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三国演义》中关公之“义”既有儒家推崇的“大义”，又有作为独立个体所体现的“小义”。不同内涵的“义”在统治者那里，须不断化解冲突才能达到共存。 关键词：三国演义；关羽；义
在《三国志》中，关羽还只是刘备手下一名骁勇的战将，陈寿将之与张飞、马超、赵云、黄忠等放在一卷中进行介绍。而到了《三国演义)里，关羽则位列“五虎大将”之首，唯有他一人能有“关公”的尊称,到了清代，他更是被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关帝庙遍布城乡。其地位几不亚于孔圣人，甚至已达到“凡今之细民不习孔氏，而大人不佞佛，然罔无畏爱公”的地步。人们之所以这样推崇关羽，把他置于一个神的高度来瞻仰，主要还是因为关公身上的那个“义”字。
一 “义”的不同内涵：
笔者斗胆将关公之”义”分为“大义”与“小义”。所谓“大义”指的是忠义、道义等儒家之义；而“小义”乃是指关公身上所体现的诸如侠义、仗义、兄弟之义等其他品质。
关羽也好，张飞也罢，他们并不是普通的草莽英雄抑或区区一介武夫，他们都是乱世中的有志之士。作者杜撰出桃园结义的故事，将之放在卷首，开宗明义。且看他们的誓词：“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连李贽都说：“他三人岂寻常草泽之人而已乎!三人以报国安民为己任，岂不正是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羽以天下为己任，正是他“大义”的体现。
同样不见于《三国志》的降曹的三个条件，刻画出一个降汉不降曹的“忠义”关公形象。张辽所述第三罪“兄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徒欲赴汤蹈火，以成血气之勇，安得为义”可谓一语中的。这里所说的“义”，正是儒家强调的“大义”。所以到了关羽这里，降汉不降曹便成了他的首要要求。得知兄长消息，立马奔赴，甚至用“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来表明心迹，在关羽心中不见有曹，只见有汉。加之后来败走麦城时，他对于无法代表汉室的诸葛瑾的劝降，进行了义正言辞的拒绝。甚至为了衬托他的“义”，连他的坐骑也绝食而亡。两相对比，一个“为理屈，不为势屈”，喻于义，而非喻于利的君子形象便跃然纸上。实质上投降了曹操的“变节”行为就得到了解释，反而更加衬托出关羽的“忠义”,
人们读到关公单人匹马、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保护二位皇嫂寻兄时，往往感叹于刘关张三人的兄弟之义。然而,此处绝非仅有兄弟之义那么简单。在张辽问出那句“兄与玄德交，比弟与兄交何如”时，关羽的回答是：“我与兄，朋友之交也。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者也。”在古城张飞误会关羽时，他说：“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翼德心直口快，心中所想,会第一时间变为口中所出。他不先骂云长背信弃义，抛却兄长不顾，而说忠臣不辱，大丈夫不事二主。可见，“忠义”的观念在时人心中根深蒂固，它终究是凌驾于兄弟之义上的。正如毛宗岗所评：“盖有君臣，然后有兄弟。君臣之义乖，即兄弟之义亦绝。衣带诏之公愤为重，而桃园之私盟为轻。”关羽此举，体现的恰恰是他无人可及的“忠义”。
除了儒家之义以外，在关羽身上还体现着侠义、仗义、兄弟之义等多种品质。
早在关羽第一次亮相时，作者就借他本人之口，说是“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才逃难江湖的。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形象便跃然纸上，关公的侠义可见一斑,在护送二位皇嫂的途中,不论是廖化、裴元绍还是周仓，对于关公都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眼巴巴地想追随左右。若能追随，万死不辞；若被拒绝，则表现出莫大的遗憾。能得到这些占山为王的草寇们的尊重，多半还是因为关公的侠义、仗义。至于关云长义释黄汉升一处，则更将关公的侠义之心写尽。战场之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可是对手战马前失，关公终不屑为那趁虚而人的小人之举。因此，他也得到了黄忠出于真心的报答，最终为刘备招揽了一员五虎大将。
提到关公之义，就不能不提华容道上放曹操的那一段，关羽之所以放走曹操，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当年，若非曹操一意维护，怎还会上演温酒斩华雄那精彩的一幕。正如李卓吾所言：“若非孟德具眼，英雄遂无出头之期矣。”至关羽“归降”后，曹操更是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他的惜慕之情。黄金美女自是不说，连护髯的纱锦囊都为他备好，甚至将与吕布相匹的赤兔都赠与关羽。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并非只是刻意的拉拢，其中的真心毋庸置疑，也难怪曹营诸将嫉恨关羽了。武樗瘿说得好：“若第论其待关公之厚，爱关公之深，不得不推为关公生平第一知己。”对于曹操所付出的种种，关羽并非毫无感念，于是，知恩图报，士为知己者死。明知军法无情，他还是心甘情愿地放走曹操，让自己承担一切后果。
至于刘关张三人“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如玄德在稠人广坐，关、张侍立,终日不倦”,若仅仅是出于对君主的忠义，恐怕还难以做到如此，毕竟三人终是不同。在受到五虎大将的册封时，关羽起初并不高兴，他说：“翼德吾弟也；盂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虽然这也是关公骄傲的表现，但也可以看出他心底的排他性，他觉得兄弟之义虽服从于君臣之义，但也并非可以完全被其取代。身在曹营时，他事事请示两位皇嫂，恭恭敬敬，对待嫂嫂就如同对待兄长一般，这也不是普通的君臣之义可以解释得清的。兄弟之义对于关羽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
由此，我们反观关公之“义”，既有儒家所倡导的“大义”，又有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小义”；既忧国忧民，希望建功立业，对于君主忠心不二；又除暴安良，侠名在外，知恩图报，信义昭著。这样一个人，也就难怪能得到统治者与百姓的一致推崇了。
二 不同内涵的“义”得到推崇的原因
刚才我们分析了关公身上所体现的两种不同内涵的“义”，既有儒家所推崇的“大义”，亦有带有市民色彩的个人的“小义”。关公之所以受到后世的推崇，必然是得到了统治阶级认可的。上位者推崇关公身上的“大义”无可厚非。他报国安民的大志，他对君主的忠心不二，都是统治阶级亟需用以教化百姓的手段与工具。可是，同样存在于他身上的这些“小义”，难道就不会与之产生冲突，不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吗?
作者杜撰出《三国志)中所没有的华容道放走曹操的情节，成功地刻画出一个知恩图报、士为知己者死的义士关羽。可是这个“义”，却是为了私人恩怨抛弃国家利益的“小义”，作者为何执意加入这样一笔，而统治者又为何允许这样一笔存在呢?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早在出兵之前，孔明就已经“夜观乾象”知道曹操“未合身亡”，不过卖个人情留给关羽罢了。幸好有这么一笔，让关羽义释曹操的行为显得不那么尴尬，反而成就了一个大义、小义皆能保全的完美的关公形象。正因为曹操命不该绝，所以不论谁去结果都是一样，关羽放走曹操并不会给未来的蜀汉带来任何灾难，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他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放走曹操。这个举动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也就不用扣上不忠的帽子了，反而成就了关羽作为一个个体的“义”的完美。推究作者本意，当是想极力刻画一个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蜀汉集团的一员，都完美得无懈可击、将“义”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物形象。他按照内心完美的标准，努力刻画着这个人物身上的每一种“义”，试图将所有带有市民色彩或者文士幻想色彩的“义”挤进正统之义允许的框架中去。在“大义”与“小义”可能发生冲突之时，他不惜创造情节来使之合法化。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关羽形象得以保存至今的原因，他其实并没有妨碍到正统文化。
华容道上释曹操只是一个特例，多数情况下，两种看似对立的“义”都是以一种共融的状态存在的。作者虚构桃园结义的故事，就极其巧妙地结合了二者。使关羽对刘备尽君臣之义时，又同时履行了朋友、兄弟之义。统治者看到的是关羽竭尽所能地对君主尽忠，即便受到曹操那样大的诱惑也终不变节，最后宁死不屈。始终将忠臣不事二主这一点坐得牢牢的。而市井百姓，则感叹于刘关张三人食则同桌，寝则同床的友谊，甚至为了那句“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感动得一塌糊涂。
由此我们发现，在关公身上完美体现了大、小两种不同的义，上位者看到的是关羽上报国家，下安百姓，希图跟随皇叔匡复汉室的决心与志向。而市井百姓，则崇拜于关公的除暴安良，“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二者各取所需，都从关公身上找到了自己欣赏、推崇的品质。于是，关公之“义”便成了不同阶层共同推举的东西，且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