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沉默中等待 中国有位作家，在作品中写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的说法，离不开中国人几千年的思维定势，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常常陷入简单、浮躁、极端的两难选择。而真实有用的经验是，不在恰当的时机爆发，就会在爆发中灭亡。除了爆发和灭亡，我们还有第三种选择，在沉默中等待。
我喜欢这个词语，等待。尤其在读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之后，更加喜欢了。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个两幕话剧的剧本，是在上中文系三年级的时候，买了一套新出版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丛书，其中有《等待戈多》。好像当时不知道，我读到的只是剧本的节选，而不是它的全貌，于是，在领悟能力最强的岁月，失去了对它最强的领悟。
等待，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来等待，铁树会开出花朵，沧海能变成桑田，错过的时机还会再来。终于等到贝克特诞生一百周年，我也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在书店里看到《等待戈多》的全译本。说起来有些惭愧，比起精通多国语言的贝克特，我精通的只是母语，不能阅读其他语种的出版物，这样一来，差一点儿就像我的同胞一样，与它深刻独到的精神内涵，擦肩而过。
上面说的我的同胞，可能要包括会外语和不会外语的一般读者，可能要包括写作小说和剧本的中国作家，甚至包括那些搞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和导师。毕竟这部戏剧的年代太久远了，它在法国首演是1950年代初期，那时中国正关闭国门，不与世界往来呢，还有更糟糕的情况，一种意识形态的简单、浮躁、极端，用了两代人的岁月，用了假冒伪劣的文学，把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不管是优秀的作品，还是平常的作品）统统扫除干净，我们的周围和我们自己，都成了文学的真空。这样一来，我们的长辈与我们的同辈，还有我们的一部分晚辈，从整体到个体，缺失了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欣赏和理解能力。
贝克特的戏剧并不晦涩难懂，只是我们看不明白。比如《等待戈多》，1953年在法国接连演了三百多场，几年后在美国的一所监狱里演出，一千多个囚犯都看懂了，联想到自己的生命过程，眼眶里溢满了泪水。贝克特用最简单的场景、最简约的人物、最直接的情节，说出一个关于人道、关于存在的故事，就有了无比宽泛的指向，让不同经历的人，都会在其中找到自己。我们是一种存在，被环境与经历所决定的存在。命运把我们抛到哪里，不必事先征得我们的同意。有的人是阿伽门农，有的人是奥德修斯，有的人是哈姆雷特，有的人是李尔王，有的人是爱斯特拉冈，有的人是弗拉季米尔，有的人是波卓或幸运儿，有的人是戈多的信使。
受那美国监狱中一千多个囚犯的感染，我在阅读贝克特时，加入了个人的生命体验，结果看见，前面列举的《等待戈多》的五个人物，他们各自的喜怒哀乐，都在我的生命里存在，换句话说，我是他们，他们是我。
比如，我就是那个叫做幸运儿的奴仆。
幸运儿的脖子上总是拴着一根粗绳子，我也一样。在学习写作的那些年里，拴在脖子上的绳子始终左右着我，规定了我的写作方向。假如我不按照绳子的意愿，走得快了，或者偏了，那根绳子就猛地一拉，让我摔倒在地，然后进入昏迷和沉睡。
幸运儿手里总是提着沉重的东西，我也一样。幸运儿提着的那些东西，不过是无用的沙土，但它们必须提在幸运儿手上。稍有不同的是，那些负荷，那些庸长的、空洞的、繁琐的、无用的政治理论，强行占有我的头脑。我们是奴仆，没有放下它们的权力。
幸运儿的思想方式，也是我的思想方式。他只有在专制的主人允许时，戴上帽子才能思想，这样一来，他的思想只能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内容。对我来说，一位作家思想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自由，在于海阔天空，在于没有障碍和束缚，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这样的思想，以前的我，曾有过吗？
――因为是奴仆，他的能力渐渐退化，以前会跳很多种舞蹈，后来只会简单的一种。
――因为是奴仆，不需要表达自己，他在第二幕里成了哑巴。
――因为是奴仆，他乐于接受奴仆的命运，甚至对关心他不幸命运的弗拉季米尔，狠狠踢了一脚。
――因为是奴仆，必须逆来顺受，应该给他的一根鸡骨头，被人拿走的时候不能抗议。
――更重要的是，因为是奴仆，他低贱和卑微的存在，给了专制的主人高贵和尊荣的存在。专制的主人波卓，有一句话刺痛了我：“我的幸运儿！要不是他，我的一切思想，我的一切感情，都将平淡无奇。”
还有爱斯特拉冈与波卓的一句对话，也刺痛了我。
爱斯特拉冈：“他要是起来自卫怎么办？”
波卓：“不，不，他从来不起来自卫。”
在这些方面，我不想再与他相比了。我的神情沮丧，再比下去，体温也会降低，像第一幕里的那棵树，没有叶子的树，在寒冷中站立。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美国监狱里的囚徒会看懂这部剧，并且有较深的理解。按照存在主义者的描述，这世界像是监狱。
我还想弄明白，贝克特对被奴役者有这么多的理解，这么多的同情，它们源自哪里？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贝克特出生于1906年，出生那一天恰好是复活节前的耶稣受难日。据我猜测，这个日期出生的贝克特，又在欧洲宗教气氛最浓的爱尔兰长大，比起其他欧洲作家，应该具有更深的宗教情怀。我看到几张他的照片，脸上密集的深刻的皱纹，似乎证实了我的推想。那是一张瘦削而生动的面孔，如果翻制成石膏头像，要比大卫和伏尔泰的头像，更适合美术学院的学生画素描。在他渐渐长大的那些年里，他所在的国家正在为结束英格兰人几百年的奴役而抗争。还有，四十岁之前，有着犹太血统的贝克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也曾冒死参加反纳粹的抵抗运动。以上这些特殊的环境与经历，使贝克特终于成为贝克特，一位深刻的作家，对于受压迫者和被奴役者，以及遭遇各种不幸命运的人们，有着更多、更深入的关怀。
有位美国荒诞派剧作家这样说，贝克特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的戏剧，就是要用来改造人们，使人们对世界了解得更深透。
1969年，由于“他的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贝克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的印象里，瑞典文学院1969年的诺贝尔奖颁奖词，比前些年的颁奖词更富于激情色彩，对贝克特几乎是大唱赞歌。
让我佩服他们独到又深透的眼力的，是以下几段文字。
我们曾眼见前人所未见的人的堕落，如果我们否定了一切价值，堕落的证明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了解人的堕落会加深我们的痛苦，则我们更能认识人的真正价值。这就是内在的净化及来自贝克特黑色悲观主义的生命力量。尤有甚者，这种悲观主义以其丰富的同情心，拥抱了对人类的爱，因为它了解剧变的极限，一种绝望必须到达痛苦的顶峰才会知道没有了同情，所有的境界都将消失。
二次大战对贝克特的影响不在于战争的实际意义，也不是前线的战事或他自己曾参加的“抵抗运动”，而在于重返和平后的种种：撕开地狱底层的帷幕，可怕地展露人性在服从命令或本能下，可达到的非人道堕落的程度，及人性如何在这场掠夺下残存不灭。因此贝克特的作品一再以人的堕落为主题，而他所表现的生命态度，更强调了生命存在的背景如闹剧般既怪异而又悲哀，这可说是否定论――一种在完成全部历程前不能受干扰的否定论。它必须继续到底，因为惟有那样，才会发生悲剧思想和诗境显现的奇迹。这种否定一旦形成了，它能给我们什么？一种肯定的、愉悦的意象――在其中，黑暗本身将成为光明，最深的阴影将是光源所在。
我在前面就想谈论他的戏剧情节，没有插入的地方，只好附在后面了。
他的戏剧形式，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没有情节，因而杂乱无章，乱无头绪。只是我们习惯于欣赏的传统情节，在贝克特的戏剧里无法找到。在我看来，他处理情节的方式，超出了传统戏剧仅把外在事件当做情节的局限，一是让人物心理的活动直接成为情节，比如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两个等待者，从戏剧开始到结束，相继思考了与他们命运相关的一些事物；二是把人物的一些特质铺陈在剧中，也应该当做情节来看，比如幸运儿，一个被奴役者，在剧中表现了他的各种生存状态，不分先后，一一并列。实际上他的戏剧手法，还是象征和意识流的东西多一些，容易读懂。问题仅仅是，贝克特愿意这样编剧，我们也只能这样欣赏。
可以忘了国家与民族
春节之前，朋友问我：你的回忆录写到了1969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世界上有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有，我说，那一年人类登上了月球。
其实这登上月球，不仅仅是那一年、也是几千年里的重大事件。我还记得，跨世纪、跨千年的2000年元旦到来，我策划和制作的电视节目《回首千年》，在12分钟内回顾了千年里的人类进程，二十多个重大事件里就有这件事――我在解说词中简约地写道：1971年，阿波罗号登陆月球，阿姆斯特丹代表全人类，在地球以外的星球上留下了足迹。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人的祖先就曾坐在绑着火药的椅子上冲向天空，为探索宇宙贡献了生命。
几天以后节目重播，这一段话我修改了两处，一是把1971年改为正确的1969年，二是把阿姆斯特丹改为正确的阿姆斯特朗，两处错误实在可笑，对不起我的电视观众。在那之前，为了《回首千年》两三千字的解说词，我从书架上搬下几十本书，寻找影响人类历史文明的重大事件，没想到那些出版物太差劲了，有的是出于政治需要故意篡改历史，有的是编辑校对错误无意篡改历史，真的让人防不胜防。现在好了，可以在互联网上多搜索一会儿，找到正确的答案。
如果要为这件事道歉，真正对不起的，是1969年登月的阿姆斯特朗。按照地球上的世界协调时间（UTC），1969年7月21日2点56分，阿姆斯特朗走下登月舱，用左脚踏上了月球。这时候，他看了看自己的左脚，踏得很稳，没有在月球的灰尘中陷落，于是放下心来，说出了人踏上月球后的第一句话：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one giantleap for mankind.）。
有人说，这句简单而又隽永的话，只是阿姆斯特朗忽然涌出的思绪，并非事先想好的。也有人说，他有意识地借用了托尔金小说中的一句话，“不是他个人特别大的一步，却是黑暗中的一步。”对于托尔金，世界上所有的《魔戒》读者与观众，都比我更熟悉一些。我仅仅知道，他想为儿子写一些童话故事，没想到一不小心，写得恢弘庞大，成为史诗般的奇幻文学。
比他更早的凡尔纳，被人们称为科幻小说之父。他是小说家，还是博物学家，各方面知识太多太深，组合成强大的判断和推理能力。这样一来，作品中大胆、奇妙的想象，很多都成为后来的现实。比如，早在阿姆斯特朗驾驶阿波罗号登陆月球的一百多年前，凡尔纳就写了一部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其中驾驶舱里的人数，与一百年后登月的人数一致，都是三人。小说中“弹壳飞船”的航速，与实际的宇宙飞船相比，仅差了百分之一点五。科幻小说中飞向月球用了97小时，而实际航行用了103小时，已经相当接近了。还有，科幻和现实中的登月，各自的飞船从地球哪里出发，到月球哪里降落，两个地点，惊人地相似。
这样会不会使人误解呢，以为有了科幻小说的指引，登月就容易一些了，或者说凡尔纳能想到的，别人就一定能做到？还有呢，如果科幻小说可以依赖，比科幻小说出现更早、更有想象力、遍布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是不是也能成为依赖？比如中国的古老神话，有个叫做嫦娥的半人半神的女子，服了一种长生不死的药，轻飘飘地飞到月亮上去了。月亮里还有一位半人半神的男子，叫吴刚，被罚去砍一棵五百丈高的月桂树，每当那树将要砍倒时，忽然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只能无休止地再砍下去。
很多年前，我觉得受罚的吴刚，有些像受罚的西西弗斯，一个是无休止地砍树，一个是无休止地推石头。相比之下，我不赞同砍树的刑罚――为什么要去砍伐一棵高大健壮、枝叶飘香的月桂树，那是在杀伐生命、破坏自然。后来我了解到更多的事情，就有了更多的感叹，感叹西西弗斯与吴刚的本质区别：西西弗斯受罚之前的个人行为，或是用神界之王的秘密换来一座城市的供水，或是绑架了死神导致人间很久没有人死去，都曾经对大众的生活有益，而吴刚受罚之前的个人行为，或是怒杀了与妻子私通的第三者，或是醉心于仙道而不专心学习，都不会对大众的生活有益。由此我产生了一些怀疑，是不是早在神话传说时代的中国，就不看重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就不鼓励为大众献身的英雄诞生。如果真是这样，太遗憾了，太悲剧了。
在和平年代里，宇航员是最容易为人类献身的工作之一。人们把苏联的加加林，称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实际上他只是第一个从太空里活着回来的宇航员。在他获得成功的1961年之前，苏联人就急着进入太空，一次又一次，没有谁活着回来。在他获得成功的1961年之后，还有人相继死于各种航天事故。1967年，苏联的科马洛夫，四十岁，飞船返回地球时坠毁身亡。同一年还有美国的查菲、格里森和怀特，三位宇航员都很年轻，死于飞船测试时发生的火灾。接下来是1968年，加加林三十四岁，死于大气层内的一次飞行训练。
终于到了1969年，人类满足了千百万年的心愿，可以到月球上漫步了。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停留了两个多小时，除了一些科学研究，还有个同样重要的任务，把一个纪念牌放在月球表面上，以缅怀为航天事业而死的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科马洛夫以及死于美国阿波罗1号的三位宇航员查菲、格里森和怀特。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阿姆斯特朗的话了，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这句话说了一个重要的常识：一个人的胸怀，也是人类的胸怀。他从个人出发，跳过了国家与民族，直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说话。国家与民族也是重要的，但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比人类更重要，不比组成人类的每个个体更重要。
有时候，我们可以忘了国家与民族，但是不可以忘记个人，不可以忘了人类。
阿姆斯特朗就要离开月球，回到他生存的地方了，最后，他放下了一个盛有76国领导人拍来的电报的容器和一块不锈钢的饰板，上面标着下列字样：“来自行星地球的人于纪元1969年7月第一次在这里踏上月球。我们是代表全人类和平地来到这里的。”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就要在我的回忆文字里，告别1960年代了，忽然想起一位电影导演的话：对于青年人来说，每个时代都是最差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是会不会再深一步地想，觉得二十世纪的所有年代里，真正属于青年人的，只有1960年代呢？
按照海明威的描述，1950年代的青年人是迷惘的一代，由于战争的创伤，对生活失去了信念。而到了1960年代，天空豁然晴朗，大地盛开花朵，你可以有你的自由，可以有你的快乐。那个年代的青年人，也即二战后出生的孩子们，数量上的庞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们在二战后出生和长大，远离了杀戮和死亡，但这还不够，他们还要突破前辈的经验，超越社会的规定，寻找和创造自己的生活。至于他们，是否像克鲁亚克和金斯堡描述的那样，成为垮掉的一代，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甚至与别人无关。但是他们，比如美国东海岸年轻的反文化者，可不想把自己称为垮掉的一代，而是称自己为“hips”，后来又演化成“Hippie”，偏离社会的、无拘无束的、快乐自由的、率性而为的嬉皮士。
嬉皮士们演化出一些新的特质，渐渐引起人们的惊异：
他们留着长发和胡子。
他们穿着诡异的衣裳。
他们喜欢大麻和酒精。
他们痴迷民谣和摇滚。
他们把恋爱变成了性爱。
他们愿意流浪、聚会与狂欢。
关于嬉皮士的性格和生活，我只想说一件事。
1969年8月15日，那天开始的一场演唱会，持续了三四天，终于把嬉皮士的次文化运动，推到了顶点。那场巨大的室外演唱会，正式名称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伍德斯托克在美国纽约州这一点比较重要，需要我们记在心里，免得想去那里时找错了方向――世界上有八九个伍德斯托克，在北美洲，在欧洲，在不同的国家。
他们的会场是租来的私人牧场，六百亩大小，开满了那个季节的灿烂花朵。它的四面斜坡成碗状地势，碗底还有搭建舞台的平地，恰好是一座广阔、庞大的天然剧场，即使在古希腊时代，在圆形剧场发明之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演出地点了。但在1960年代，地点是不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参与者巨大的热情。用一位参与者的话说，“一阵急促、躁动的敲击在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响起，于是人们从四面八方闻声而至。”实际上，闻讯而至的，是有着怪异发型和服饰的青年人，还有他们驾驶的涂满怪异色彩和图案的汽车，引发了几十英里的交通堵塞。高速公路被迫关闭，成了他们的停车场。大蜻蜓模样的直升飞机，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
参与者多得无法统计，只能粗略地估计，有的说四十五万人，有的说五十多万人。
谁也没有想到，四个青年人出钱举办的演唱会，竟然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响应，除了美国本土，还有欧洲的演出团体和观众急急赶来。四五十万个青年人，既是这场摇滚音乐会的观众，也是其中的演员，或者说，是伍德斯托克这个嬉皮士独立王国的公民与领袖。那短暂的三四天里，陶醉于大麻和酒精的歌手们，在舞台上日夜轮番上阵，兴之所至，几近疯狂，灵魂出窍。台下的青年人同样在大麻和酒精中陶醉，在幻视幻听状态中歌唱跳舞。那么多人需要的食物无法运进场内，第一天夜里又下了三个小时暴雨，都没有影响他们的狂热激情。好在第二天早晨阳光出来了，有位乘坐直升飞机赶来的女医生，俯视着沐浴在晨辉中的几十万人，感到史诗般的壮观，用言辞无法形容。华纳电影派出了近百人的纪录片摄制团队，他们想把每一处令人震撼的场景拍摄下来，唯一要躲避的，是那些青年人在河中集体裸浴的正面镜头，以及爱欲中的青年人，在睡袋里和在草地上实践“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动作场面。
他们是疯狂的，又是安静的。有人说，伍德斯托克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都没发生：当时有五十万人，而且食物几乎匮乏，但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与不幸。当地警长说得更好：“姑且不论他们的服装和想法，他们是我二十四年警察生涯中最有礼貌、最体贴和最乖的年轻人。”还有一种普遍的评价，说他们创造了摇滚史上永恒的神话，一个不可逾越的奇迹。后来，伍德斯托克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人们提起摇滚乐，就要提起伍德斯托克，就像提起足球提起世界杯一样。
那一年我十四岁了，还需要几年时光，才会进入青年。我完全不知道伍德斯托克发生的事情。我的几个哥哥已经是青年人了，他们也不知道那里的事情，甚至不知道伍德斯托克的前一个月，阿姆斯特朗已经登上月球。在那一年相继发生的这两个事件，必将永垂史册。可是我们这边，国门关得很紧，铁幕遮得很严，没有一丝缝隙，那时的中国青年，只知道自己的国家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只知道忠于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用文化大革命保证社会主义不改变颜色。他们不知道阿姆斯特朗、伍德斯托克，不知道民谣和摇滚乐，不知道曾经吸食大麻的鲍勃?迪伦，是一位伟大的歌手，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干脆说吧，在人类的诸多艺术形式里，只有音乐和诗歌，最能表现人类的精神追求，而这二者，都是属于青年人的。我想起极为古老的年代，率领一个原始部落的重大责任或重要权力，都是属于青年人的。每隔几年，首领或国王必须与一只狮子搏斗，没有力气战胜狮子，就把位置让给别人。据说近代非洲也有类似的事情，那只狮子曾经跑到了索尔?贝娄的《雨王汉德森》里，蓬着毛发，怒气冲冲，呼出来的气带着一股热浪。
可是在1960年代，有力量打败狮子的青年人，追求音乐和诗歌的青年人，成了人类社会中最不被信任、最需要约束的群体。在他们与成年人之间，出现了一条深深的代沟，其宽度也超过了任何年代。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必然会积聚力量，反叛成年的世界，谋得自己的生存。在我想来，使用嬉皮士的方式反叛，要比使用别的方式更好，比如在伍德斯托克，他们那么庞大的音乐会，毁坏的只是田野上的牧草，不久之后就会恢复。
写到这里，又想起那位中国电影导演的话：对于青年人来说，每个时代都是最差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忽然觉得，这句话让我感到熟悉，在一部小说里读过。查了一下网络，很容易查到了那句话，出于狄更斯的笔下，在《双城记》的开篇：“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他们的地狱或天堂
1969年，以后才会成为我同事的老葛，正因为犯流氓罪，在监狱里静悄悄地服刑。他的流氓罪行，说来有些可笑：在结婚前与未婚妻发生了性行为，被别人举报到公安局，又被法院判刑七年。那一年，他的刑期已过一半，再有三年就能出狱。三年以后，未婚妻笑得像花朵一样，赶到监狱门前接他，然后结了婚，然后生孩子，感情还很好。中学毕业后，我到那个有二百多人的工厂上班时，他已经刑满释放，安排在那里做钣金工了。第一眼看到他，个子很高，为人和善，打个招呼以后，不再多说话。
有一次工厂派我“外调”，也就是受政治工作部门的派遣，前往另外一个地区或单位的政治工作部门，专门调查只由组织上掌握的个人情况。我在法院看到了办案的卷宗，他确实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仅仅是与未婚妻性交，没有别的罪行。这次外调，造成的一个不良后果，是以后我一见到俊俏可爱的女孩，就不由自主地战栗，不、不、不，不敢有谈恋爱和上床的想法。
1969年，我所在的城市鞍山，还有个男人，与他喜欢的女人同居二十多年，生育了三四个子女，但不能申请结婚。
早在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前，东北成了共产党的天下，那时他是某县最高领导人，因为和一位已婚女子产生恋情，睡到一起去了。女子的丈夫不肯离婚，拿着铜盆大街小巷敲了几天，传播着县委书记霸占他家老婆的流言。这种流言对于党的革命事业，影响极大，而且极坏。于是惊动了省城，发下一份正式文件，规定他和那位女子可以同居但不可以结婚。大约三十多年后，省城才发下另一份正式文件，撤销以前的某某某号文件，准许他们结婚。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有一次去他家里，只聊了些别的事情，不好意思向他认证那两个重要的文件是否存在。坐在他的对面，我只是在那里猜测，是不是因为当年的所谓过失，他那几十年里一直没有被提拔重用。
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说，可能会引起误解，以为我在关心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有着怎样不平等的境遇，或者以为我在追究那个年代的法律，究竟还是不是法律，有多少荒诞与丑陋的成分。其实我想做的，是看一看男女之间的关系和行为，在不同的年代里，能够得到所在社会的多少宽容，多少理解。
我想起遥远的年代，人类的文明社会建立之前，男女之间的事情，谁和谁交媾未必重要，重要的是鼓励他们繁衍后代，不让人类这个物种衰落、消亡。到了古希腊时代，已经前进一步，从维护社会稳定来考虑问题，特别要保护已有的家庭关系。一位已婚男子与婚外女性睡到一起了，如果对方没有结婚不必接受处罚，如果对方是已婚女子，可能会破坏另外一个家庭，就要被严厉惩处。我知道古希腊城邦的一个例子，有位丈夫杀掉了与他妻子通奸的男人，竟然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理解，法律也没有治他的罪。
接下来我们一步跨越到二十世纪，情况变得复杂化了。我记得在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看到他设想中的极权社会里，容许一般民众有他们的婚外性行为，宣泄了他们多余的个人精力，就减少了他们与社会的冲突。他写这部小说是在1948年，那时候许多极权国家还没有建立呢，他那些设想的素材，可能来自欧洲边缘的苏联男人。他们喜欢喝酒，喜欢冲动，很有可能还喜欢做爱，在做爱的时候不反对政府。
至于与苏联相邻的中国，在1949年以前，也不去控制一般民众的性欲望，有时还有一些鼓励的措施呢。比如，允许皇帝身边有一大群女人，就允许别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在娶妻之外可以纳妾，妾的数量不受限制――与家中的婢女有了性关系可以纳妾，看好了妓院中的知己也可以纳妾，看好了寺庙中的女尼还可以纳妾。那样一来，妻、妾、婢、妓、尼，总共有五条渠道，五个空间，容纳官僚、富商，以及各种能人的性能力与性幻想。他们的众多家庭稳固了，由这众多家庭支撑的社会，也就稳固了。我还开玩笑地对别人说，中国几千年里，没能力的几个人合娶一个老婆，有能力的一个人娶几个老婆。它的好处是，有能力的人多生孩子，继承了他们的文化和智商，他们的能力和体力，就形成了自然状态的优生优育，提高了中华民族素质，让它延续了足够长久的年月。我再强调一下，没有开放的性关系，我们民族可能会像世界上一些古代民族，创造了优秀文明后很快灭亡，这样说，仅仅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不算是我的正式观念。
我在前面说的那位钣金工老葛和那位中下层官员，因为性爱坐牢或耽误前程，如果早了几年几十年，都不会出现麻烦，都不是什么问题。无论是婚前的恋情，还是婚外的恋情，在非极权时代是相当平常的，在极权时代也很平常，只有在某个极权国家的某个特殊时期，才需要掌控人们的爱与性爱，由此更深刻地掌控人们的精神状态――在属于个人的恋爱、性爱、结婚、离婚方面，你都要失去自由、被人奴役，你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么，在个人精神的其余层面，还敢产生你的想法？
说出来几乎没人相信，1960年代禁欲主义的中国，像我那同事一样有婚前性行为的青年人，稀少得好比清晨的星星，所以才以流氓罪关进监狱。如果换了欧美国家，正好颠倒过来：他们的监狱，远远装不下有婚前性行为的青年人，把没有婚前性行为的青年人关进去，也许还行。
1960年代的世界，是自由纵欲、尽情享乐的天堂。
有的叫性革命，有的叫性解放，说的都是1960年代，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可复制的1960年代。
有个例子发生在北欧。在那个出现过安徒生童话的美丽国家，一直坚持着对黄色书刊的禁令，到了那个年代的尾声1969年，再也坚持不住了，于是决定撤销禁令。没想到在禁令解除的第一年内，有关色情或者情色的书刊，在这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王国，竟然卖出了三百万本。
还有摇滚乐，1960年代的摇滚乐，表达了青年人的迷茫和癫狂，它不但刺激人们的热情，也让人增加性的冲动。在很多人看来，它们还是互为动力的两件事物呢――性的冲动让人们涌向不可阻挡的摇滚乐，摇滚乐又激起人们汹涌澎湃的性冲动。如此循环下去，苦了嬉皮士们，整日里疲惫不堪，要做爱不要作战。其实那是个特别宁静的1960年代，除了小小的越南战场，世界一片和平。美国的青年人，要做爱不要作战的青年人，未必认识不到他们参战的正确意义，未必从理性和感性上反对所有的战争，他们大部分时间忙着做爱，没有作战的时间。
我读过一本克利夫德的《从嬉皮到雅皮――昔日性革命亲历者自述》，里面有详尽的文字，描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应该说，没有这本书，我不会想到写现在这篇关于1960年代性革命的回忆文字。
说那个性革命的年代前所未有，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抗生素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接连发明和大量使用，减轻了男女青年们对性疾病传播的内心恐惧；二是避孕药物的发明使用与堕胎禁令的普遍解除，他们不再深深忧虑意外怀孕的后果。
说那个性革命的年代不可复制，也有两个原因。一是随着年龄增加，他们从嬉皮发展到雅皮，而后来的青年人与他们有很大不同；二是那个年代过去不久就有了艾滋病，又找不到有效的药物与治疗方法，人们无所顾忌的岁月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