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复仇意识是鲁迅独特生命气质与存在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反抗非正当的生命境遇确立其作为人而非奴隶性存在的证明，也是鲁迅意欲构造国人新的精神与人格的切入路径之一。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叙事，复仇被纳入其中。鲁迅的革命叙事一方面是书写革命运动被造反、个人复仇等动机混淆造成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呈现高渺的革命理念在真实的牺牲之痛与仇恨感、虚无感中的坠落。鲁迅在自然论与道义论叙事眼光之间犹疑，其革命叙事所呈现的道德困境和悖论正是后起的革命文学所用力弥合之处。在鲁迅的革命叙事中被点到为止的“处境的劣，即道德的善”命题，被后起的革命文学组织成为其革命话语的一部分而被权威化。
关键词：复仇；革命；叙事张力；道德困境；鲁迅
中图分类号：I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08804
作者简介：万杰（1975），女，江西九江人，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一、复古与求新
于生命逝去之前的1936年9月5日鲁迅写作了《死》一文，几乎在《死》写作的同时，鲁迅写下了《女吊》。“无常”与“女吊”是绍兴地方戏中鲁迅最喜爱的两个鬼，鲁迅早在《朝花夕拾》中就对无常做过介绍，而对女吊的未及介绍似乎使病中的鲁迅念兹在兹而意欲完成。鲁迅称女吊为“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1]（P637）这个美而强的“女吊”于鲁迅生命行将逝去之际的到来，不是“新来乍到”，而是贯穿隐伏于他整个的一生。
如果说《女吊》是复仇之神在鲁迅文字中最后的现身，恰如一次凄美而温情的谢幕，对复仇意识的肯定最早则呈现于其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摩罗”与“女吊”，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东西之分、土洋之别，却在魔性与鬼气上获得相通，他们都是相对于人与神的第三种存在，是让天地搅扰，不甘于命运与规范的第三种力量。《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对拜伦、雪莱、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诗人及作品作了介绍，认为他们的人生与诗作都充溢着复仇反抗精神，是他们唤起了受奴役民族的反抗斗争。
“求新”与“复古”的同质化本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种思路，也是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思维模式。“复古”在清末民初几乎可谓是“革命”的转义词与暗换语，然而章太炎等革命鼓吹者的复古多指涉汉族文化的正本清源以维护其正统与纯洁，是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的显形。而鲁迅对汉民族文化传统意味上的复古，则比较隔膜，在辛亥革命失败，并亲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事件之后，鲁迅对种种复古主张都表现出深深的警惕。而《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所言“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则是在“尼采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2]（P68）意义上而言的，有着回归生民之初的意谓和反文明、非道德的质素。不争与柔顺，是为世纪之交的诸多思想家认定的民族气质，也被认定为民族衰弱的原因，鲁迅认同此说：“故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2]（P72）鲁迅于民族病弱衰颓之际呼唤野性的复仇精神，欲以野性的复仇精神注入衰颓的民族气质，以求民族的由弱转强。
《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谓拜伦《海贼》诗篇中英雄康拉德，“于世已无一切眷爱，遗一切道德，惟以强大之意志，为贼渠魁，领其从者，建大邦于海上……利剑轻舟，无间人神，所向无不抗战。盖复仇一事，独贯注其全精神矣。”[2]（P77）遗弃道德是复仇人物的重要人格特征，而遗弃道德的一个路径或曰前阶则是道德相对主义。鲁迅介绍说：拜伦诗中人物卢希飞勒认为“恶”是强者加于弱者的名，“若我致胜，恶且在神，善恶易位耳”[2]（P80），而尼采则认为“恶”是弱者对付强者的精神武器。恶与强、弱的对应虽然有不同，但其相对性、可变性则同一，既然善恶标准不再是神定的或有客观的普遍的标准，那么复仇主体就完全可以自我做主，自己决定复仇的起始与结局和复仇手段的轻重缓急。密茨凯维支被鲁迅称为报复诗人，对其笔下复仇人物为达目的不计手段，奸诈欺瞒而获成功的情形，鲁迅认为不值得非议。道德相对主义导致的道德虚无感，对客观的公平性是否存在的根本拒绝与怀疑，及对复仇不计其手段的完全肯定，后来在鲁迅的复仇说中有着直接的表白。
在现代中国庞杂的“革命话语”场域中，鲁迅也有自己关于革命的理解。1930年代，鲁迅说：“在清末最大的买卖就是造反。”[3]（P221）显然在鲁迅看来，造反并不是革命，而陶成章就曾将革命释义为造反。[4]（P129）鲁迅在革命潮流中自我定位为思想启蒙者的出发点，与其较为纯粹的革命理念是相关联的。从纯粹的革命理念出发，对任何现实形态的革命都很难完全认同。鲁迅对革命的流血与生命的牺牲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流血牺牲是革命中必有的现象，另一方面又感到不忍和疼惜，由此鲁迅反对革命中的恐吓与滥杀：“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恐怖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5]（P452）这是鲁迅针对左翼期刊《拓荒者》上发表的一首描写工农革命的诗作的批评，认为辱骂恐吓决不是革命文学，其中清楚表达了他的革命理念。
虽然“复仇”在鲁迅的思想意识里完全被阐释为合理与正义性质的，但鲁迅并没有将复仇与革命同一化。就现实层面的革命运动而言，鲁迅认为，复仇与反抗可能会推动革命的发生与到来，这时复仇可谓是革命的前阶，但复仇并不必然导致革命。对于反映复仇的文学与反映革命的文学之间的关系，鲁迅也有相似的理解，认为复仇的文学是革命文学产生之前的一种文学形态，而真正的革命文学是革命到来之际和之后的文学形态：“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苏俄革命将起时，即有些这类的文学，但也有例外，如波兰，虽然早有复仇的文学，然而他的恢复，是靠着欧洲大战的。”[5]（P419）二、神之子与人之子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最早的革命叙事始于鲁迅，《阿Ｑ正传》、《药》、《风波》、《头发的故事》等小说都或远或近，以正面或侧面的视角涉及了辛亥革命，而革命中的个体生命际遇则是鲁迅的切入视角。鲁迅的革命叙事中主要呈现了两类生命个体，他们分别被宏大叙事命名为革命的先觉者，如夏瑜、Ｎ先生等，和革命的后觉甚至不觉者如阿Ｑ等。
鲁迅笔下的先觉者与革命的关联常常超越于个人功利而源自一种救世情怀，从而使他们成为一种外在于文本世界的类神性存在。神与人本操着不同的语言，除非通灵之人，没有经过翻译的神的语言不能为人类所懂得。《药》中夏瑜试图对牢役阿义进行宣谕时即遭遇了类似情形：夏瑜的话在牢役阿义、刽子手康大叔们听来不是“人话”，他们不懂，他们懂得的是以拳脚棍棒发言的方式。悲悯是上帝对人类的姿态，夏瑜没有仇恨而仍然可怜着打他、掠他的人们，犹如被钉杀的耶稣悲悯着钉杀他的以色列人，但悲悯的耶稣是《圣经》中的耶稣，而这《圣经》中的耶稣，终于在鲁迅的《复仇（二）》中经历了形象的转换：一个悲悯的以自己的生命为人类赎罪的耶稣，被既悲悯又咒诅的耶稣取代，而“仇恨”一旦降临，便是神之子向人之子转换的契机：
“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
“他不肯喝那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远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6]（P178）
人之子的耶稣更能体会出生命被钉杀被侮辱的彻骨的疼痛感，或者说正是这种彻骨的疼痛感的挥之不去证实了他作为“人之子”的存在现实。神之子的耶稣将以复活见证上帝的存在与力量，以复活的神迹收复信徒的灵魂，而人之子的耶稣以自己的死亡灭绝了救赎的希望，实现对钉杀他的以色列人的复仇。
夏瑜只有悲悯，没有仇恨，沉浸在类似于神之子的自足自满的境界中，神圣的革命力量的充盈与附体遮掩了夏瑜个体生命的疼痛感与渺小感。而《头发的故事》中的Ｎ先生则以怨毒四溢的言语表达出对因为剪辫的革命举动而对他进行嘲弄和挤压的人们的仇恨，即使是在进入民国多年之后这股怨气依然那么旺盛，他为自己因革命遭受的屈辱呼告着报偿：“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2]（P488）为人们对革命牺牲者的忘却而怨怼。《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平等之爱遭遇了践踏和蔑视之后躬行先前所不为，以世人加害于他的方式反施于人，他的复仇理路中包含着以自己为救世者的判断，然而仇恨挤压了悲悯将其还原为人。《圣经》中的上帝永与罪性、渺小的人在一起，体谅着人的罪性与渺小，而且正是罪性、渺小的人创造了上帝，上帝以自己的儿子耶稣的钉杀为人类的罪性祈求救赎。而“复仇”（针对加害于己的人们的复仇）则使革命先觉者的类神性光环脱落，个体生命终于不堪“神”的高渺与巍峨，人在“仇恨”中复活。
鲁迅曾说《药》中夏瑜坟头的花环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将令为宣传效果计而加上去的，他自己是不相信其存在的真实性的。也许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现实功利性与启蒙话语的逻辑使夏瑜的“仇恨”隐而未发，而转由魏连殳、Ｎ先生、人之子的耶稣之口宣泄而出，然而《药》的叙事者是深谙夏瑜们的求报偿之真心的，深谙其作为人之子的仇恨怨怼的真实性，而以空虚的花环将之强压而下。牺牲与报偿在革命叙事中暂时取得平衡而保住了夏瑜作为一个悲悯救世的革命者形象。但正是这种报偿的情结及由此生发的仇恨与生命的疼痛感却击破了革命话语的外壳，个体生命的叙事立场在博弈中胜出，而借助的恰是复仇的冲动与力量。
如果说《孤独者》中魏连殳由悲悯到复仇，由爱转恨的叙事过程是以其道德的无辜性论证其复仇的合理性，那么《铸剑》中的黑衣人则视道德为虚无，他的复仇行为不需要道义的论证和褒奖：他简直就是复仇之神的化身，在出神入化般的复仇艺术中获得恣意狂欢的复仇快感，似乎这种复仇快感本身就是他所要的报偿。然而黑衣人摒弃的只是被玷污被利用的道德，正同于尼采所说的：“尔辈道德者呵，我的美今天笑你们。他的声音向我如是说：‘道德者也还是要报酬的！’”[7]（P89）“道德便是其本身的报酬。”[7]（P89）对这种虚伪道德，黑衣人表达出“我不布施，亦不求乞”的意谓。黑衣人说：“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6]（P441）不同于《药》、《孤独者》中外在于世界的革命者，黑衣人以同仇感应说建立了自己与世界的联系，很神秘，同样高渺，但也许由此免去悲悯化为复仇，求报偿不可得的失落与疼痛感也未可知。
悲悯与复仇对象的同一使复仇胜了却终不免于失败。复仇与悲悯的交织是革命者心理上的自大感与脆弱感杂合的表征，而从悲悯转为复仇，表明弱小无辜感也许是更为真切的生命体验。鲁迅笔下复仇主体强弱同体，对复仇对象的爱恨交加赋予叙事以传统复仇叙事所未有的丰富复杂的审美意味。悲悯与仇恨承载的革命与复仇之间结成了巨大的张力，即使在革命主体成为复仇主体之后这种张力因为复仇结果的胜败难明，复仇对象与悲悯对象的同一，依然无法松弛，从而使叙事始终处于紧张之中。三、弱者与善者
“不幸的人是强大的自然力”[8]（P47）与“处境的劣，道德的善”[9]（P47）是两种几乎相对的观点。作为打量世界的眼光在叙事中呈现就形成两种不同的叙事立场，鲁迅似乎在两者之间彷徨犹疑，据其一又不免相信对立观点的可靠，常以一方观点攻击另一方的观点。也许他非常愿意将弱者与善者做等项置换，而他的认知判断又否定了这种同一性，由此产生情感的困惑与挫败感。“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厉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5]（P98）这是鲁迅在1930年代初期所说的一段话，有对以往思想的总结和观点变化的呈现，似乎已经将“差不多”的判断当作“势所必至”的事实，并且透着几分理性分析的冷静。
而在“从前”，在《狂人日记》、《孤独者》等小说中，鲁迅纠缠于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与思索，其中呈现了这样一个思想情感变迁的过程：主人公对“弱者即善者”的微弱的信仰被事实击溃，信仰脱落后陷入绝望与仇恨之中。《狂人日记》中狂人将所处身的世界解读为吃人的世界，即使是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给衙役占了妻子的，给债主逼死了老子娘的那些下等人，那些相对于权力支配者而言的弱者，也认同这个世界的规则，甚至狂人自身也并不自信具有相对于这个世界的异质性。最后狂人将微弱的希望寄予孩子，认为孩子可能是不义世界中唯一的无辜者。
如果说《狂人日记》中叙事者对“弱者即善者”没有完全否定或肯定，而有些含糊其辞，留有一些认同的空隙，而至《孤独者》中魏连殳经过与友人的论辩和自己亲身经历的见证，终于打破迷梦似的承认：孩子并不总是好的，并不全是天真，由对孩子的虔诚崇拜一转为恶毒的侮辱了。在魏连殳的思维逻辑里，似乎孩子们没有验证他的理想图景不啻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欺诓之罪。至此“弱者即善者”的叙事立场被彻底否定，那么，即使有外在于这个绝望世界的拯救力量存在，也没有合乎资格认证的选民来接受拯救了。于是魏连殳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决绝地判定：“同时，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6]（P103）革命被处置为外在的类神性拯救力量，在将下等人、民众认定为拯救对象的同时，又不禁愤愤于他们作为选民资格的缺乏。
但即使在否定了“弱者即善者”之后，鲁迅还是将同情给予了弱者，对鲁迅而言，这是一个二难的道德困境。《阿Ｑ正传》的叙事立场就陷溺于这个道德困境，而这种困境源于自然生存本相与革命话语的冲突。“革命”本身含有道义性的诉求：正是历史进步论与历史道义论催发了现代革命，而其中内含的救赎论思想必然要求选民的道德资质论证，或者反之，革命话语会对其选民进行道德“善”的论证。鲁迅相信革命的道义性，并对其寄予了美好期待，夏瑜之类的革命者就是这种救赎力量的现身，他们对阿Ｑ们的渺小与罪性既悲悯又仇恨，就使后者失去了作为选民的完全资格。革命救世主们向选民索求着被救的资质，而选民们则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革命救世主们，索要着拯救力量对现实境遇的转变奇迹，谁能最先给出见证，这是个问题。
从《孤独者》、《药》到《阿Ｑ正传》叙事主体发生转换的同时，复仇与革命二者在叙事的先后与逻辑关系上出现了逆转，革命者从革命到复仇的哗变是个体生命立场突破革命宏大叙事的负累呈现自己的过程，而阿Ｑ怀着原始的复仇冲动渴望革命，将复仇与革命同质化，同样见证了高亢的革命理念的坠落。至此鲁迅的革命叙事提供了两种革命起源说：“救世说”与“复仇冲动说”，对应的分别是道义论与自然论的叙事眼光。在自然论叙事眼光的观照下，“未庄”世界盛行的是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的生存法则，未庄社会的人们按照强弱等差形成了一条类自然性生物链，阿Ｑ是其中的一环，他是未庄世界的产物与同质同构性存在，信奉崇拜的正是强权与势力，虽然他自身并没有多少强权与势力可供倚恃，但仍然有向更弱者泄愤与转嫁屈辱的便利与余地。
叙事者没有赋予阿Ｑ以道德的无辜性，在未庄世界生物链上没有善恶只有强弱，叙事者的眼光就如洒在自然旷野上的秋阳，即使是横尸满原也只关乎自然生存而不关乎情感体验与道德判断。然而这种自然论叙事眼光在《阿Ｑ正传》中越来越难以为继。既然阿Ｑ并不比未庄的任何一个人更具有道德的无辜性，那么革命以假洋鬼子而非阿Ｑ成为选民又有什么意谓上的区别呢。而且他们在革命的设想与思路上确实不谋而合，都曾在静水庵中开始他们的“革命征途”，然而当阿Ｑ将要被“革命”革了命时，在死亡将要来临之际，他突然获得了与所处身世界的异质性体验，在对围观者兽性的判断与恐惧中确证了自己作为“人”的存在。阿Ｑ能从“兽”的世界中“脱身”而出，源自叙事者自然论叙事到道义论叙事眼光的转换，此时的阿Ｑ置身于绝对的弱者地位而被赋予道德上的无辜性，在叙事者的同情目光的抚慰下复活了作为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
《阿Ｑ正传》由自然论叙事始，而停止于道义论，其间的矛盾与悖论并没有被解决，叙事者最终还是将同情给予了弱者，“处境的劣，即道德的善”的命题在此点到为止，而被后起的革命文学组织成为其革命话语的一部分而被权威化，而复仇者的道德善性与革命主体性的叙事建构的完成，是革命话语避免陷入叙事立场上的道德困境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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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粟世来)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on by Luxun:the Tensile Force of
Revolution and Revenge
WAN Ji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the sense of revenge is a key part for the unique presence of Luxun and existential experience.It is also a proof of existence as a human being instead of a slave when confronting unfair predicament in our life.What’s more,it is one of the ways adopted by Luxun to create new spirit and personality.Lu Xun has opened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revenge being included.On the one hand,in revolutionary narration,Luxun wrote about failures of revolutions caused by a combination of motives,which originated from revolution and personal vengeance etc.On the other hand,Luxun elaborated on the fall of revolutionary concept due to the pain of sacrifice,sense of vengeance and nihility.Luxun vacillated between natural narration and moral narration.The morale predicament and paradox presented in Luxun’s revolutionary narration is the mixture of force from the upcoming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The topic “the predicament of the situation is the kindness of morality” mentioned by Luxun in revolutionary narration has been authorized by incorporating it as a part of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by literary organizations of younger generation.
Key words: revenge；revolution；tensile force；morale predica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