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帕斯捷尔纳克弥留时对妻子说：“我是幸福的。” 能够说不幸福吗？他同时代的几位大诗人――曼杰利什塔姆（Mandelstam）死于古拉格；茨维塔耶娃(Tsv?伢tai?伢va)1941年自杀；阿赫马托娃（Akhmatova）的丈夫和儿子被投进大牢，作为对她的警告；他所居住的作家村P?伢r?伢delkino单是1937年，就有四分之一人遭逮捕，主持1934年苏维埃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布加里宁（Boukharine）也被捕了。而他帕斯捷尔纳克，不曾被动过一根毫毛，1958年还凭一部《日瓦戈医生》得了个诺贝尔。
但，正因着这个奖，就在赫鲁晓夫的“解冻”时代，一场骤起的狂飙袭到他头上。当时苏联的文学界，一个高知识水准的团体，其丑态毕露、其“箕豆相煎”，既是制度下的产物，也是一场人性的暴露。帕斯捷尔纳克得诺贝尔？凭什么？凭他的诗？足有20年时间不曾发表过一行诗啦，外国人有谁读过他的诗？什么《日瓦戈医生》，这部“由花园的墙头扔出国外”发表的反共作品？不，这全是外国敌人的阴谋！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10月23日宣布结果，当天深夜就有专人到帕氏家，要他宣布放弃；25日苏联作家联合会主席团成员碰头，准备27日召开特别会议，安排31日召开全体作家大会，专程给帕斯捷尔纳克送信，督促他届时出席；26日Pravda报登载了攻击帕氏的文章；27日他穿戴整齐到莫斯科参加大会，因身体不适临时缺席，改为写一封长信转交，表示他不会到斯德哥尔摩领奖，提出送出奖金的两个方法。但气氛没有缓和，大会前整三天时间，文坛阴冷，乌云骤聚，帕氏知道该做什么了，他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分别给瑞典和国内有关领导人发出电报。
谦谦书生，还指望这样会使迫害他的人住手。但没有，机器开动了，难以刹掣了，31日的全体作家大会如期召开。这回准备周详，派来一位医生，不能让这个“败类”重复临时缺席27日那个“小斗争会”的借口。会上没有一个人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在在有多的是“害群之马”，“伟大狂”，“毒草，必须拔掉”。又喊：“帕斯捷尔纳克是文学界的弗拉索夫（1），苏维埃把他枪毙了！”“吊死弗拉索夫！”大会一致通过开除他出作家联合会，提议剥夺他的公民权，将这个“暗藏了四十年的敌人”驱逐出境。之前已得到官方示意，如果他要出国，不会受任何阻拦。
这是宣布结果后一个星期内发生的事。
生活更甚于穿越战场。1959年2月，法庭以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名义对他起诉，罪名是将反苏作品《日瓦哥医生》送到国外发表。3月14日，他被人从作家村散步途中拦截，来不及通知家属就被塞入汽车，开往莫斯科，带到法官面前，被威胁，说他的案件正在审查，如果他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或在西方传媒中露面，将被控以叛国罪。帕氏很明白。“吊死弗拉索夫！”
1960年4月他开始胸痛，检验结果得了肺癌，病情迅速恶化，5月30日就去世了。距离得诺贝尔只有一年半时间。但，“我是幸福的”。这位孜孜不倦的幸福贩子，说出这句明智而带基督精神的话时还不知道，他才下葬两天，曾经因为他而被判五年徒刑的情妇奥勒嘉的住房，已被KGB搜查，将帕氏的手稿《美丽的盲女》带走。两个月后她再次被逮捕，判刑八年。她跟前夫生的女儿也遭逮捕，判刑三年。
说幸福，也是幸运。他虽然皈依了基督，毕竟是犹太血统，却幸运地越过了他的世纪的可怕，最后有福气死在床上。作为1890年出生的人，青年时代正好遇上十月革命，却不像某些狂热分子，在革命中丢了小命还不知怎么回事。作为诗人，解冻前逃过四次苏维埃的迫害狂潮，还有本事使斯大林对他特别眷顾，这不能不算一种幸运。斯大林第一次直接打电话到他家时，他说：“别开玩笑。”想不到是真的。日后他就利用这种关系，好几回为被捕和受迫害的朋友说项。人家为他的敢言吓出一额汗，他不怕，这不在他的价值观内。1935年，诗人阿赫马托娃的丈夫和儿子被捕，请他向斯大林求情，他答应了。根据1991年解冻的资料显示，他的确给斯大林写了信，该信11月1日到达克里姆林宫，3日父子俩就获释了。连帕氏也不敢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有点儿违反常规，又不完全偶然。斯大林将帕斯捷尔纳克看做普希金的继承人。在他眼里，诗歌跟他手中的权力有同等的分量，有本事干扰一个时代。何况这位诗人没有发出怨愤，没有当街咬牙切齿，在知识界中有威望，积极参与作家联合会的工作。高尔基不已经变成革命的“海燕”了吗？帕氏呢，也可以派他一个用场。斯大林这个非常现世的狂人，也考虑到身后的声誉，不想开罪所有笔杆。于是，命运另做安排，这个政权有一个特殊位置，由历史决定的，容不得你逃脱。从1934年到1936年，帕氏成为苏维埃认可的、制度下的第一诗人。
他听任命运摆布，深知接受和拒绝都一样愚蠢，只能以宿命来面对，因为意识到自己得属于一种权力：“你把我当成物件握在手里/你将我当指环放在首饰盒中。”这个角色使他痛苦，像重力，像刑罚。人家表面给你一顶闪光的高帽，底下将你看成另类。让你活着，没有将你投进监狱，已是恩赐。于那些与他同一轨道的，精神上受尽虐待，每分钟肉体都有被消灭可能的人，已经被杀或被投进监狱的人，你的官方认可成为真正的折磨，让人妒忌，也使人觉得可疑。“我是被泡在滚汤里变红的龙虾”，他说。他多么想尊重那些有着更大痛苦的人，曾经对时乖命蹇的曼杰利什塔姆说：“我羡慕你！”有人目睹他在乡间白雪皑皑中大叫：“住手，我请求你们，我是个好人，应该由我自己来说，而不是由你们！”这就是第一诗人的重荷。
我父阿拔，如果可能
请免除我的刑罚。
但剧目已编就
结局无法改变。（2）
如果当初他原谅布尔什维克，是因为它打得出口号，拿得出计划，但很快发现是骗局，眼下是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俄罗斯误入了死胡同，任何个人都没法解救。他看到恐怖统治的先兆：“以人来锻造铁轨”，那时全面清洗还未开始。革命没有解放俄国人的创造力，而是将他们引向奴化、平庸，将质素降到最低限度。追求生存的魅力，向往生活的细致、讲究和乐趣变成罪过，倒退全面统治着俄罗斯。这一切必然导致艺术创造力的消失。俄罗斯的精神和物质都被破坏了。经过20年代的纷乱，他寄望30年代，希望能走上建设性的轨道。但很失望，原来两个年代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依旧继续走极端。表面变得理性了，逻辑了，行动却是十倍百倍地更可怕。从这样的破坏，变成那样的破坏；从这种虐杀，变成那种虐杀。他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他的位置，不打算再做第二次企盼。
他天性温和，随时准备跟所有事物配合。“生活真美好”，他重病中躺在医院的走廊上说。他不能叫急诊救护车，不能进入官员的医院。他也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一回曼杰利塔什姆向他念一首他自己写的诗，第一句是：“我们活着不感到祖国在我们脚下。”听完后，他言正色厉地说：“我没有听过这首诗，你没有向我念过。我劝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这不是诗，这是自杀，我不想参与你的自杀。”
这类诗他也写，只是写得隐晦。当《眩晕》（Vertige）的作者甘兹堡（E. Guinzbourg）被宣判时，得知自己没有被判死刑，只判十年徒刑，高兴得忍着不哭，一再念起帕氏的诗：“为了不哭出来/咬着他的帽子/沿着涅尔申斯克的小径/都是些煤矿场/苦役犯的监狱，噢，至乐至福！”有了监狱，犯人就不必都被处死，监狱就成为至福的地方！据说犯人都喜欢读他的诗。
他与斯大林的关系维持了很久，但没有成为斯大林分子，没有向他表示效忠。真正的艺术家，有谁对现行的制度效忠的？不得不被操纵，但不可触犯。他曾经相信斯大林对大清洗不知情，后来知道不对。“如果他不知情，也是罪恶，可能是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最大的罪恶！”1942年后，他越来越公开诉苦，说没有自由：“沙皇时代，还容忍人道主义，而革命则带着吸血僵尸的劲头来到。”他对奥勒嘉说：“一个疯子和杀手长期统治在我们头上。”而斯大林对他，只是作为棋子使用，敌意不会缺少。所有人都曾发问，帕氏为什么始终没有遭逮捕，而唯一的理由是最不可能成立的理由。1949年，有关部门向斯大林报告，说逮捕帕氏的步骤已经准备就绪。谁知帕氏忽然朗诵起自己的诗：“啊，天蓝，天空的蔚蓝！”“让它平静吧，这是一个天上客！”结果斯大林说：“别碰他，这是一个天上客。”但监视少不了，不时把他整治一下更必要。1949年，当他与奥勒嘉陷入疯狂爱情的时候，她被逮捕，控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五年。显然是从帕氏所爱的女人入手来攻击他本人。审讯期间，她总被追询帕氏的政治倾向，出卖国家的计划，他的间牒活动，因为他跟德国诗人里尔克有过书信来往。被捕后帕氏才知道她怀孕，他发了狂，几乎每天都要去撞开监狱的大门。她在狱中流产，几乎丢了命。
如果帕氏能够以斯多葛式的精神去承受痛苦，秘诀是将自己溶解在幸福中。“我喜欢沐在浅阳中，它把我的床温柔地照亮。”他的诗总散发出直接而纯粹的欢乐，以幸福来跟读者交流。普希金之后，没有任何诗人像他那样，把诗变成一件礼物。挫折于他，永远是好事，会得到一个新的开始，从失去中重新获得。奥勒嘉在狱中的日子，他写下了最美丽的文字：“只要我的臂弯还记得你，只要你还贴在我的肩上，唇上，我会跟你在一起。”他以诗来跟她约会。《日瓦戈医生》中拉拉的形象越走越近越清晰了，他以十倍的劲头来开始这个长篇散文。
帕氏有两件最害怕的事：被驱逐出国，或被赶出作家村的datcha。在那场诺贝尔风暴中，他一再宣称无意离开他的出生地、他的祖国，要继续为它做点事。至于那座带有园地的3号datcha，位于莫斯科近郊的荒芜地带，产权属国家所有，面积不大，是一座木头建筑，直到1950年代还没有自来水和暖气设备，冬天要烧火炉取暖。1936年他入住，里面充满了记忆，一旦被赶出来，就无以为家了。瑞典国王曾经以私人名义写信给赫鲁晓夫，请他不要收回这座房子。他的诗不能发表，只靠翻译莎士比亚、歌德、雪莱等挣钱糊口，写作以外做点儿园务，苦行僧的日子。生活一贯拮据，1935年，苏联作家代表团到法国参加反法西斯大会，当局不放心高尔基出国，临时拿他来充数。但他平日的穿戴，都是从他父亲的故衣改成，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裳了。克里姆林宫的工厂只好加急为他赶制。但一登上火车，他就把新衣脱下，着我旧时裳――已经穷得本性难移了。
如果说奥勒嘉是《日瓦戈医生》中拉拉的原型，那座别墅就是失落在Varykino茫茫雪原中的华屋的原型。1917年那场革命风暴中，日瓦哥和拉拉，像两片被狂风卷起的树叶，随风飘荡，无意的聚散间，身不由己流亡到那里，遇上了。泉涸之鱼，相濡以沫，一场生死之爱产生了。在那间每分钟都可能命运来敲门的房子里，他俩爱得疯狂，缠绵，凄切。烟火人家在一百公里外，但可以听见行刑队的枪声。屋外银白色的严寒世界中，有的是狼群向着月色和窗户透出的光线的吼叫，充满敌意。他们不得不夜夜听狼嗥。拉拉投到日瓦戈的怀里，哭诉，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这不就是作家村可怕生活的一面吗？1937年，斯大林开始恐怖统治，实行大清洗。那一年，作家村有25人被捕。只要听见汽车声，大伙儿就发抖。帕氏捡好一只箱子，准备随时就捕。有一天来了一辆汽车，这回不为抓人，而是派人来征集签名，因为有三个高级军官被捕，判处死刑，要作家们签字。根据帕氏的妻子吉塔的回忆录，他当时发疯似的扑将过去，要殴打来人：“我没有给他们生命，轮不到我去把它们收回……”怀孕三个月的妻子跪倒他脚下，请他为孩子着想，他回答说：“我签了我就变成另一个人，另一个人的孩子的命运与我无关。”最后他对来人说：“我十分愿意接受同样的命运，准备跟其他人一样死去。”谁知次日，即1937年6月15日，早晨他打开Izvestia报，在一条醒目的标题“我们不让苏维埃的敌人活着”的下面，注明有他的签名在内。他狂人似的冲去莫斯科，直上报馆……最后又得知，三位军官于6月11日被宣判，即日处决，6月14日才派人去征集签名。同样的征集不止发生过一次。夜夜听狼嗥……
1935年开始，他已经得了恐惧症、抑郁症，精神错乱，灰色的空虚夺走了他的力气，无法工作。他给朋友写信：“这样的日子可能离死期不远了。”死亡也可能指有朝一日被赶上路。他将这种对死亡的恐惧作为重生之路。不屈的求生精神，使他有了《日瓦戈医生》这部书，他为它而生的作品。1947-1949年，他与奥勒嘉陷入恋情时，写了著作中的一半诗歌。1955年作品完成，准备在国内发表，遭到拒绝。同年，意大利一位对出版业感兴趣的企业家Felytrinelle，去苏联处理意苏电台事宜，从朋友那里得知帕氏的小说，颇感兴趣，向他要来手稿。这位企业家很明智，希望作品先在苏联出版，且一再商榷，等待，但没法达成共识。命运就这样使帕氏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在国外出版了。
作品一出，好戏连场，得了个诺贝尔，又引发了一场世界性风暴，评论文章耗尽天下间的墨水。苏联那边厢，天塌了下来，仅仅一年半时间，就要了帕氏的命。但外边的读者却指作品对革命的反映不真实。不是那么回事。故事背景是十月革命初期，那是一个最血腥的年代，1918年7月沙皇一家被屠杀，布尔什维克以红色恐怖来维持政权，摧毁旧国家机器的同时，开始了掠夺式的所谓改革，对贵族、地主实行大清洗，后来东、西方极权国家的初期，也进行了同样的一连串的政治暴力，那是一个阶级人头落地的时代。但在书中找不到主流性的忠诚反映。只知道俄国发生了事，游行队伍与沙皇军队冲突；投机分子各怀目的进入革命队伍；街道委员会主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和一些贫穷户，和平地进住日瓦戈医生的大屋；日用品是短缺了，冬天没有柴烧炉；去乡间避风头，火车挤塞，脏乱，路上遇劫持；去到乡下，主屋被封条封了，但可以住农舍，一切显得温良，跟你死我活隔了一座山。革命似乎只为成全日瓦戈和拉拉的凄切、刻骨的生死之爱。
然则，这些敲边鼓式的描述，已经要了帕氏的一条老命。他被指责反革命，反苏维埃，叛国……1950年代之前，出现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还有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都是制度下的歌功颂德。当时的苏俄，曾经极力向诺贝尔的评审委员会推荐《静静的顿河》，来跟《日瓦戈医生》抗争。除了帕氏，没有任何小说家以批判的态度来写过那场革命，还能够要求帕氏些什么？
2011年10月，俄国作家Dmitri Bykov出版了一部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指出这部小说是象征主义之后的象征主义。日瓦戈象征俄罗斯的基督精神，拉拉象征俄罗斯，安蒂波夫代表狂热的革命派，科马洛夫斯基代表权力和财富，一种很传统的切入方法。其实这部小说出来之前，帕氏以诗名闻名于世，被公认是普希金之后俄国最出色的诗人，善于以惯用语言来表达万有事物，不浮夸矫饰，以闲谈来达到抒情。这就不难设想，帕氏是以诗人的情怀和手法来落笔。他以本人的生活为鉴本，日瓦戈医生就留下不少诗歌。远离现实主义，就是远离了血淋淋的现实。作者情愿在地狱为之逊色的真实生活以外，营造一个超然于现实和时空的世界。那座荒废了的Varykino房屋，于日瓦戈和拉拉，就是他们的国，他们的家，他们的整个世界。在那里一双情人度过了缠绵、酸楚，恐惧随侍在侧，离死亡不远却懵然不知的所谓幸福日子，然后，在劈心之痛中离别，实际是永别。他们的痛苦和不幸，所有人的痛苦和不幸，都来自于那场革命，来自于苏维埃，来自于人类历史上那场最大的骗局。这就足够了，更详细，更具体的事实，就让历史学家去打捞吧，何必强求帕氏多费笔墨？
2012年1月
注释：
①A.Vlassov，红军将领，二次大战期间因与希特拉合作，战后问吊。
②帕氏在他的诗作《汉姆莱特》中的诗句。
责任编校 孙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