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民素质是农民问题的核心，提高农民素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文章分析介绍了我国农民素质和收入的现状，并结合相关调研数据和统计数据，尤其是通过天津市相关数据的分析得出农民素质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并推算出农民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率，最后，针对如何提高农民素质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农民素质；农民收入；人力资本；最小二乘法
作者简介：尹纪梅（1985－），女，山东临沂人，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2009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发展战略与规划；潘寄青（1956-），男，山东临清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天津理工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带头人，天津理工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山东财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农村农民教育问题和公共财政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面提高我国农民素质的财政政策研究”（课题编号：10BRK004）；天津市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天津市农村人口历史变迁与农村现代化”（课题编号：TJSR10-229）阶段性研究成果，主持人：潘寄青。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4-0039-05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整体素质问题。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针对农民问题就曾经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邓小平同志曾于1988年强调：“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进入新世纪之后，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农民素质问题。2003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指出:明确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新型农民的培育离不开农民素质的提高，高素质的农民离不开国家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支持。
提高农民素质不仅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还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从广义上讲，农民素质是指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等相关活动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基本素养。它包括农民的身体素质、教育素质、科技素质、农民经营管理素质、社会心理素质、现代意识等综合素质。本文采用狭义上的概念，农民素质主要指农民的教育素质和科技素质。
一、我国农民素质和收入现状
（一）农民受教育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3年的4.55年增加到2000年的7年多。[1]据统计，截止2009年底我国农村人口为7.2亿人，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水平。而美国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11年，日本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是高达11.3年。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在逐步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
天津市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和中央直辖市，经济比较发达，农村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0%多，那里的农民素质及其收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以天津市农村为例，分析天津市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作为大城市，虽然发展水平较高，天津市农民近十年的受教育程度却并不乐观。如表1所示：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各项农村教育政策、惠民政策的实施，天津市农村文盲、半文盲以及小学水平等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所占比重正在逐年减少；每年在各种教育程度中，受过初中教育水平的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一直很大，在50%-60%之间；受过高中及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正在逐年增加，但其所占的比例十分低，尤其是接受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所占比例低。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中国人口总计为13.39亿人，其中农村人口数为6.7415亿人，占总人口的50.32%。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多，是我国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根据2009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末，我国农村劳动力学历构成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15%，小学文化程度占25．30%，初中文化程度占52．81%，高中文化程度占11．40%，中专文化程度占2．66%，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68%。我国农民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综合素质普遍不高，不仅制约和影响着农民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水平，还制约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据测算，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只有27％-35％，而发达国家则高达60％-80％。[2]这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相差较远，因此，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把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提高农民的素质仍然任重道远。
（二）农民收入现状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党和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却没有相应的增加，有时甚至减少，“贱谷伤农”现象时有发生。根据FAO对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高低所确定的恩格尔系数标准，目前，我国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较高，全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2000年是49%，2005年是45.5%，进入新世纪之后，虽然一直低于50%，处于小康的阶段，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却高出了20多个百分点。我国农民的收入普遍偏低，经济比较发达的天津市也不例外，如表2所示：
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天津市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偏低，大概只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一半；第二，虽然农民家庭和城镇家庭人均年纯收入都在逐年增加，但是农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增加的幅度远远小于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增加的幅度。
我国农民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其收入水平却十分低且不平衡，不但无法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农民的收入水平相比较，而且不能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相比较。2005年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83元的标准，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365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684-94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067万人。如果按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人口最低标准人均每天1美元计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还将大幅度升高，总数将不少于2亿人。[3]截至2006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有2148万人，低收入群体数量为3550万人。由于我国城乡差距的扩大，我国农民收入还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城乡收入差距是1.8:1，到了2005年却扩大到3.23:1，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了1.8倍，如果加上城镇居民享受而农村居民不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各种补贴，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高达5:1甚至6:1，城乡收入实际差距很大并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农民的收入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必须加大对农村和农民的投入，尤其是教育方面的投资，提高农民素质和收入水平，才能有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二、农民素质和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一）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许多学者对教育投资与收益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
蔡增正采用明瑟模型分析了受教育时间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得出受教育程度对于收入的影响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分别是18%、22%和9%（蔡增正，2000）。刘伟利用1952-2004年的数据检验了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表明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协同互动的均衡关系，教育投资每增长1%，经济增长就提高0.91%（刘伟，2007）。梁国超通过计量分析得出1952-2003年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约为22.62%，并认为教育投资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和促进经济增长（梁国超，2008）。[4]
据美国经济学家D.Galejohson的分析，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1年，其收入就可以增长3.6%-5.5%，如果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缩小15―20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就会大幅度提高。[5]
（二）农民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投入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所以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并且该理论认为受教育水平与农村收入水平是正相关的；根据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除了能增加收入之外，还能带来一些正的外部性收益；根据经济学供需理论，在受教育较多的熟练劳动力曲线的均衡点上，厂商往往愿意出更高的工资，劳动者有着更高的收入；由于人力资本具有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因此，其受教育水平越高，带来的效益就越大，其收入水平也就会越高，这都说明农民的素质和收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调研数据分析。本课题组于2009年，对天津市五区一县1200户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技能培训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历时3个月，发放1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60份。通过对调研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如下：
第一，在教育文化程度方面，被调查的农民所受教育程度属于中等，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最多，有548人，占调查总数的51.70%；具有高中或者中专文化程度的人数其次，有257人，占总数的24.25%；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是180人，占调查总数的16.98%；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最少，只有75人，占调查总数的7.08%。数据显示，天津市农村劳动力基本上以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为主。
第二，在教育文化程度分析的基础上，课题组调研了农村家庭收入状况，并对农民的受教育情况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进了比较分析。调研结果显示，农村人口的收入和劳动力文化程度有一定的关系。如表3所示：
从家庭年总收入与主要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的关系来看，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有极大的相关性。在被调查的农民中，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为文盲、半文盲和小学的农户，年总收入重要集中在3000―15000元之间，而家庭主要劳动力为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农户，年总收入一般集中在8000―20000元之间。可以看出农民收入与其文化程度具有极大的相关性。
分析表明，农民素质高低对农民收入增长有重要影响，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相对也较高。因此，加强农民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成为提高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途径。
2.实证研究。（1）数据选取与转化。本文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年-2010年《天津市统计年鉴》所统计的2000年-2009年的天津市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农民素质由于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因此，我们需要把天津市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经计算转化为天津市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方法如下：
根据天津市农民家庭劳动力不同的文化程度采取不同的年限，采用标准:文盲或半文盲0年受教育程度，小学5年受教育年限（农村成人劳动力受小学教育时间一般早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小学一般是5年制），初中水平受教育年限是9年，高中和中专一样，都是12年受教育年限，大专15年受教育年限。运用公式：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或半文盲×0+小学×5+初中×9+高中×12+中专×12+大专×15，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如表4所示：
（2）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本文以Eviews软件为分析工具，建立最小二乘法模型估计，对天津市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农民收入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天津市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得出天津市农民素质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在本文中，天津市农民受教育年限和农民收入分别用EDU和INC表示，为了便于分析，对解释变量农民受教育年限和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两边取对数将其平减，分别表示为LGEDU和LGINC。
首先，做散点图。通过对天津市农民受教育年限和农民收入之间的数据做散点图，以观察农民素质和农民收入之间的优合度。如表5所示：
由散点图可以看出，农民素质和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的线性关系，拟合优度较好。因此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其次，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建立模型，并假定相关的时间序列都是平稳的，否则所进行的预测和分析是无效的。检查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并进一步作残差检验，以确定所检验的数据是平稳的，并且确定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对LGEDU和LGINC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６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LGEDU和LGＩNC不是平稳的，但是经过一阶差分或者二阶差分处理，相关数据是平稳的。
再次，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本文采用现行回归分析中的最小二乘法来分析农民素质及其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农民素质为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农民收入，公式:LGINC=a+bLGEDU。
通过对LGEDU和LGINC作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估计结果为：
LGINC=6.93LGEDU+MA(1)
t=(4.30) (5.173)
R2=0.927 DW=2.099 F=44.46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到，R2=0.927较大且接近1，说明回归分析的拟合优度高，F=44.46较大，故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总体线性关系显著。如表7所示，两组数据模型的拟合优度都比较高，且各项参数显著，表明作为解释变量的LGEDU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被解释变量LGINC。
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天津市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元线性关系，天津市农民的收入会随着农民受教育年限增加而不断增加。受教育年限的系数是6.93，表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民的收入就会增加6.93个百分点，农民的收入和农民素质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系。
白菊红、袁飞对2001年我国农民收入和农民受教育数据建立模型分析得出，当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年以下时,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劳均收入增加36.4元；当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以上时,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劳均收入则增加112.16元。
最后，残差检验。残差是否平稳是检验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标准。为了确定上述所分析的变量是平稳的，在截距、趋势项和滞后项为（0,0,1）的检验情况下，残差检验如下，见表8所示：
三、提高农民素质的教育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农民素质高低对农民收入增长有重要影响，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相对也较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是基本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根据教育投资决策分析模型，可以看出对农民进行必要的高等教育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应该继续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一）建立“补偿教育”制度
所谓“补偿教育”制度，是指针对那些未能在义务教育年龄阶段接受全部教育的人而提供的一种补偿性教育。[6]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有相当一部分处于初中甚至是文盲、半文盲水平，由于现实因素和年龄问题，不可能再让这部分农民再去按部就班的接受正规教育。据统计，受教育年限平均每提高一年，可以使人均GDP在长期内年平均增长3.7%,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6%。因此，政府通过建立“补偿教育”制度，使他们继续接受一些基础性教育、职业教育、创业教育、成人教育等；还可以通过举办一些培训项目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如“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阳光工程”项目，以及2010年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项目，通过对农民以及农民工的全面培训，不仅可以提高农民各方面技能，还能弥补农民之前无教育、少教育的状况，从而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
（二）鼓励支持农民继续教育
长久以来，我国农民是依靠出卖体力为生，形成了一种农民不需要高学问、高知识的观点，从而忽视了对脑力、智力的投资和开发。但是在新时期面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任务，需要较高素质的农民，国家提倡培养新型农民，应该支持鼓励农民继续教育。目前，虽然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大大提高，但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仍然普遍存在受教育年限短、文化素质不高、有效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等情况，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和内地少数偏远落后地区。
因此，首先，应该严格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在农村地区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行九年义务教育，使义务教育切实落到实处，使农村劳动力尤其是使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都能达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才能保证劳动力的整体基本素质，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其次，支持鼓励农民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叶茂林计算得出，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17%，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最大。通过调研数据分析，我们也发现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比接受初等教育的农民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支持、鼓励农民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对破解我国“三农”问题具有积极深远的意义。
(三)建立国家农民教育基金
基于我国GDP发展和现行的国家财政运行机制，应从财政上“开源”来保障农民的教育工作。即在中央财政预算中基于农民受教育单列一项开支，设为国家农民教育基金，按固定比例提取一定的费用专门用于农民教育，通过直接拨付和对地方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既可向农民提供基础性教育，又可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等，并最终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使之合理化、合法化。
农民教育基金应区别不同地区进行筹措与建立，在我国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可以本着“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实行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农民三方筹措,以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为主，个人适当缴纳的办法。而对我国西部地区及老、少、边、穷地区,农民教育基金应采取以国家财政划拨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的办法。[7]同时完善对教育基金的管理与使用制度，加强财政审计工作,防止教育基金被挪用，保证专款专用。从而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农民教育基金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白菊红，袁飞.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力资本关系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3(1).
[2]陈淑芬.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提高农民素质[J],中国成人教育,2008（12）.
[3][5]王红艳,栗遵超.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状况的研究[J],河南农业2008(1).
[4]张晨琛.山东省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天津理工大学2010年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毕业论文.
[6]孙正林，郭秀秀.农民工培训：现状、问题与对策[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7]潘寄青,姜卫良等.我国农民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责任编辑 肖称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