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作为先锋小说中独树一帜的一位，其独特之处便在于他找到了一个不同于常人的观察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模式，那就是建立在残忍本性基础上的人性恶，而暴力则是人性恶的最好载体。他自己坦言：“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他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所以，血腥而残酷的暴力景观成了余华早期小说的基本色调。
一、暴力世界的组织
余华对暴力世界的组织，首先是通过对身体被肢解过程的详细描写来实现的，而他的叙述却是亦真亦幻、愤怒而冷酷的；他的语言游戏始终依托于感觉世界的真实性，在他的小说里，把人间写成了血腥而残酷的屠场。例如《现实一种》中山岗死后被送进医院做人体解剖，作者细致地展示了死亡的人体在医生手下被肢解的过程，让人感觉那不是在对人的尸体解剖，而是在对一个物件拆卸。再如《古典爱情》中对佳人宰杀方式和程序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屠解场的血腥本质，对佳人的宰杀完全听凭于肉是否新鲜的支配，这叫人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如我们仔细体会是能发现作者真正的命意是在揭示人性的虚伪本质的。余华之所以能面不改色地叙述尸体解剖和宰杀佳人是因为他对所谓的人性善、人道主义、科学于文明的彻底的绝望与怀疑。
二、死亡的想象
死亡的想象是余华小说最大的主题。死亡完全脱离了现实的情境，而变得有些滑稽和荒诞，以一种近乎让人笑得流泪结束是余华小说对死亡描述所产生的效果。例如《现实一种》中老太太的死亡被余华描写成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脚趾―整双脚―腿―腹部―双手―脑袋，这种自下而上的死亡过程是我们所闻所未闻的，其实可以看成是余华自己关于死的想象所编织起来的神话。死亡对于常人是无法体验的，但在余华的小说里，重要的是想象怎样构建死亡的情境，而一旦以想象的方式对死亡构成叙述，文学就成为对于人的存在的真实的荒谬处境的表达。本身的存在反而证明了现实存在的不真实。再如《死亡叙述》中死者的叙述竟成了故事的推进者，作者企图以瓦解叙述的知性主体的情感介入和道德判断，那种不带声色的暴力描述，脱离了正常人面对死亡应有的心理反映，从而使故事的客观意义呈现出来，以非常规的形式对常规文化禁忌的挑战。
三、难解的人性主题
文学中的暴力描写并不始于余华，但余华的暴力世界却给文坛带来了独特的风景和阐释的难题。他的暴力描写在于他对暴力表现了一种有距离的客观态度，在近于冷漠的叙述中，完成了暴力的展示，完全实现了暴力描写的非人格化的创造意图。
余华不是一般意义上描写暴力，而是几近全裸、不加伪饰、充满血腥和残酷地描写暴力。他的作品中没有像其他作家的悲凉感，有的只是毫无亮色、漫无边际的人生苦难以及这苦难情境中的个体的渺小、卑微，个人只能任凭命运捉弄，除了盲目的顺从、被莫名其妙地宰割就再也找不到任何积极的力量。《四月三日事件》里的少年主人公一出场就感到四周环境危机四伏，人人都想谋害他，最后他爬上火车一逃了之。而《在劫难逃》里的主人公更是无药可救、在劫难逃。余华无意于通过对现实的改造来改变人的生存状态，他只是将绝望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前提悬置于人们的面前，在展示人的本能与顺应外界环境的过程中，对人生的荒诞和无意义给予了彻底的揭示。
余华对暴力的描写给人们带来了难解的人性主题。当余华不动声色地将人间的暴力淋漓尽致地展现的时候，我们更加感到余华所编织的世界里蕴藏的令人费解的暧昧。由于余华刻意回避、延缓甚至排斥主体对他笔下的世界的明确的价值判断和情感渗透，这就使得他的作品一反常态，让人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接受。但如仔细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余华根本没有中国传统道家哲学的洒脱、超世和放荡不羁。他的不动声色的写作，从根本上或整体上征服读者的审美经验，使得我们在惊讶作者的异乎寻常的冷静的同时，竟然流露出对人间生存境况的根本的反思的原因。
余华对暴力的叙述是愤怒而冷漠的，但是余华并不是一个无深度的小说叙述者，或者在进行所谓的“零度写作”。他不动声色的暴力描写，不能完全看成是毫无意义的“零度写作”。实际上，当他越是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进行暴力描写的时候，我们越是感到这其中弥漫的情感笼罩。余华以犀利的笔触穿透种种生存的表象，直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最隐蔽的世界。他将虚幻和现实的变幻转化成生与死的交替，笼罩其间的则是令人作呕的暴力与罪恶。较之于廉价的感情投入一类的作家，余华无疑是冷酷的，他以撕心裂肺般的无声的语言，向人们提醒，人性是怎样在一步步蚕食着我们的生活空间。冷漠而绝望的叙述中隐含着的是作者对于人性所寄寓的本能的感情投入，那内热外冷的无声呐喊撞击了世间习以为常的表达模式，在给人的阅读造成一种强烈刺激的同时，也瓦解着常识塑造的经验。
余华笔下的暴力是被赋予某种形而上的内涵的，它们旨在表达对人生的宿命思索或神启的真实。这样，杀戮和暴力就成为了余华组织象征世界的形而上思索的载体。正因为如此，余华对暴力描写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意义，他将暴力从依从与传统的家庭伦理和规范中剥离出来，从而获得一种支撑生命进程的本体存在的价值。余华的小说告诉我们，文明正屈从于那些无意识中的攻击性的力量。
四、写作风格形成的缘由
从余华的生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创作风格与其早期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他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医院里的生活情景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不仅习惯于医院里酒精和福尔马林的气味，而且对那充满了斑斑血迹的手术室、血肉模糊的废物箱、太平间里传出的哭声都习以为常。一次又一次亲睹死亡致死他长大后不再畏惧死亡，而对它淡然，也使他获得了比别人更为冷静的生死观念，以及对于悲惨事件超出常人的承受限度。他的父亲是外科医生，他自己又当了五年的牙医，这些使他面对暴力、死亡时观察描写的细致，犹如一位外科医生在进行手术一样平静、冷峻。
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牛田洋》等带有时代特征的书籍是余华少年时期的启蒙文学，这些虽是枯燥的反映文革的作品，但确实启蒙了余华对于“文革”的记忆和认识，这对他后来描写暴力、人性恶的一面有很深的影响，可以说是引发他描写暴力的诱因。
第三个原因是卡夫卡引发了余华对于显示的真实性、人的生存状态等等问题的反思。对人生状况的思考和对现实人生的失望情绪，击碎了曾经踞于余华心中对人的美好理想，使余华再也提不起精神来写温馨之作，加入到制造现实幻影的队伍中去。
余华对人性恶的处理显示着余华对人生的独特理解。他从根本上堵塞了人间还有善良、正义或光明的希望，他的小说就是要告诉人们余华式的原本如此的生活。他以写暴力、血腥、恐怖底蕴而横空出世，以残酷的、几乎超出读者忍受程度的形式将人生的悲剧性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揭穿了对于现实、历史、人性的粉饰，无疑有力地推进了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作者单位：郑梁梅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