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我们转变发展方式的立足点与落脚点，意味着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来进行.为此,我们必须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关于民生建设的思想精华。孙中山继承中外文明的优秀成果，受马克思的启发，结合民族实际创立了民生主义。挖掘与探索孙中山丰富的民生思想对我们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 民生主义 现实意义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我们转变发展方式的立足点与落脚点，表明我们现在正走向一个“民生为重、富民优先”的新时代，当前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来进行。为此，我们党必须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关于民生建设的思想精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特别是从哲学的高度全面展开对民生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重读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孙中山民生主义形成的理论渊源
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和主义都是历史与时代结合的产物，都有着历史渊源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不例外。他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写道，“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由此可知孙先生的民生主义思想，既源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传承和对当时西方先进思潮的借鉴，更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对他的深刻影响。
1.中国传统文化传承
中国的民生思想萌于西周、成于春秋、盛于明清，可谓底蕴深厚、源远流长。我国自古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从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到孟子“民贵君轻”之论，它们形成了儒家以民为本、实行仁政的思想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把改善民生视为治国的最高境界。近代，最早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民生主张的便是孙中山。他传承了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并加以完善，而且切实从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出发将改善民生作为自己治国方略与毕生汲汲追求的事业愿景。1921年12月他对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2］。不难看出孙中山的民生哲学传承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精华。此外，中国近代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最重要和最直接的思想前导。他说：“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3］ 自己则是他的事业的继承人。
2．西方思潮的影响
孙中山接受的主要是西式教育，当时的西方主流思想自然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长处，谋求整体改革乃至摧毁旧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孙中山对英国新闻界发表公开信说：“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4］。孙中山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格外推崇，1921年孙中山提到：“兄弟的三民主义，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应世界的潮流所得的。就是美国前总统林肯的主义，也有与兄弟的三民主义相符合的地方，……他这‘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权’、‘民生’。……由此更可知兄弟的三民主义，不但是有来历的，而且专为迎合现代的潮流”[5]。中国资产阶级民主的理念与构想，深受欧美民主思想与制度的影响。
3.马克思主义的启迪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接受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他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他虽然崇拜马克思的学问，却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割裂开来，认为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他提出：“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6]很显然他主张把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努力去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问题，奠定了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
二、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
孙中山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启蒙和哲学变革的积极成果，以人民的生活为哲学的出发点，将民生提升为哲学范畴，创立了民生史观，为我国对民生的哲学研究开了先河。
1.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本题。孙中山认为西方在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完成以后，自实业革命发生，民生问题凸现出来，社会主义应声而出。他提出，社会主义中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经济问题。这种问题，就是一般人的生活问题。“社会问题便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主义，便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本题。”［7］ “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8］在他看来，民生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文明进化的潮流，但我国却在异族的专制之下，不得不实行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而当民族和民权问题解决之后，民生主义便同社会主义一样，也是研究和解决人类的经济生活问题。要把历史上的政治、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只有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
2.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孙先生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9]他说，人类生活的程度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需要，第二级是安适，第三级是奢侈。“我们现在要解决民生问题，并不是要解决安适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奢侈问题，只要解决需要问题。”[10]“民生”指的主要是维持人民群众生命存在所需要的经济生活。这种经济生活是全部民生的基础，有了它，人民才能生存。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他认为“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是要同时注意的。”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入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11] 他的一生无不以“关怀民生”为己任，提出了民生主义应该关注的几大问题。首先便是吃饭问题，其次是分配问题，第三是需要问题，民生的需要应该包括衣食住行。这四种需要都不可短少，而且这种责任要由国家来负担。要怎样才能解决上述问题，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兴办实业以及发展教育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3.民生是历史的重心。受当时国内思想家们的影响，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误解。他说：“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这种发明就是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 [12]因为：其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 [13]其二，“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其三，“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 [14]
4.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首先，“民生就是一切社会活动中的原动力”。其次，“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再次，“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 [15]革命时代，竞争推动社会发展；建设时代，互助推动社会发展。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社会改革思想的核心。而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归宿。
5．民生主义即是贫富均等。孙中山说：“民生主义是什么用法？是用来对大富人打不平的。国家太平了，开阔财源，所得的利益，不许少数人独享，要归多数人共享。国家利益大家可以均沾。”［16］ “三民主义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义”，目的是建立“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人们所共享”的“大同世界”，[17]所以，“要把民有、民治、民享三个主义一起实行，人民的生计权利才有真正能够的自由度，才能免去资本家的压制，才能够享永久的幸福。” [18]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孙中山自始至终看得最为重要的思想。［19］民生主义学说以民生为其根本出发点，以人类求生存为历史进步的动力，把历史分为纯然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把求生存的形式分为竞争和互助两种形式，引进西方民有、民治、民享的治政理念等等，我认为都是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足的是：第一，孙中山的民生范畴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主要指的是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民生应当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而不只是经济生活一个方面，民族和民权都是民生的内容。今日所指之民生已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物价以及人权等等问题，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第二，革命与建设、竞争与互助这些矛盾是存在于人类社会整个发展过程之中的，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各自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不同，社会历史不存在所谓纯然的革命与竞争和纯然的建设与互助阶段。他显然对此茫然未知，故常处于矛盾之中；第三，可能是囿于当时的阅读条件，他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些误解。表现在把社会主义视为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说，与社会学等同起来，概念混乱。他既肯定马克思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又接受别人对马克思的曲解，否定其对中国的适用性，并企图以自己的民生主义替代社会主义。［20］
三、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应该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施。”[21]民生主义作为孙中山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不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加强对民生的理论研究，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理论支持。
改革开放的实践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现实课题，其中民生问题既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近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民生工作地位的认识不断深入，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当作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存、生活状况。民生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分析、科学认识当前我国的民生问题，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层次探讨解决民生问题的途径与方法，是时代的使命，也是我们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前提和重要基础。应该说，社会各界对民生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但总的说来，就事论事者多、多层面关联性的研究少、深层次理论挖掘少，研究视角尚显狭窄，研究的深度有待加强，特别是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民生还严重滞后于时代的要求。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这条主脉和支配着这些代代相传的方向的“遗传基因”就是这样一种以人民的生存与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丰富和改善为己任的哲学即民生哲学。[22]孙中山是民生哲学的泉眼，对民生这一社会最大现实课题提出了理论说明与解决方案，把“民生”问题提高到历史观的高度进行了理论的阐发。这对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继承先生的衣钵，采用哲学的视野看待民生现象与民生问题，进行哲学通约性的探讨和鲜明的理论定位，将我党民生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升为理论成果，构建民生哲学的理论框架，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智力支持。
2.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辉。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首要价值，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孙中山非常重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世界。”[23]在他看来，三民主义即是以平等为旨趣，“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都一样的平等；民生主义是对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有事做，人人都有饭吃。”［24］他还说“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5]孙中山从西方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的不和谐中认识到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把它提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来考虑。他主张在物质利益的分配中要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而民生主义的核心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实际上就是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具体设想为:一是核定地价。地价由地主去定,然后报到政府,政府以其所报征税。二是增价归公。他认为“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26]三是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就是让农民拥有对土地的占有权和经营权,坚持国家对土地所有权控制,防止新的土地买卖而造成的集中。在他看来，土地的分配公平关系着社会财富的公平问题，关系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主张土地国有，由国家统一分配以防止土地垄断的产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贫富分化，实现人们的经济地位平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孙中山为了防止贫富的巨大悬殊,提出要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使人们共享社会物质财富。一方面,节制私人资本。主要是发展中小资本，节制私人垄断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不让私人垄断资本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独占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壮大国家资本。他指出:“中国今日单是节制资本，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才可以解决之。”[27]为此，孙中山提出了发展交通事业，像铁路、公路、运河等要大规模的修建，积极发展有国家控制的钢铁、民用工业，大力开采矿产建立相关的资源基地等。通过国有资本的垄断防止私人垄断。这些主张充分表达了孙中山通过发展实业提高社会生产力以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孙中山从土地和资本入手，旨在解决好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始终注重人民在经济利益分配上的公平性以防止贫富不均和社会的不稳定。这些看法和措施对当代我国的社会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孙中山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高度关注近代中国的“三农”问题。关于农业方面，他曾指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华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28]这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或“重农轻商”的思想,也不同于近代中国一度时兴的“以商立国”或“以工立国”的思想，体现了资本主义化的时代色彩。孙中山认为,中国农村不改变,中国无法有根本的改变;但农村的改变需要城市的带动,而城市的发展又需要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因此,他强调中国的实业建设要将“中心”(城市)与“腹地”(农村)有机联系起来,农业的振兴要与工矿业、商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形成城市与乡村的良性互动、统筹发展。他认为，农业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矣”。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在中国这样一个把吃饭视为“顶重要的民生问题”的国度里，没有什么比农业问题更重要了，只要“吃饭问题能够先解决，其余的别种问题也就可以随之而决”。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农业地位的认识已上升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近代化是国家振兴的基础”的理性高度。关于农民方面，他说：“今日第一件事，便留心到农民。”[29]表明他对农民是怀有深厚情感的。他主张在法律上制定一系列规定来保护农民的权利，从立法的角度保护农民的权利，既是孙中山法制思想的重要体现，又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有效途径。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土地问题涉及巨额经济利益，也就决定土地争议，更具有对抗性和持久性。当前，土地问题已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已成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因而土地问题也就成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孙中山认为，土地为“人类所依附而存者也”，要解决农民问题，关键就是处理好土地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无土地则无人类，在生产的土地、人工、资本三要素中，唯有土地是“人类所依附而存者也”。他还把土地与资本并列，视为解决“民生主义”的两把钥匙。他提出的土地“增价归公”，对我们今天破解开发商屯地和失地农民的难题也有启发。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孙中山先生关于“三农”问题的思考，在“三农”问题仍未获得圆满解决的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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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霍益辉：哲学与民生[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年6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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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霍益辉，男，1963年6月生，湖南汨罗人，大学学历，中共岳阳市委党校教育长、副教授，湖南省哲学学会理事，岳阳市青年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发展哲学和农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