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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不上大学完蛋了吗 完蛋的大学

时间:2019-02-03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大学还是改变命运的沃土吗   近年来,农村学生在重点高校中的比例逐年下降,大量通过高考的农村学生进入高职、大专院校读书。在就业寒冬中,研究生挤占本科生就业岗位,本科生挤占高职专科生岗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倒逼高职专科生岗位的现象,使得缺少社会关系和创业资金的农村高职、大专毕业生难以求职就业……
  重庆万名考生放弃高考的背后
  茆琛 李龙
  据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的统计,2011年,重庆有上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其中有不少来自农村学校。
  在重庆部分区县采访时记者获悉,当前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现象,刺激着即将参加高考的农村学生。重庆市涪陵区一名农村教育工作者告诉记者,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就业形势,不少农村学生自认考不进名牌大学,读高职或高专可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还不如早打工,早挣钱。
  涪陵区一名弃考考生告诉记者,有的职业院校每学年收费8000元,相当于父母一年的收入。假如自己把钱用了,弟弟读书怎么办?当记者告诉她进入大学可申请助学贷款时,她反问说:“如果毕业就不了业,拿什么还?”
  在采访中,不少学生家长跟记者算起“教育账”:培养一名大学生,一般要14年,义务教育阶段以外的教育投入至少5万元。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起薪按照2000元计算,除去生活费,每月存款500元,至少8年才能将教育投入“挣回”。即使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收回成本也要5年。而教育投入最多的是大学阶段,孩子考不上好大学,真不如早点就业。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新华社2009年1月初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也就是说,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30年来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到底是谁把农村的孩子早早地拦在大学门外?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事实却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下降了。一项研究显示,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对于穷人来说,教育是改变贫穷现状的一个根本途径,因为教育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可以让所有人站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可以推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人员流动。但是倘若我们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断地拒绝穷人,无异于在剥夺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如此就容易陷入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恶性循环。
  当然,农村大学生比重的下降,其中有30年来城市化的结果。那些曾经是农村户籍的学生,在城镇化过程中,变身成了城镇居民,如此此消彼长,比例自然会变化。而就业难也是导致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的另外一个原因。不菲的学费,读完大学了却突然发现工作是那么的难找,出于最现实的考虑,很多农村家庭难免会重拾“读书无用论”的观念。
  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折射的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是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农村在教育设施和教育投入上的远远落后。当城市集中大批优势教育资源,从师资力量到教育设施,大办示范性高中时,农村学校却不得不面临着师资流失短缺、教学设备严重不足的困难。再加上我们的教育表现出了向精英化倾斜的趋势,逐步冷落低收入贫困群体。教育一旦患上“嫌贫爱富病”,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不得不止步于高校校门之外。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穷。”如何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首先要做到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其次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如此才可能抑制农村大学生比重的下降。
  农村生VS城市生,出路何在?
  熊丙奇
  重点大学中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可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南方周末》发问:穷孩子没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
  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孩子占高校新生的比例,其实在逐渐提高,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而在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却不断滑落,比如,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就在过去20年间从三成落至一成。
  农村孩子上大学机会增多,而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却下降,他们中很多人上的是二本、三本和高职高专。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的研究显示,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家庭者,就读“211”院校的比例分别为38%、22%,低于在生源中分布的比例,分别为40%、25%。
  笔者注意到,对于重点大学农村生比例下降,舆论给予高度关注,分析其原因,呼吁从教育公平出发,重视这一现象,但是却对农村生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这一现实关注不够。现在舆论讨论农村生离高校越来越远,难以“知识改变命运”,进一步理解,就是当下只有考上名牌大学、重点大学才有改变命运的可能,而考上一般大学,就几乎像没有考上大学一样。其实,就是重点大学提高农村生比例,也无法总体改变农村生会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二本的情况,针对这一现实,如何提高高职高专、三本和二本学校的教育回报率,在眼下可能比关注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更迫切。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我国,读一本重点大学的教育回报率无疑是最高的。首先,这些大学获得国家的投资多,因此学费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人士分析农村学生为何读高职高专,列举理由称高职高专学费低,这显然不了解各校的具体学费情况,可以说,北大、清华的学费标准在全国高校内是最低的,反而一些民办高职高专的学费却很高,这是严重的质量与学费倒挂。
  其次,一些民办高职高专、民办独立院校和本科院校,根本没有获得国家任何投资、补贴,也无社会捐赠渠道,办学完全靠学生学费收入。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不少学校严重压缩办学开支,比如放长假,减少学校的实验、实训课,让学生到校外自找实习机会等,学生在校内获得的教育很少,教育呈现“空心化”趋势。
  再次,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还十分看重“人才”的学历,一些用人单 位在招聘中,甚至包括大学自身在内,对求职者提出三个985的要求,即要求本科、硕士、博士所读学校,都是985高校(985大学因为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称为“985大学”,是与211大学基本同类的全国重点大学)。这种学历要求,就把其他一般学校的毕业生的发展道路堵死了。
  这也就是说,家庭相对富裕的城市孩子,用较小的学费投入,上名牌大学,获得更大的教育回报;而家庭贫寒的农村学子,却要用更大的学费开支,上一般学校,得到较低的教育回报。这种严重不公平的局面,伤害的不仅是这批学生,还有农村家庭的教育希望。目前的统计数据,关注的是农村高中毕业生升大学的比例,还没有把初中毕业放弃升高中,以及没有初中毕业就辍学打工的农村孩子计算在内。
  分析起来,造成重点大学教育回报率高的主要因素,并非学校本身的教育质量、教育特色,而是一系列的制度,包括教育等级制度(通过各种计划把大学分为985、211、一般本科)、拨款制度以及用人制度。而正是这些制度,使高校之间竞争不平等,造成一般本科、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院校,办学十分困难,由于政府投入少、社会支持不多、用人单位就业歧视,读这些学校,教育回报率显然就要低。
  农村生上大学的问题,背后其实是大学公平竞争的问题,在计划体制、等级教育框架之下,不要说农村生,就是整体教育、大学发展,以及城市学生的大学路都越走越窄,当初的大学独木桥,变为现在的名校独木桥,而名校教育质量的每况愈下,已让一些城市学生选择逃离国内高考和国内高等教育。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如果纠结在农村生和城市生重点大学的比例问题上,将无法走出困境,而只有打破现在的计划体制,消除造成学校不平等发展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促进高校平等竞争,这才是我国教育的出路所在,也是农村生的出路所在。
  大学老师还是学生的榜样吗
  李吉明
  “教授”VS女高中生,谁是“受害者”?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之大。即使社会、教育体制出现问题,假如大学校园还有大师,那么我们今天的大学生也许不必如此埋怨教育。而这也是为何我们常常怀念民国的大学,民国的清华北大。正如网上流传的史上最牛的毕业证,就因其导师是民国的四位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但这样的证书还有吗?没有,因为已经没有大师了!何止没有大师,连合格的教师都在日渐减少――
  在丽江古城,北大教授王学明(化名)和高中生小丽(化名)邂逅,当晚就开房成为情人,两人年龄相差26岁。随后小丽数次来京,在宾馆或对方家里和王学明幽会,还在一次回程途中烫伤双脚,从而与高考失之交臂。因王学明承诺帮她找学校上北大,小丽义无反顾地跟他好了两年,终究未能圆大学梦。2011年4月,小丽再次要求上大学未果,便以伤害对方家人相威胁,向王学明索要30万元,两天后被情人带来的民警拘捕。小丽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方批捕。(2011年8月22日《京华时报》)
  一个是父母都是农民、家中经济贫困却迫切渴望进入北大求学的农村女高中学生,一个是具有北大教授头衔、有妻室有孩子、好色荒淫的高龄男子,两者相差26岁却演绎了一出畸形的情欲大戏,而更为戏剧的却是故事的结局:北大教授王学明因遭遇诈骗而成为了“受害者”,小丽则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方批捕。
  对于此种结局,北京警方想必是站在法律的角度按照“敲诈勒索”的罪名实施批捕行为的。但它不仅没有得到公众的满意,反而激发出了网友更强烈的探究热情,甚而还引发了一种“法律偏袒北大教授”的愤怒。
  王学明从道德上的施害者变成法律上的受害者,小丽则从道德上的不幸者沦为法律上的嫌犯。这固然是寒门学子为命运寻找捷径的一种必然结局,但教授是什么?既然教师曾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北大教授就应该是“工程师”中的“工程师”了。然而,王学明作为“工程师”中的“工程师”,不仅玩弄了一个女高中生,居然还敢以“受害者”的名义要求警方给予“人身保护”,可见“叫兽”到了何等地步。
  2011年8月28日,北京大学宣传部证实,经校方调查,近日《北大教授指控情人敲诈30万》报道中涉及的报案人确系该校教师。目前该教师已被停止教师工作,解除教师职务。伴随媒体曝光,有网友开始“人肉搜索”该男教授的姓名,一些知名教授也被列入猜测范围。有知情人表示,这位教授十分普通,网上猜测的那些名字都不正确。当记者求证该教授的所在院系和具体姓名时,北大宣传部有关负责人没有透露。
  讳莫如深,不知何故?
  “古稀六人举报组”PK“长江学者”,请你下马
  6名老教授,岁数加在一起超过400岁,最大的已八十多岁。他们硬是凭着自己的一股“牛劲”,把一名在校内叱咤风云的“长江学者”拉下了马――不为别的,就因为跟学术造假“过不去”。
  2007年12月2日,退休在家的西安交通大学退休副教授陈永江收听广播,听到西安交大能动学院教授李连生申报的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正在进行公示,项目是“往复式压缩机理论及其系统的理论研究、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李连生根本没学过这个啊”,他的第一感觉是“其中有鬼”。
  随后,陈永江和郁永章、杨绍侃、冯全科、屈宗长等6人碰头,他们都是我国压缩机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当时其中4人已退休,冯全科和屈宗长在职。
  6人从此踏上漫漫的举报路。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3年。
  他们从学校科研处获得了该奖项的申报材料后,发现问题不少。“如把上海压缩机厂1965年的大型机身整体铸造技术,说成是他开发的;沈阳气体压缩机厂研究者申报的‘4M50型压缩机研制’项目在1998年就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却被说成其研究成果。”
  2008年1月2日,几位教授向校方递交了书面举报材料,却石沉大海。2008年2月底,苦盼回复的6人接到通知,校方将与他们交换意见。2月26日,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科研处副处长前来商谈。
  会谈最终却不欢而散。陈永江回忆说,校方有领导当时传达了几个意思:一是当前高校弄虚作假成风,这件事要是被捅出去,不仅西安交大丢脸,整个中国学术界都会丢脸;二是西安交大地处西部,科技排名在全国能排到16名,很不容易,不要因为内讧坏了招牌;三是学术之争,校方希望能从中调停。
  “当时说,如果你们愿意退出,马上举手,回头说明也行,还为时未晚。如果是为了钱,我们可以转达李连生,让他把教育部一等奖匀给你们一些。”
  “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种羞辱。”陈永江说。
  2008年3月17日,6位教授联名递交第一封公开举报信。
  事情远没有结束。这个造假奖项让6人不免猜疑李连生之前的奖项。他们顺藤摸瓜调查发现,早在2003年和2005年,李连生所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也存在造假嫌疑。2008年7月13日,“六人小组”向学校呈递第二封举报信,将矛头指向李连生所获的这两个重量级奖项。
  “我真是气晕了。李连生的技术明明没有给企业带来任何经济效益,反令企业严重亏损,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但就是这一年却以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能得知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则有几分“运气”成分。陈永江说,在6名老教授中,杨绍侃曾任陕西省科委(现为科技厅)副主任,因此跟相关部门比较熟。在其帮助下,3人的委托律师在工商部门取得了一份资产评估报告书,李连生的谎言因此被揭穿。
  一项仓促上马的技术,缘何能一路畅通,顺利斩获两个奖项?李连生的硕士、博士生导师郁永章表示,当时李连生请来的两名院士跟他比较熟,“专家鉴定基本上是走过场,再加上当时公司效益情况并未对外披露,也没有人去调查。所以就一路绿灯了。”
  2010年3月20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6位教授实名举报李连生造假一事,激起强烈反响。次日,校方认定李连生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并决定取消其教授职务,解除教师聘用合同,教育部亦作出撤销李连生“长江学者”称号、追回奖金的决定。
  2011年2月10日,有媒体披露科技部发文撤销李连生、束鹏程等人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中国首次因学术造假撤销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至此,6人长达3年的漫漫举报路终于画上句号。郁永章认为,这显示了国家对打击学术造假的决心。
  但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老教授们不是很满意,只能算“阶段性胜利”。陈永江说:“李连生利用奖项获得很多利益,一大串头衔都与此有关。只是收回证书和奖金就完了吗?这相当于小偷偷了别人的东西,光让他把东西还回来就行了吗?”
  大学生,从心出发,起来自救!
  阮俊华
  寄望于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显然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寄望于大学老师成为学生的榜样,已然也不太现实。但无论如何,今天仍然有机会让学生有所作为。即使今天大学封闭,教师不能为人师表,全球的网络化,也为你打开了另一扇门,例如美国名牌大学的公开课,便为学生提供了世界上最好大学的教学资源。这何尝不是另一座“大学”……
  一名教师发帖称“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这条帖子在网上引起热议。作为大学教师的一员,我持反对意见――寒门过去出贵子,现在应该出贵子,未来更要出千千万万的贵子。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界定一下什么是“寒门”,什么是“贵子”。所谓“寒门”,我理解为没有特别关系背景的普通人家,同时家境清贫;而何为“贵子”,这就涉及到社会价值观的问题,有人说“贵子”是那些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也有人认为“贵子”是财富自由、事业成功的人士,还有人把“贵”和“权”直接联系在一起。纵观大部分的评论,对于“贵子”的界定都是从物质的角度来体现的,我把其称为外在的“贵”。
  “贵子”的“贵”更应该是一种内在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品质,贵在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心态,贵在敢闯敢干、永不服输的勇气,贵在专注做事、坚持梦想的恒心,贵在感恩他人、回报社会的精神。如果一个人拥有了内在的“贵”,那么拥有外在的“贵”只是时间问题;而如果一个人缺失了内在的“贵”,外在的“贵”也只会是一时的。
  日本经营之父松下幸之助曾经谈到他的成功之道:“我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上天的眷顾,他赐给我三个恩惠,让我受益无穷。第一个恩惠,我家里很穷,穷到连饭也吃不起。托贫困的富,我从小就尝到了擦皮鞋、卖报纸等辛苦的滋味,并以此得到了宝贵的人生经验。第二个恩惠,从一出生,我的身体就非常孱弱,托孱弱的福,我得到了锻炼身体的机会,这使我人到老年仍身体健康。第三个恩惠,就是我的文化水平低,因为我连小学都没毕业。托文化水平低的福,我向世界上所有的人请教,从未怠慢过学习。”
  松下幸之助的成功告诉我们,内在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品质可以改变人生轨迹,在别人眼中的磨难与困苦变成了松下幸之助眼中的财富与恩惠,同样的事物因为心态不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决定了是你去驾驭生命还是生命驾驭你。人生多坎坷,世上存不公。有的人向现实妥协,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抱怨中度过余生;而有的人没有低头认输,勇于面对,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请记住,与其抱怨黑暗,不如点亮蜡烛,重新审视我们的过去,调整我们的心智模型,培养自己内在的“贵”,才能成为真正的贵子。
  很多高智商的青年学生很难走得很远,原因就是太注重外在的“贵”,被钱和权迷惑了双眼,却忽视了内在品质的塑造和培养,很容易功利性的选择自己所认为最需要的事情,很难充满热情并执着的坚持去做一件有意义但却需要长期付出的事。
  所以对于出身寒门的同学,我希望引导他们去寻找自己喜欢并愿意付出一辈子的事业,学会专注和持之以厘。微博上的一段话说得很好,“如果你一天做一件事情,说明你是一个能做事的常人;如果你一个月做一件事情,说明你是一个有点想法的人;如果你一年做一件事情,说明你是一个想干大事的人;如果你十年只做一个事情,说明你是一个非凡的人;如果你一辈子就做一个事情,那你一定是一个伟人!”,一个人现在的贫富以及所站的位置并不重要,关键是所朝的方向并为之不懈努力。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也在努力思考为更多寒门学子创造更好的发展平台,成全更多青年学生的彩虹人生。“绿色浙江”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包括不少寒门学子成为一名很有社会责任的环保志愿者,在NGO大平台上磨炼自己、挑战未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甚至可以实现自己的伟大人生;“求是强鹰实践成长计划”让更多青年人有机会接触到知名浙商,以导师带学徒的方式着力培养大学生创业和就业的实战能力,不少导师也希望能更多帮助寒门学子,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和交际圈,使他们在与导师面对面的交流中学习到了如何为人处事,更为可喜的是不少学生在这个平台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征途;“紫领人才培养计划”更是注重学生内在品质的塑造和领导力的提升,打造的就是内在的“贵”,卓尔不群,超越自我。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内“贵”才能外“贵”,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教育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怀念民国的大师也不能帮助自己改变什么。当此之时,我们更现实的选择,只能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寻找其它可能的途径来提高自身的水平。真真正正地去在任何一种环境下读好书,学好知识,知识依旧能改变命运。
  当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回报社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引领社会公平正义的一股力量,公忠坚毅,能担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这才算你真正无愧于“我的大学”!
  十三钗,她们来自哪里?   陆姝 金慧妍
  在某网站做的一项关于电影《金陵十三钗》的观影调查中,约38%的观众认为该片中表现最出色的演员是扮演玉墨的新人倪妮,甚至超过了贝尔的24%。“玉墨等十三钗乔装学生替女孩们赴宴”则以35%的支持率获选最催泪桥段。
  “倪妮”这个名字的百度指数也大幅提升,而饰演男一号的好莱坞大明星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同期指数仅为倪妮的六分之一。事实证明,张艺谋捧出的新“谋女郎”再次激起了大众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心。
  为什么倪妮能成为玉墨?“十三钗”里还有谁?她们是怎么被选中的?她们又来自哪里?
  “玉墨”倪妮:梦想原是去外企
  原始身份: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广播学院主持人系学生
  目前:签约新画面
  《金陵十三钗》中,玉墨是影片中的绝对女一号,需要讲南京话和英文,形象气质都要符合剧本中“秦淮头牌”的感觉,还要和男主角克里斯蒂安一贝尔有大量对手戏,这对任何一个新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根据张艺谋提出的对“玉墨”的要求,几位副导演把南京城数十所高校、近百所中小学翻了个遍,海选的群体超过了2万人。影片副导演蒲纶当时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表演系挑选学生时,倪妮正好不在学校,老师觉得她很不错,便推荐给剧组。蒲纶对她的第一印象是“雪白的皮肤,齐肩长发别在耳后,一件淡粉色的衬衣却穿出温婉的书卷气,她不卑不亢,舒展而热情,一笑两只弯弯眼,又甜又好看,还带着点妩媚,瞬间让我想到了宋慧乔。”于是引荐给张艺谋,在经过一番小测试之后,便基本定下是倪妮。
  “老师把我推荐给了剧组,于是我就去试试了。”此前,她从没想过当演员。倪妮说,学播音主持的她梦想是进入外企工作,“我从大一开始就去一些外企实习,这也是我英语比较好的一个原因。”
  张艺谋在为影片做宣传时坦言,因为各方面要求多,实在选不到人,所以倪妮是当时唯一的玉墨备选人,算是孤注一掷、赌了一把,“如果开机了她还没做好,那就崩盘了呗,不是她(倪妮)垮,而是整个电影就垮台了,后果不堪设想了。”对于这些,倪妮坦言并不知道自己是作为玉墨的唯一备选人,“当时我培训的时候,我以为跟其他人一样,就是作为备选吧,但是我没有想过是玉墨的备选,也没想过是唯一的,我都不知道这些,以为是跟大家一样的。”
  如今倪妮已经与新画面签约,虽然“谋女郎”的头衔让她多少有些压力,但她表示不会因此放弃更多尝试。
  红菱在《金陵十三钗》中戏份颇重,也是玉墨的死对头,一直和玉墨争头牌,看到玉墨挑逗贝尔扮演的假神父也忍不住争风吃醋,演活了一个小事上市侩,大事上豁达、真性情的秦淮女子。她尖酸刻薄,得理不饶人,还和女学生为争浴室对骂,但在最后关头却第一个站出来愿意跟玉墨一起代替女学生去给日本人“献唱”。
  “红菱”张逗逗:陪练突然转了正
  原始身份: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
  目前:签约新画面
  生活的中的张逗逗却一脸学生气,和电影中完全判若两人。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可谓科班出身,毕业之后参加了一些儿童剧的演出,没有太多其他的经历,最初是作为倪妮培训的辅助老师,帮她搭搭戏。“倪妮进组后,因为她不是学表演的,我帮着她学习一些表演上的技巧,后来导演看我们很投缘,于是就把红菱这个分量很重的角色给了我。”
  “怡春”韩熙庭:曾想当老师
  原始身份:2005年毕业于亚视演艺学院,后于美国攻读工商管理学位
  目前:签约新画面
  出演怡春的韩熙庭最早是在山东省艺术学校舞蹈专业念中专,大学的时候在演艺学院学了表演专业,后来又出国深造了一段时间,回国后进入演艺行业成为一名平面模特。从履历上来看,韩熙庭年龄偏大,2005年就已大学毕业。她说:“我在美国念完书回来,最想做的是幼儿园老师或者做投资。”《金陵十三钗》选演员那会儿,韩熙庭有个朋友在经纪公司上班,知道副导演在到处找演员,就把她资料送了过去。副导演看了平面照片觉得还不错,于是就通知她去录了个VCR,结果她进了组。
  “美花”孙佳:“丑小鸭”因胖入选
  原始身份:江苏戏剧学院学生
  目前:回校念书
  “十三钗”中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有胖乎乎的“美花”。学戏曲的孙佳坦言自己能入选很惊讶:“当时剧组来学校挑人,几乎所有同学都去了,去面试的都是非常漂亮的女孩,胖胖的我就像只丑小鸭。”但就是因为胖,整个学校就只有孙佳被选上了,她出演的美花也成为《金陵十三钗》中最有喜感的人物。在剧组里,孙佳还被要求增肥:“首映式时,佟大为走过我身边还说,美花怎么又胖了,我只好默默地低下了头。”其实生活中的孙佳没有影片中那么老气,学生味十足。
  “香兰”白雪:北电高考状元
  原始身份:高考生
  目前: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学生
  香兰是“十三钗”中命运最悲惨的一个,她偷偷溜出教堂,不幸被日本人发现虐死。扮演者白雪是江西人,入选时正在备考北京电影学院,之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与《家有儿女》里的张一山和杨紫是同学。
  “小蚊子”袁杨纯子:刚考完六级
  原始身份: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财务管理专业学生
  目前:继续学业
  “十三钗”中有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子,整天抱着白色小猫,她就是南京女孩袁杨纯子扮演的“小蚊子”。袁杨纯子的专业是财务管理,跟表演完全沾不上边。副导演臧溪川在南京选演员时,被这个19岁的单眼皮女生吸引:“她很有南方女子的秀气,而且总是叽叽喳喳的,与影片中有仇必报的小蚊子形象比较符合。”
  虽然袁杨纯子在戏中表现出色,但她对娱乐圈并不感冒。她告诉记者:“不做演员,我继续去做财务。”结束首映后她就匆匆赶回南京,因为2011年12月17日,她要考六级英语。
  “豆蔻”李?敏:已是名文艺兵
  原始身份:南京师范大学2006级主持人系学生
  目前:酒泉卫星中心军官
  片中豆蔻和小伤兵不多的戏分,已能充分显示她的灵秀与娇俏。豆蔻的扮演者是南京师大播音主持专业2006级的李?敏,学校时是校话剧团南国剧社的成员,话剧小品演了不少。剧组联系她拍电影时,她已经大学毕业入了伍,到酒泉做了一名文艺兵。有记者辗转联系到李?敏,她告诉记者,她现在是酒泉卫星中心的一名军官,虽然是文艺兵,但因为部队里的纪律,她不能接受任何采访。
  其他钗:以艺术院校的学生为主
  在《金陵十三钗》中,有名字的“谋女郎”其实只是少数,还有许多默默无闻,她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秦淮女人”。大部分都是艺术院校的在校学生,或者刚毕业一两年开始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
  周梦乔:京艺术学院的学生,和倪妮一样学播音主持专业。是唯一没有经过报名、初选而被选中的“十三钗”。刚进剧组的时候她只是一个助手,工作就是以南京话配合小演员试戏,没想到因为表现好,最后成为“十三钗”中的一员。
  周羽:南京人。在“十三钗”中,周羽算是最有表演经验的了,2007年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她参与了电视剧《美女如云》、《李白》、 《心理魔方》等剧的拍摄。
  顾璇: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之前参演过电影《歌舞青春》,还在《丑女无敌》第三季里饰演阿黛尔。也就是说,如果《丑女无敌》的女一号李欣汝不是因为泄密被开除,《十三钗》里将会有两名“丑女”。
  苏小妹:辽宁人,原为芭蕾舞演员,现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在中戏进修的时候被副导演通知试戏而被选中。
  邓莉:现为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班2010级学生。
  李纯:上海芭蕾舞团演员,目前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在北影建校60周年校庆时,“演出结束后师哥窦骁找到我说导演想要我去试戏,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试了戏,接着就收到副导演的通知,要我进组开始准备《金陵十三钗》的演员培训。”
  钱柳吟:3岁开始做小演员,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07级表演系,目前在加拿大继续求学。
  对话“头牌”倪妮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要演玉墨?
  倪妮:在集训开始的时候知道的。
  记者: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可以胜任这个角色了?
  倪妮:我觉得这个角色挺难的,而且我本人跟她这个角色差距还挺大的。不能说能胜任吧,我一直都觉得我还需要经过更多的培训才能够达到要求。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提高自己。
  记者:你觉得最难的在什么地方?
  倪妮:因为我本身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可能因为职业差异吧。有的时候主持人想法就会比较客观,比较理性,很多情况下是有所准备的。但是当演员很多东西都是即兴的,需要你非常地感性,非常地敏感,去跟着你的情感去走。所以我在练习的时候会有杂念,会想很多,这样表演出来就非常地假,说白了就感觉我是刻意做出来的。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一点改正是挺困难的。
  记者:第一场戏拍的是什么?
  倪妮:我们一帮姐妹走进教堂的那场戏。
  记者: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
  倪妮: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姐妹们去商量顶替学生的那场戏。
  记者:成为“谋女郎”对你意味着什么?
  倪妮:我觉得“谋女郎”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对导演的一种尊重和肯定,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就达到了那样的一个高度。我们都还是新人,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去学习,需要去努力。我觉得别人把我们称之为“谋女郎”,其实是给我们树立了更大的一个目标,会有压力。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动力吧。
  记者:你平常有什么休闲娱乐吗?
  倪妮:在家里,睡睡觉,上上网,看看电影,看看书,跟普通人是一样的。
  记者:你们同学或者是朋友会不会问你们很多问题?问什么?
  倪妮:会,这是不可避免的。哎呀,你拍电影了?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有这样的潜质?你是怎么会被选上什么什么的?毕竟他们这样也是关心你嘛。
  记者:演完这部戏之后,想走演艺这条路吗?
  倪妮:我想做演员啊(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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