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市场上各类主体包括个人、企业、政府等其行为动机都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从历史的经验来讲，信用风险在各类主体上以各种方式产生，这其中当然包括产权、市场波动、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但是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市场主体对利润的追逐。由于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具有投资扩张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会加速经济增长的趋势，在经济增长阶段一切的投资看起来都是有利可图的，市场主体会借助银行信贷这个杠杆来最大限度的获取收益。随着经济增长达到其潜在能力甚至透支了未来的增长，经济长期偏离其内在的趋势，必然会面临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由于投资乘数的作用，调整会加速进行，整个经济体面临全面的信用风险，而资本密集行业由于其投资量大、杠杆率高，在这样的调整中首当其冲。信贷投放具有顺周期的倾向，是指在经济高涨的阶段信贷的增长会主动、被动的增长，而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信贷又会主动、被动的缩减。信贷的被动性，也就是顺周期性来自于外部的需求；信贷的主动性来自于自身对增长速度的控制、对风险的控制。同时，不同的区域，由于其产业结构不同、增速不同，前期信贷投放的结构不同、增速不同，会面临不同程度的金融风险。这些是本文对信用风险形成机制的定性分析。
关键词：信用风险 有效需求不足 市场主体
一、经济人属性决定了扩张的内在冲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的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这里斯密说明了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第一是人是逐利的，这是人类的天然的属性，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效率的提高（分工），通过交换在自己获得利益的同时增进他人的福利、增进社会的福利；第二个方面是市场机制可以使分工和交换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了资本的逐利性，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利润。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早期，劳资矛盾比较突出，那时的经济学家都是从现象出发研究问题。实际上资本是人的意志的体现，黄金怎么会“想”到让自己去变得更多呢？所以资本的逐利性就是人的逐利性，这一点马克思与斯密实际上是一样的。马克思的哲学体系是唯物辩证法，决定了他的经济学体系基本上没有意识的立足之地，意识总是源于、服务于物质。这里不讨论形而上学，我们可以确切知道的是两位经济学大师，两个学派在人的逐利性的认知上是一致的。无论哪种制度（包括原始、奴隶、封建、君主集权）下，人类的这种本能一致，不一致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本能的实现方式和约束条件是不同的。
两种理论其区别之处在于，斯密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而马克思认为市场是无效，其无效性的表现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最终会使得以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斯密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却发生了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随之发生的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劫难；马克思认为计划是有效的，苏联的解体对这一生产、交换的组织方式给出了现实的注解。
从而，市场中也加入了管制和调控来抑制人们对利益的过分的追求；同时，计划中也引入了市场，从计划经济时期认为人们应该大公无私，到现阶段正式或非正式的承认个人的利益，我们看到的是两种理论的融合。理论更加接近人的本性和现实，实际上现实是本性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表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哪种制度无论以怎样的方式经济危机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东亚，到经济稳定实力强大的美国，经济危机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我们对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金融风险分析都要以这个基本的假设为前提，要认识到这些危机、风险发生的必然性，我们所能做的是在充分认识危机、风险的形成机制的基础之上减小危机发生的概率，危机发生后迅速找到原因对症下药较少危机的损失。同时，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金融风险的分析，可以沿着人或者说市场主体的角度展开，只有这样才是对风险形成机制的本质上的把握，才能更全面、深入的分析问题。
二、经济周期对信用风险形成的影响
早期对经济危机的论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危机的成因，马克思的逻辑是：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劳动在分配中的份额越来越上，继而发展成为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者日益减小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对此，马克思开出的药方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以社会化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个人生产。在资本主义大萧条期间凯恩斯也提出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在于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的不足。凯恩斯对此提出的对策是，透过增加政府支出等财政及货币政策人为刺激需求，在现有生产制度内部解决问题。但二者均强调了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价格是调节生产、消费的杠杆，而需求只是消费的一方，马克思虽然也提到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生产无限扩大，但是这显然与事实不符，生产者只有在预期收益为正的情况下才会扩大生产。分析消费不足的具体内涵，我们发现马克思和凯恩斯并不一致：马克思所说的需求不足是绝对不足，也就是说劳动者收入分配绝对额低，有消费的意愿但是没有消费的能力，这是生产力低下时的消费不足，类似的消费不足在封建社会、君主集权社会中都是存在的；凯恩斯的消费不足是说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是收入的减函数，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意愿越来越低，这样一方面是经济总量整体的增加，一方面是消费量的缓慢增长，二者增速的差异导致量的缺口越来越大，很显然凯恩斯眼中的世界是美好的，人们不是消费不起，而是不愿意消费，或者说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
如果仅仅是消费不足还不足以造成经济危机，因为与消费对应的生产也可以不足，这样的话，供给与需求是均衡的。假设供给者知道消费发展的规律，那么他就在生产的时候逐步减少产量或者改变产出的结构以适应需求的变换，就不会有危机。但事实不是这样，经济危机是切实存在的。既然有效需求不足也是存在的，那么很显然，供给者可以清楚的预计需求从而调节生产这一条假设是不成立的，这也与观察的结果一致。总体来讲，先于经济危机的供给者都是在前期扩大了生产，之后需求下降不足以弥补前期投资和生产的成本，从而带来企业的危机。这里有两点是不同的，一是生产者扩充生产规模的冲动，一是当生产者发现需求减少时能够采取的措施。
第一点可以用马克思和萨缪尔森的观点加以解释：首先生产规模的扩充可以是主观的，由于资本的逐利性造成的，人们在投资的时候总是过于乐观和贪婪；其次，生产规模的扩充也是具有物质属性的，乘数加速数原理解释了投资的派生原理，一笔投资在物质上可以派生出多比投资，比如一位对服装需求乐观的商人计划扩大他的进货量，虽然他的乐观是主观的，但是必然会造成服装生产商在生产上的投入，这个时候他也许是乐观的也许是悲观的，但他或者他们总会满足销售商的需求，这时投资就会主动或者被动的由乘数及加速数带动。这是生产规模扩充。
第二点，即便厂商扩大的规模，但他可能也不会面临经济危机，因为既然一些或者某些类商品的需求不足，那么厂商转而生产需求足的商品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中不成立，但是我们客观的说，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产出不足以满足全部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效率提高，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的需求不足已经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造成的需求不足。一下讨论均以这类需求不足为内容。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人们对高档服装的需求下降了，那么生产者可以转而生产低档的服装，这个从常识上来说不难理解。但是对于钢铁生产者来说呢，如果社会对钢铁的需求减少了，钢铁生产者可以转而生产其他的产品吗？因此，当发现需求变化时可以采取的措施也是供给变动的另一个因素：生产者的沉没成本的大小，如上文所述服装生产商的沉没成本较低，钢铁生产厂商的沉没成本很高。下文分析金融风险的识别的时候会具体分析沉没成本在风险识别中的应用，这里只是提出这种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有效需求的不足可以是绝对的也可以是相对的，而相对的有效需求不足更有现实的意义。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之一，即便是新古典经济学也会承认需求的不足，不同之处在于凯恩斯认为应该由政府刺激需求，而新古典学派则认为市场会自行调节使供求达到均衡。既然有效需求不足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生产为什么不能主动调节以与之相适应呢。个人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综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萨缪尔森的理论，较好的解释了供给过剩的形成机制。也就是说，今年估计分为萧条、复苏、高涨、衰退的周期，在高涨中供需两旺以至于超出了经济的承受能力，随之出现衰退，而高涨时期的投资还没有收回，经济出现危机。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分析金融风险的基本方法，趋势分析或者说潜在产出分析的方法。
同时，有效需求不足可以是弹性的，比如收入分配导致的绝对不足，可以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如果成本是刚性的，或者成本在一定时期是刚性的，那么价格上升是刚性的；如果产出效率的降低是刚性的，那么在一定时期内，价格上升是刚性的；需求如果在一定时期内是刚性的，那么价格上升是刚性的。而这些不同的价格刚性，由不同的市场主体来实现。从而考察市场主体的行为方式是识别经济危机的途径。
经济周期的内在机制是经济长期偏离基本趋势之后的自我调整，经济之所以会偏离趋势在于市场主体逐利的本性以及投资的加速和乘数性，银行信贷推波助澜；当相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投资减少，加速数发挥反作用投资进一步减少，而信贷约束的刚性，使得市场主体资金链条加速断裂，进而影响到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整个市场流动性减少。此时，市场主体出于谨慎和恐慌，货币政策注入的流动性不能立即发挥作用，经济表现为底部的震荡；经济长期萧条之后，各种相对价格调整，新的投资机会出现，新的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开始新一轮的投资和扩张。因此，经济周期的内在原因是市场主体的逐利性，在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信贷的增减显然是可以缓解或者加剧经济周期持续时间及振幅的重要变量。而经济周期的变化反过来也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当经济长期偏离基本趋势与信贷长期偏离基本趋势共同出现时，金融危机便有了产生的基础。此时，财政及货币政策会以超常规的方式介入到经济的运行，政策是否可以对冲经济周期在于两点：一是政策制定者的态度，或者说效用函数；二是政策制定者可动用的资源相对经济整体规模的大小。而对冲政策必然带来三个副作用：从财政政策角度一是增加了赤字，约束了之后的财政政策的空间，二是政府盲目扩大投资会降低投资的效率；从货币政策角度讲，增加的流动性促成了低效率的投资，为之后的经济增长埋下隐患；三是流动性过剩改变财富的分配，增加了社会的不公，实际上是没有获得流动性的市场主体为获得了流动性的市场主体提供了非自愿的补贴。
而政策制定者力图通过财政及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其他市场主体的逐利性决定了他们会接着政策争取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使经济雪上加霜，经济失衡进一步加大，最后不得不通过严厉的紧缩来重归平衡。比如各国的房地产市场，国家为了经济的发展一开始极力维护，谁知养虎为患，市场主体（资金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凭借国家政策的支持无所顾忌，最终必将以金融危机的方式告终。
三、现代经济制度下的市场行为主体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大致划分了市场主体为信贷资金的供给者、需求者及监管者。下面对其对金融风险形成机制的作用展开论述：
资金的供给者主要是信用货币创造体系中以银行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这里强调的是债权，因为债权对负债者来说是刚性的，是最为脆弱的金融关系。虽然债券市场也具有这样的性质，但是由于是直接融资，并不涉及信用货币的创造，而银行体系可以创造信用货币，信贷链条债权债务关系的断裂会波及到信用货币的创造和其他的市场主体，同时由于高负债经营，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大于一般的工商企业。因此，本文主要讨论脆弱的债券债务关系中脆弱的银行体系与金融风险形成的关系。
资金的供给者具有如下属性：1、对风险的态度，风险偏好及风险厌恶，还是风险中性，或者说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银行可能表现为风险厌恶及中性，如果我们假定风险偏好是投资者的常态的话。这里要说明的是，虽然很多的投资者在测试时表现为风险的厌恶，但实际上在实际的投资中很多人是风险偏好的。2、风险的承受能力，哪些因素决定银行的而奉献承受能力。规模、效率（盈利能力）还是企业性质等其他因素，以及存款保险等制度因素。
资金的需求者。这里的需求主要是投资需求,因为首先投资需求体现人的逐利性，其次投资需求数额较大，且通过杠杆将风险数倍放大，就风险承受能力来讲人们对投资风险的承受力小于消费需求的承受力。资金的需求者包括个人、企业、政府等市场主体。这里我们讨论其投资需求，就逐利性来说三者是一致的，但是所面临的约束、市场环境是不一样的。1、对风险的态度，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是风险的回避及中性者。2、风险的承受能力。是一个具有内部矛盾的概念，一方面有的时候风险承受能力强的主体由于过度举债而发生风险，如日本的银企关系下企业大规模的举债；另一方面，风险承受能力弱的主体，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获得银行信贷。比如次贷危机中的借贷主体就是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群体。但是总的来说，风险承受能力与其所能获得的信贷规模成正比。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时期，风险承受能力强的企业风险小，但是对于由高涨进入衰退时出现大的金融风险的往往是融资额较大的资金需求者。至于通过信贷杠杆承受的风险最终会带来盈利还是亏损，则视经济周期而定。3、投资的类型，是资本密集、劳动密集还是技术密集。虽然投资的类型与风险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同类型的投资其对经济周期的反映不同，因为它们的固定资本不同，从而面对经济周期时产量的调整速度不同，所面临的债务危机则不同。政府的需求除了基本的公共物品投入之外还包括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带来的资金需求。
政策制定者。这里的政策制定者包括央行和政府机构。我们假定央行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政府负责财政政策的制定。显然在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政府对市场控制力不断加强的时代，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商业周期的发展循环都是有重要的影响的。
货币政策制定者一般是中央银行或者其他的政府机构，我们知道央行的独立性是其行使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的重要前提。这里之所以强调政策制定者职能一是以金融风险为目标，二是政策实际上是为了特定的目标。政策制定者的分类为风险一致，风险中性。所谓一致是监管者获得经济发展成果的能力，是指监管者有能力、有动力去获得经济增长的收益，或者说监管者有寻租的权利，而寻租的收益与金融风险带来的成本不相关。监管者对金融风险发生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监管者的监管目标，通常情况下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是大部分监管者的目标。监管者相对其他主体应具有超然的地位。二是监管者获得的信息的完全性。这里把央行的监管职能并入到政策制定的职能中，一是为了简化分析，二是因为监管职能通常通过制定政策来完成，这里的政策通常是对金融市场有深刻影响的政策，如分业、混业经营政策。
我们知道政府的税收与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政府的寻租能力与政府的规模有较强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政府也是具有经济人属性，具有扩张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与金融风险具有相关性，也就是说政府机构作为同样是由经济人来控制的机构这一点来说与个人、企业没有区别，区别在于政府具有超然的权利来获取利益，它必须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否则在市场竞争中它相对于其他的市场主体会具有不对等的优势，如果此时政府的融资行为没有约束的话，政府将直接或间接成为集融资意愿、融资能力为一体的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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