守岁》，其实也表达了对剃发令的愤怒。《丙戌除夜》云：
“秃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屋留兵燹后，身活战场边。”《丁亥守岁》则谓：“骨立先成鹤，头髡已类僧。每逢除夕酒，感慨易为增。”李渔的著作因此曾被禁毁。《清代禁毁书目?禁书总目》补遗有云：“《一家言》系李渔撰，卷六内有《剃发诗》，甚为狂悖……应请销毁。”李渔的上述诗作，以其强烈的民族正义感，无情地批判了清初统治者野蛮的民族统治政策，无疑是对正史记载广大汉人反抗剃发令的精彩补充。?
当然，从总体看，李渔的“诗史”，所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远不及杜甫的“诗史”。前者着重描写的是战乱带给浙东人民的灾难及大批珍贵图书的因之被销毁，并对清初侮辱性的同化汉民族统治政策以严厉的批判，而后者不但描写了战乱及其带给百姓的灾难，也如实地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与其他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另一方面，李渔的“诗史”，对明清易代之际战争发生的历史原因并不作思考，更没有写出明王朝的必然灭亡，而杜甫的“诗史”，则写出了安史之乱爆发的社会原因，揭示了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必
然，因此，其思想的深刻性显然不及杜甫的“诗史”。?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观照，李渔的“诗史”中有不少诗作，也颇得杜甫“诗史”之神韵。概括地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李渔的“诗史”，不但如杜甫“诗史”以“实录”精神秉笔直书，亦如杜甫“诗史”那样，并不是没有情感色彩的纯客观史实的记录，而是肝胆俱见，直如郭九芝评《吊书四首》(兵燹后作)其一所云，有“无限牢骚”，即显示极其强烈的个人爱憎与社会批判倾向。杜甫《兵车行》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三绝句》云“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此等等，皆不是纯粹的纪实，而寄托个人深深的愤慨。而如“武皇开边意未已”，在相当程度上揭示
了当时战争的根本原因，表达了强烈的对唐玄宗的批判态度――虽然杜甫在骨子里是忠君的。李渔的“诗史”亦然。如《避兵行》所云，“始信秦时法网宽，尚有先民容足处”，认为他所处的明末清初战乱之际，还不如秦始皇时代，则李渔的政治态度异常鲜明。《?发二首》、《丙戌除夜》、《丁亥守岁》等诗，更是毫不留情地对清初侮辱性的同化汉民族统治政策作了猛烈的抨击。它们既是一个时代有关重要史实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抒写出了李渔个人心头的辛酸与血泪，因而有着深刻而巨大的感人的力量。?
其次，更可贵的是，李渔有关不愧“诗史”之名的作品――这主要是描写战乱的五言律诗与七言律诗，亦能如杜甫“诗史”那样，将炽热的感情包藏在生动的细节描写之中，即以“敏锐的诗性直觉”，把它们“点化为审美意象”(杨义《李杜诗学》下编)，由此让客观事物本身去打动读者，因此写出了不少精警透辟、充满诗性之美的警句。杜甫“诗史”中最典型的警句即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如《春望》中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洗兵马》中的“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羌村
三首》中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同样脍炙人口，千古流传。在笔者看来，李渔的“诗史”中这样的警句有：《乙酉除夕》中的“天寒烽火热，地少战场多”，《清明前一日》中的“战场花是血，骑路柳为鞭”，《避兵归值清明日》中的“战余柳尚烽烟色，兵去花仍剑戟看”，《婺城乱后感怀》(五律)中的“骨中寻故友，灰里认居停”，它们皆如杜甫“诗史”那样，以看似不事雕琢、充满诗性直觉的细节描写，让人感受到惊心动魄残酷的战争场面，而其中却渗透着了无矫饰的强烈的个人感情与社会批判精神，深得杜甫“诗史”语言艺术特色之真传。?
不过，从整体看，杜甫襟怀博大，笔力雄健，他的“诗史”，将强烈、真挚、深沉的思想情感与纯熟完美的艺术手法结合在一起，由此形成沉郁顿挫、波澜老成的诗风，兼之内容丰赡，终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艺术巅峰，这自然是李渔“诗史”所无法比肩的。相比之下，李渔写于明清易代之际的那些重要的诗篇，固然也是情感强烈，然往往直截明快、自然真率有馀――徐世昌《晚晴?诗汇?诗话》即谓李渔的诗“直率而近俚”，而沉挚深入、跌宕起伏不足，因此，特别是他描写战乱的五言古诗与七言古诗，如《甲申纪乱》与《避兵行》等作品，时或失之平易浅露，但鉴于它们确乎是当时有关残酷社会现实，包括若干重大的社会事件的“实录”，并不妨碍其足以当“诗史”之目。?
概乎言之，李渔的“诗史”，是明清易代之际历史的珍贵记录，而在艺术上也有不俗的成绩，在中国诗歌史上，理应占据其应有的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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