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想在“文革”浩劫、传统社会回归、新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等多重结构情景中，建立对这篇小说的阅读可能性。因为离开这些情景，它不过是一篇40年代的小说，也不会与80年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史发生任何关联。但是这些又必须依赖对文本的细读，只有在细读中问题才能逐渐展开和被讨论。
关键词：汪曾棋；《岁寒三友》；40年代；80年代；故乡小镇；小人物归来
一场浩劫仓皇落幕，文坛亟须讥笑、谴责和痛斥它的作品以救稿荒。所有宣布与它分道扬镳的作品都被舆情叫好，只要肯把问题提得尖锐偏执，人们并不在意作家的手艺是否做到老练精细。但大量的这样思想轰动、艺术粗糙的伤痕小说却喷涌而出。1980年，老作家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异秉》、《大淖记事》、《陈小手》、《岁寒三友》相继刊出，开始被人们关注。但直到90年代，文学史家才醒悟早该提拔他为80年代文学的“示范作家”。这位成名于40年代的资深小说写手带来纯正的文学讯息，在夸张虚伪的年代过后，真醇的日常生活和朴素小说手法是他小说为人喜爱的根本原因。伤痕小说过于惨烈血腥，与之对照的苏北水乡平凡寂静岁月，唤起了广大读者对传统社会的温馨想象。被历史激情折腾的读者，这时只想过上太平无事的生活。于是在“岁寒”结束的年代初叶，“三友”的友情犹如一坛质地醇厚的老酒。
一 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
这三位是江苏高邮某镇的小老板，忠厚本分的普通人。他们是好朋友，“王瘦吾原先开绒线店，陶虎臣开炮仗店，靳彝甫是个画画的。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饮。三个人的名声倒都是好的。他们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汪曾祺用贴着生活感觉的细腻笔法，交代了小镇人物毫无光彩和朴素庸常的生活。对熟读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文学表现刀光剑影、阶级仇恨或感伤作品的人们来说，这三个人仿佛是一群来自明朝的陌生人，因为写普通小人物生活的小说在前三十年文学中早已绝迹。
王瘦吾老想着发财。小店维持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孩子的生活实在勉强。这家人的穿着令人想到他小本生意的灰色惨淡。“儿子最恨下雨。小学的同学几乎全部在下雨天都穿了胶鞋来上学，只有他穿了还是他父亲的钉鞋。钉鞋很笨，很重，走起来还嘎啦嘎啦地响。他一进学校的大门，同学们就都朝他看，看他那双鞋。”女儿要参加全县小学秋季运动会，“表演团体操，要穿规定的服装：白上衣、黑短裙”。母亲觉得这倒好对付，可犯愁的是买不起白球鞋。她想让女儿称病不出席，却无法阻止她“一声不响”“往下滴”的眼泪。就像安徒生童话的情景，女儿早晨起来，惊喜发现妈妈连夜用白帆布赶做的白球鞋竟摆在床前。一心想摆脱家庭财政境况的王瘦吾终于发现了一线商机。做绳子本来是湖西农民冬闲时的副业，他们只是零散地生产叫卖，还不如自己开一片小厂形成规模效益。这家连王瘦吾在内的四个人的小厂生意日益兴隆，但很快被强势的王伯韬挤垮。
听着每天上午十来点从阴城方向传来的“砰-磅”的零落的炮竹声，我们在那里认识了开炮仗店的陶虎臣。陶虎臣这个名字很是雄壮威武，人却愚拙笨重。陶老板办炮仗店的目标好像不为赚钱，而是为镇上的孩子们逗乐。他“每次试炮仗，特意把其中几个的捻子加长，就是专为这些孩子预备的。捻子着了，嗤嗤地冒火，半天，才听见响呢”。这份小本买卖在小说里竟变成人生艺术，作者使出他拿捏生活细节的精湛功夫，把苏北小镇悠远古朴的习俗气韵点化得栩栩如生：“最热闹的是‘炮打泗洲城’。起先是梅、兰、竹、菊四种花，接着是万花齐放。万花齐放之后，有一个间歇”，“有人以为这一套已经放完了。不料一声炮响，花盆子又落下一层，照眼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泗洲’两个字”。有上万双眼睛跟着陶老板的烟火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叫喊和欢笑不断。陶老板生意曾受时局拖累，后因这年小镇躲过水灾家家都买鞭炮庆祝发了笔小财。好景不长，一家人陷入天天喝粥的穷困日子，还以二十块价格把女儿卖给一个驻军连长。连长日日虐待，还把脏病传给了她。
三人中间，靳彝甫是最文人气的一位老板。“虽然是半饥半饱，他可是活得有滋有味。”他是一个业余画家，开店为虚，与人品画赏画为实。在小说描写中，他不像生意人倒像那种心静如水的高雅隐士。“他的画室里挂着一块小匾，上书‘四时佳兴’”，意思天天在艺术中自得其乐。我们再观周围环境，“画室前有一个很小的天井。靠墙种了几竿玉屏萧竹。石条上摆着茶花、月季。一个很大的钧窑平盘里养着一块玲珑剔透的上水石，蒙上了半寸厚德绿苔，长着虎耳草和铁线草。”他还很有骨气，与其切磋画艺的大财主兼收藏家季?民看上他的三块田黄石章，愿意出二百大洋，可他就是不允。作者为渲染烘托靳老板的清雅气质，最后玩了一点神秘，叫他在上海办完轰动画展后突然失踪。说是要去“行万里路”，连最亲密的挚友王、陶都不知他的去向。
汪曾祺这时在小说结尾徐徐展开一轴画卷：“岁暮天寒，彤云酿雪”，穷愁潦倒的王瘦吾、陶虎臣被突然返乡的靳彝甫邀到如意楼上喝酒。彝甫从内衣里掏出两封洋钱，用红纸包着，一封是一百大洋。“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先用着’。”“靳彝甫笑了笑。那两个都明白了：彝甫把三块田黄给季?民送去了。”在岁寒逼人和朋友落难的境况中，这一描写显然是在释放珍贵友情的温暖――
靳彝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
那两个同意。
“好，醉一次!”
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
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作者还特意署上这篇小说创作的时间：“1980年8月20日初稿。11月20日二稿。”
二 那水、那城、那风景
新时期初期，批评家都不想掩饰对汪曾祺这类“乡土小说”、“风俗小说”的意外惊喜。“汪曾祺的小说，极大部分是以他的故乡江苏高邮地区三四十年代乡镇生活为素材的。时代的久远，地域的局限，本来会使人有点隔膜感，然而读过他作品的人，无论南北，无论老幼，却都有一种既陌生新奇又熟悉亲切的现实感。他写的是旧社会普通人物的普通生活，写的是故乡那时代司空见惯的风俗人情，只由于作家匠心独运、笔力自逞，成就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三四十年代中国风俗画，以及一卷卷清新淡远的南方水乡风景图。”不仅刚摆脱“文革”噩梦的人有这种强烈的历史反差，连厌烦城市嘈杂和人与人勾心斗角的许多知识者如杨绛也深怀平静淳朴的乡愁。她借评价英国女作家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说：“这个故事平淡无奇，没有令人回肠荡气、惊心动魄的场面。情节无非家常琐碎，如邻居间的来往、茶叙、宴会、舞会，或驾车游览名胜，或到伦敦小住，或探亲访友等等，都是乡镇上有闲阶级的日常生活。人物没有 令人崇拜的英雄或模范，都是日常所见的人”，“有的高明些、文雅些，有的愚蠢些、鄙俗些”而巳。
《岁寒三友》有几处写到小镇旁边的江河水网。王瘦吾想在商铺密布的街道上租一个铺面，产生了这类联想：“这城里的街，好像是傍晚时的码头，各种船只，都靠满了。”高邮地处长江中下游，距扬州60里，京杭大运河横穿南北，城内还有浩波荡漾的高邮湖。读者能想象这种水乡环境容易培养当地人民亦文亦商的性情气质。王瘦吾还运销过本地的药材，他用木船装运到上海，“自己就坐在一船高高的药草上，卖给药材行。”“三叉河出一种水仙鱼，他曾想过做罐头”。就连靳彝甫的画室和画作也是水汽蒸腾的，充满苏北水乡灵秀湿润的韵致，那里到处是“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小说家作品中多半是水波荡漾的，《受戒》写明海和小英子的隔河对话，《故乡人?打鱼的》里是默默无语的打鱼人，到《大淖记事》那里简直是山水人物浑然一体了，“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阴城肯定不如奥斯汀笔下的英国乡村小镇那样宁静，但它的古朴神秘也颇吸引眼球。实验炮仗新产品的陶虎臣带着我们到了那里：“阴城市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现在还能挖出一种有耳的尖底陶瓶，当地叫做t韩瓶’，据说是韩信的部队所用的行军水壶。说是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孩子们大老远地跟着陶老板来这里毫无顾忌的放鞭炮，一是它的荒远，二是用它壮胆。“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蛤蟆、野兔子、大极了的蚂蚱、油葫芦、蟋蟀。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不一会儿，又都纷纷地落下了。”然而读者注意到，小说里的人物对眼前这些小镇风物都毫无感觉，唯有小说外面的汪曾祺在冷静观察，当然从未到过苏北水乡的游客一定会大惊小怪，小说里外这层叠不同的感受，在我今天才能细细地品到。
正像杨绛评奥斯汀的小说作品一样，《岁寒三友》照样是“文笔简练，用字恰当”。钦佩汪氏小说高超艺术的王安忆赞许地说道：“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不过她也看出，这是他早“洞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荡后回复了平静”。这是汪曾祺写风景的办法，平凡、平淡而且用字恰当，没有任何渲染。这篇小说的风景，是与三个小人物的平淡生活连在一起的。而这风景的平凡和平淡，则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且不说靳彝甫画室里的布置，让读者领略到靳老板重义疏财的气质。即使他们出生成长的小镇，作者也不愿意多费一点笔墨。王瘦吾周围的风景是那么瘦削，只有驶往上海的木船、拎着一条鱼走过的街道、儿子上学时的雨，等等。与陶虎臣有关的风景可能有点儿夸张，比如在阴城施放炮仗的描写，那是对他的生命形式的衬托。汪曾祺之所以不肯多费笔墨，并不只因他“洞察秋毫装了糊涂”，而是相信读者都是知道的。他一路老老实实地写来，他古朴老实的故乡小镇风景都在那里摆着。
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这水、城和风景之中。中国人千百年来就是这样生活着的。对80年代初的中老年读者来说，读《岁寒三友》仿佛深刻感到经历了一次命运轮回，原来不选择激烈的社会改造也照样能过太平日子。而在年轻读者，则好像“犹在镜中”，是那种在梦中走了一回桃花源的感觉。难怪作者要说这些小说是托梦于“四十年代”了，他对暴力和聒噪社会运动的厌烦可能已藏其中。
三 那人与那文
评价作家某篇小说最难的就是这点。孙郁称汪曾祺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说他生于古城高邮一个知书达理的中等人家，父亲的画室堆满了字画笔墨之类的东西。还联系到西南联大那帮散淡清高的教授为人为文对他的熏陶。这确实是“知人论世”的一个有意思的途径。
汪曾祺也令我想起与他年龄相差无几的孙犁，他们都是来自旧年代，在新时代受过磨练最后又情不自禁地返回去写旧人旧事的精彩的小说家。就像孙犁影响过贾平凹、铁凝等人一样，汪曾祺也对年轻的王安忆和格非有过明显的启发。这篇《岁寒三友》给我的印象就是“简单”。它不像王蒙新时期初期的革命小说工于心计而且老练复杂，语言真假虚实难以弄清。也不像张贤亮的小说遍布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抄书痕迹。他虽然一度陷入样板戏制作的可怕漩涡不能自拔，⑩但仍在革命之外。我们不能说作者80年代写这批旧小说是为洗刷自己，但至少证明他已经幡然醒悟，还是喜爱这种简单的生活，证明他与王蒙、丛维熙和张贤亮等一千从50年代培训班毕业的革命小说家究竟不同。
《岁寒三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陶虎臣和靳彝甫为人做事的糊涂。如果说王瘦吾生意上稍微有点精明，陶虎臣则整个是一糊涂之人。他稀里糊涂跑到城外的阴城施放新产品，仅为取悦那些孩子；心里没有客户概念，还被“弄坏了一只眼睛”。因为躲过水灾，镇上乡亲大买他的炮仗，这本来是一次借机提价大发横财的机会，他却与万人攒动的人群一起陶醉在“泗洲”烟火中，竟像一个傻子，完全想不到应该赶快把生意做大做强，向远近城镇迅猛扩张。“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烟火了!”小说里藏着一个隐蔽的视角，就是王、陶、靳本来就是那种“自娱自乐”的人物类型。他们的性情来自故乡那水、那城和那风景的恩赐，除了王瘦吾到上海卖药材，靳彝甫有一次莫名其妙的外游，基本是足不出户。他们不会有王蒙、张贤亮们那种惊心动魄的人生阅历和观史眼光。这是对社会和人生都没有任何设计也不会想到如何发展的凡俗乡民。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一来，陶虎臣风雨飘摇中的小店只好关门更张。“陶家的锅，也揭不开了。起先是喝粥，后来连稀粥也喝不起了。陶虎臣全家，已经饿了一天半。”
如果按照今天的逻辑，靳彝甫的所作所为就更不靠谱。他一个画店老板，弄得竟像一个心高气傲的职业画家。放着季旬民二百大洋买他田黄石章的大买卖不做(假如像二三十年代上海那些善于捕捉商机、从小伙计一夜间变成沪上大老板的商界奇才，他也不用最后那么狼狈。当然，这篇小说的文学性也会荡然无存)。更令人奇怪的是靳彝甫捉到一只蟹壳青蟋蟀，竟糊涂地把热气腾腾的生意抛开，独自游走四乡与人斗蟋蟀去了。小说写到他斗蟋蟀的滑稽场面：“每天有人提了几罐蟋蟀来斗。都不是对手，而且都只是一个回合就分胜负。这只蟹壳青的打法很特别。它轻易不开牙，只是不动声色，稳稳地站着。突然扑上去，一口就咬破对方的肚子(据说蟋蟀的打法各有自己的风格，这种咬肚子的打法是最厉害的)。它曜曜地叫起来，上下摆动它的触须，就像戏台上的武生耍翎子。负伤的败将，怎么下‘探子’，也再不敢回头。于是有人怂恿他到兴化去。兴化养蟋蟀之风很盛，每年秋天有一个斗蟋蟀的机会。靳彝甫被人 们说得心动了。王瘦吾、陶虎臣给他凑了一笔路费和赌本，他就带了几罐蟋蟀，搭船去了。”不出我们所料，这位糊涂商人刚开始赚了四十块钱，立即嚷嚷着要约瘦吾、虎臣去如意楼喝酒。但青蟋蟀这位猛将很快战死疆场，靳老板到这时才罢手还乡。汪曾祺出神入化地描写了苏北小镇三位糊涂本分的小老板，他们的糊涂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糊涂原是旧社会很多人的毛病，其实连汪曾祺老也不例外，像前面孙郁在书中绘声绘色的描绘一样。旧社会的读书人、生意人、农民和城市职员，除少数精明人之外，大多是糊涂的。因为旧社会没有那么多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分析社会人生的东西，没有那么多无神论理论，很多人都把生死病痛看得平常，甘心情愿地听命和顺从自然的安排。
当代文学的很多坏风气，并非都来自当代社会，有些也来自新文学的陈腐积习。当然，新文学得分两路人马，一路人马是鲁迅、茅盾、巴金、创造社和太阳社诸人，这些文人都是非常精明的。他们拿社会作为分析解剖对象，用辩证法显微镜把人群划成三六九等。他们还发明了很多吓唬人的文学主题、题材和创作手法，这样我们的人生就狭窄了，大家只想在一个被规定的小圈圈里打转转。另一路人是鸳鸯蝴蝶派、海派、周作人和京派等，汪曾祺是他们最出色的小徒弟。他们主张性情文学，生活艺术化是他们做人为文的主要路径。沈从文小说把这一路文学发展到极致，然后汪曾祺效法老师，又把它带入当代文学。当然，旧时代的文人也是糊涂的，比如鲁迅、胡适、茅盾就拿创造社、太阳社和左联的偏执毫无办法，他们除了用辩证法分析社会人生那点本事外，在生活层面也没精明到左翼人士那种彻底的程度，也算是老老实实的读书人。其实，什么京派文人的“纯文学”呀、“超阶级”呀、“希腊小庙理论”呀，说到底就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和读书传统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士大夫们最基本的文格人格。只是鲁迅和茅盾因受苏俄理论影响想做一点改造，周作人们坚决抵制并效法古人而已。汪曾祺就从周作人这一文脉直接下来，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读书人传统的文脉一路下来，他把这份文化遗产带给了当代社会。我所说的“那人那文”指的就是这些。《岁寒三友》等旧小说的“托梦”，表面托的是作者的故乡高邮之梦，骨子里托的还是他自己的传统文化之梦。《岁寒三友》透露出的是正宗的京派气质、形式和风格，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底蕴，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只是帮忙跑跑龙套罢了。
四 读者与作者
在20至40年代短篇小说中，汪曾祺的这批旧小说应该不算是最优秀最出色的作品。如果与鲁迅、沈从文、张天翼、张爱玲和赵树理等雄杰大家相比，他也占不了多少便宜。但与王蒙、张贤亮一代作家相比，他就高出很多。新时期读者之所以大惊小怪，是因为新时期初期的当代小说水平实在太低，文风粗糙而且政治化得厉害。格非、王安忆、贾平凹和铁凝的钦佩不出这个背景左右。
这些青年作家和当时读汪曾祺的读者一样，都是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理论培训的一代人。激烈、粗糙、做人精明和大而化之，是这代人的通病。当然，也是王蒙、张贤亮这一代人的通病。所以，大家一拿到汪曾祺这么精致的小说，看他手法这么高明，一下子就惊呆了。仿佛看到了外星人。历史把“当代”与“现代”长期隔断，才会有这种刘姥姥闯进大观园的滑稽场面。我们都是这历史性滑稽场面中的人。对此大家都不要强烈抗议和不满。我们没必要对自己的历史刻意隐晦。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低端”的读者，创造了“高端”的作者，“汪曾祺意义”、“汪曾祺现象”就被缔造出来了。而且它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核心概念。不过，与此同时我却感到一种深沉的忧伤。像汪先生这样的传统文人，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环境，生活一定压抑、艰难，转型也颇费周折。他在旧社会养成的习气、嗜好和为人为文之风，一时恐怕都改不过来。我观汪氏，他其实就是他小说里的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不把生意当生意做，带着一帮孩子去阴城放炮仗忘掉如何吸引客户，玩蟋蟀比赚钱竟重要许多，他写文章、会友和喝酒，估计也大致如此。他离乡数十年，其实一天都不曾离开过高邮小镇。我们这代傻乎乎的读者，都把这些看做“风骨”、“气质”、“清高”、“人文性”等等，那是因为我们生命中从来都没有过这些东西。我们只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指教、领导和控制别人的心态手法，而且精明过人，这种本领超出了几代的中国人。阅世之深，警惕之深，犹如惊天动地地震爆发前一瞬间惊悚不安的蚂蚁和飞鸟走兽。我们对人之警惕，对自己之保护，可能在汪曾祺等旧社会读书人看来是无比惊讶，也不知所措的。因为我们的成长史中有“反右”、“大跃进”、“文革”和“纠正冤假错案”等等，我们不得不这样谨言慎行，言行不一，警觉异常。80年代初，当代作家都写不出汪氏这种精致的小说，他们与王瘦吾、陶虎臣们好像是明朝和20世纪的关系。好做宏篇大论是我们这代人也包括王蒙这代作家普遍的文章特征和思想特征，但这个责任也不一定都要我们来负，如果这样也将无比委屈。我就是在这种历史委屈中重读《岁寒三友》的，这种复杂情感恐怕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独有。
《岁寒三友》对话很少，有也是三言两语。一是为了显示人物人性醇厚，做人老实。另外也与汪氏“小说的减法”观念有关。他有的小说短得我都替他担心，像《陈小手》、《露水》等等，也不知作者究竟要干什么。这篇小说越是像杨绛评奥斯汀那样“文笔简练，用字恰当”，我越觉得当代小说的篇幅太长，对话?嗦，废话太多。当代小说家可能不是要多赚稿费，而是文字功夫问题多多。很多人从小没写好作文，就匆忙当起了小说家，这也难怪。《岁寒三友》中也没有什么人生大道理，像鲁迅、茅盾等一千新文学家的小说，像王蒙一千人的小说。“他们走在街上，一街的熟人都跟他们很客气地点头打招呼。”“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王瘦吾的草帽厂被王伯韬挤掉，陶虎臣的炮仗店因为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倒闭，靳彝甫斗蟋蟀失败，汪曾祺设计不出什么人生哲理帮他们脱困，这如在鲁迅、茅盾那里，精辟之论或大篇哲理将会连续推出。《岁寒三友》显然不在“为人生文学”的那条道上。因为想不出解困办法，汪曾祺就借靳老板请两位老友到如意酒楼喝酒，以一醉方休来麻醉人生的苦痛。对于从新文学到十七年文学一路读下来的我们这代读者来说，小说里竟然没有“人生哲理”和“人生方向”，真是感到不可理解。《岁寒三友》没有社会道理，却有这么一个情节：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
去上吊。
他没有死成。他刚把腰带拴在一棵树上，把头伸
进去，一个人拦腰把他抱住，一刀砍断了腰带。这人是
住在财神庙里的那个侉子。
靳彝甫回来了。他一到家，听说陶虎臣的事，连脸
都没洗，拔脚就往陶家去。陶虎臣躺在一领破芦席上，
拥着一条破棉絮。靳彝甫掏出五块钱来，说：“虎臣，我
才回来，带的钱不多，你等我一天!”友人落难，朋友慨然相救，却说不出什么人生哲理，给病人 指出人生方向。一切都照生活的原汁原味去写，也不做什么艺术加工。我作为被新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培训并已臣服的那代广大读者中之一员，读此只有想落泪的感觉。因为人生漫漫长途，总有几道过不去的坎，总有“无路可走”的时候，茫茫人海之中，恐怕只有朋友在这里相帮、呵护、安慰，给些动人的温暖。所以，还是作家王安忆把汪曾祺小说看得明白，就像我前面引用过的她评价汪曾棋的小说所说的：“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但我想王安忆80年代也看不清楚这些，她那时与我们一样，还陷在“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文坛漩涡中无力自拔。她90年代看清楚这些，也帮助我们厘清了80年代我们这些读者与作者汪曾祺的复杂关系。这种反思因此极具有历史的力量。
现在看来，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也不是不需要新文学、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那种“励志小说”，讲人生哲理和人生方向的小说；也不是不需要鲁迅、茅盾、郭沫若、周扬、胡风、王蒙和张贤亮等人的指点迷津。他们(它们)絮絮叨叨的说教，也能令我们这代读者在人生沉沦中奋起，擦干眼泪，再图未来大计。这种文学其实什么时候都很需要。但八、九十年代后无论社会人生还是对未来的展望都已多元辽阔起来，人生选择不像前者设计的那么狭窄局促，即使没有人生价值人们也照样活得明白开心。时代风气大变就使文学阅读和文学接受的闸门被冲开，汪曾祺小说就在这种历史关口成为文学新宠，新的主角。他的出现，事实上彻底转变了“读者”与“作者”、新文学与社会人生揪扯在一起的那种历史轨道；他的小说，在“文革”风暴之后，令人尽情感受到日常生活和琐事的温暖温馨；他的存在，使我们感到暂时离开社会人生道理，也照样能够活得滋润并活得很好。新时期初期，沈从文、朱光潜一班京派大将都已老矣，无法再影响左右文坛，所以就由他们的学生汪曾祺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他借口“托梦”，实际完成了京派小说在80年代历史场域中的移植。他借小人物的日常悲欢苦恼，打翻了新文学、左翼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最后历史变种――“文革”样板戏(他也曾荒诞地参与其中)――最后的癫狂荒唐，为“小人文学”、“正常小说”历史性地“归来”而鸣锣开道。它们被再次融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这幕大戏之中，重进文学史，成为文学大系的一个正常组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汪曾祺小说矫正了我们这代读者的“历史偏误”，矫正了文学史的长期谬说(当然也依赖于80年代以来很多人所参与的“历史重评”)。周作人并不亚于鲁迅，沈从文并不亚于茅盾，张爱玲并不亚于赵树理，汪曾祺并不亚于路翎，朱光潜也并不亚于胡风和周扬。文学史从来就没有最后的排名。更理智和耐心的展望，也许再需数十年的时间。当然，我还得指出，没有“文革”就不会有汪曾祺小说的重新归来，没有“文革”的广大读者，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不会请回周作人、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和汪曾祺这一路神仙。历史之伟大变动，有时候其实也就是“镜花缘”一般，这中间没有究竟谁对谁错的问题，人们对此不必深究。最后，我想说《岁寒三友》不是谴责小说、讥笑小说、伤痕小说和寻根小说，它只是一篇传达温暖的小说、一篇重视友情的小说，它让我们懂得老老实实地做人也很值得。注释：
(1)李建立：《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格非访谈录》，《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作家格非在访谈中说道：“先锋小说的产生，我觉得与‘寻根’没有直接的联系。这里面有两个被文学史忽略的重要文学现象。一个是汪曾祺，另一个是朦胧诗。我觉得这是先锋小说的两个比较近的重要源头。伤痕、反思小说在中国流行的时候，汪曾祺就在1979年发表了《受戒》，1980年发表了《大淖纪事》。我和汪先生很熟，他说他当年发表这些小说时遇到一个问题――大家都看不懂。在南京的《雨花》发表时，叶兆言的父亲叶至诚把它当成一个很新的作品，也有林斤澜的推荐。在进步的现代性之下，怎么会出现汪曾祺这样的作家?说老实话，其他人我不敢说，我个人是受汪先生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大家看不出来，可是我在华东师大学习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像汪曾祺这样了不起的作家，当时有一大群人在如饥似渴地读他的作品。”
(2)有意思的是，1990年代之后出版的几部当代文学史不约而同地把汪曾祺列为“现象”，认为他的小说艺术明显要高于80年代的许多小说。参见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钱振文在《“另类”姿态和“另类”效应》一文中谈道：汪曾祺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写作实验小说，新中国成立后却比较沉寂。1956年和1962年只写过几篇小东西。“文革”因参加样板戏《沙家浜》剧本的创作，新时期受到冷遇。1980年7月的一天，北京市文化局系统开会，汪曾祺所在的北京京剧团的同事杨毓珉发言时偶尔谈到他的短篇小说《受戒》，在场的《北京文艺》主编李清泉后来要去，将它发表在1980年第10期。见《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4)丁帆：《新时期乡土小说与市井小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构期》，《小说评论》1988年第l期。
(5)李振鹏：《汪曾祺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探》，《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6期。作者可能不算是“知名批评家”，不过他对汪的小说艺术深有体会，分析、举例都很细致到位，实在是一篇不错的文章。
(6)杨绛：《关于小说》，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53页。作者毕竟集作家、翻译家兼学者几种身份于一身，能看透小说里外的东西，虽算不上是严格的小说理论，读起来颇有意味。在这里，倒可与汪曾祺的小说相映成趣。
(7)杨绛：《关于小说》，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77页。
(8)王安忆：《汪老讲故事》，引自《我读我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124页。
(9)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
(10)参见拙作《孙犁“复活”所牵涉的文学史问题》，《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11)参见李建立《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格非访谈录》，《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王安忆《汪老讲故事》，引自《我读我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124页。
(12)钱振文文章提到，“70年代末，在‘文革’中参加了江青领导的‘样板戏’《沙家浜》等剧本创作的北京京剧团编剧汪曾祺被停止工作，他的心情因此非常郁闷”。参见钱振文的《“另类”姿态和“另类”效应》，《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