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以陕西三原县东片教区为例，分析了西安在全国基督教盛行的大背景下，基督教在农村环境中复兴的社会基础：社会转型时期；新乡土社会的形成；官方公共产品供给转换空档期，这些因素为基督教在农村环境中的复兴创造了社会基础。
【关键词】 农村；基督教；社会基础；三原东片教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调整，民间信仰环境变得宽松，农村中的宗教信仰活动渐渐开始复苏，特别是基督宗教信仰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得以迅速传播并活跃发展起来。在当下社会转型、新农村建设这一新的形势下，探讨了解农民的宗教信仰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本土宗教信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本土宗教已经渗入到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其仪式和活动成为农民生活中最为普遍的现象。但改革开放以来，基督宗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却获得了强势的发展，并有取代本土宗教之势。
一、三原东片教会简介
三原教会系基督教在陕西的发祥地之一。清光绪十年（1884）基督教传入三原县。当时由山东移民中的部分教民在阎家滩、太和村、福音村建立宗教居民点。英国浸礼会从1889年相继派传教士邵涤元、敦崇礼、莫安仁等来三原,本县基督教活动由此开始。随着宗教的传播，常驻外籍传教士达数十人。1930年，信徒达千人。文革中，三原教会受到极大冲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调整，三原教会迎来了新的发展。据笔者实地走访调查，三原县东片教区已由原来的福音村教会、太和村教会发展到现在的九个教会，信徒人数接近千人。在对三原县东片教区的实地走访调查过程中，笔者对当下的农村基督教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督教得以复兴并迅速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农村宗教复兴的社会基础
宗教的兴起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社会形势是宗教得以存在和传播的主要动力，社会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给宗教的兴起和传播提供了空间和条件。
1、社会转型时期
当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转型时期，社会体制的改革、利益的重新调整以及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发生变化。同时，以经济发展的浪潮席卷了农村社会，引起农民的价值标准和认知方式等发生变化，这必然给以传统为导向的农民带来价值观念上的嬗变，新鲜事物的层出不穷让农民心理上经受了巨大压力。基督教的教义规定：传播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是基督耶稣复活升天时颁布的大使命，所有信徒都应该广传福音。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灵魂救赎，精神超越和普世博爱”的主张，以及教会内部的一整套公正透明、分权制衡的程式和规则都为基督教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跃进的过程中，其内在裂变的激烈程度远远甚于城市。转型农村中农民心理波动带来的诸多不适与痛苦烦恼，加之外在生存因素影响，往往带来心理慰藉的强烈诉求。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传统的价值观正在转变，人际间的关爱和信任度下降，而个体的孤独感和精神层面的焦虑也在加剧，这种变化也为基督教的拓展提供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基础。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内在力量，在社会转型时期发挥着它自己的作用。基督教借用神的名义来取得对人的终极关怀，而这正是目前内心动荡不安的农民内心所渴望的。正如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指出的：“人们可以利用宗教的参照体系来满足安全的需要。而教会会员的身份使很多人获得了安全感、意义感和团体感。”??［1］?
在对三原县东片教区的实地走访调查中，我们发现三原县东片教区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显得步履蹒跚，现代化进程缓慢，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农民内心存在一定的焦虑情绪。虽然农村教会还远未形成内生型经济，农村教会能提供给村民的帮助大多为精神层面，但是对于农村信徒的心理调适作用明显，大多数教徒都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2、新乡土社会的形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秩序进入重建时期。村民自治制度属于行政嵌入式的一种制度，并非文化内生性的。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关系在经济大潮中遭到猛烈冲击。“熟人社会”也随着被“半熟人社会”所替代，乡土社会中的宗族势力也逐渐被基督教信仰所代替。现代乡土社会的特质已较传统乡土社会的特质有了很大改变。农村基督徒大多是乡邻亲友，几乎每天都可以抽出一点时间聚在一起交流情感、诵读圣经，而且可以通过极富感染力的圣歌来感动自己和影响别人。通过信仰的纽带，农村基督教会则成为一个熟人社会，并发挥了城市教会所少有的社区功能。个体除了安全、生存等基本需要外，还有寻求归属、自我实现的需要。很多农村基督教徒去教堂，是为了倾诉自己的苦闷，寻找一个可以宣泄、倾诉、给他们情感和现实支持的空间。同时，教徒们逐渐形成一个集体，通过集体活动参与，获得一种需求的满足，获得情感支持和归属感。由于心理的踏实和教徒间彼此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互相支持和归属感，使得人们真正感受到了入教后的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尽管有些教徒一旦病好了，对主的信心就降低（当地人称信仰虔诚叫“信心高”），对宗教活动的兴趣也减弱，但大多数人仍然一旦入教就坚持下去。??［3］?
通过调查发现，在农村地区，信徒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频率远高于非信徒，信徒不但因为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互帮互助，这给农村信徒，尤其是老年信徒极大的归属感。
3、官方公共产品供给转换空档期
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变化，国家由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农民私人领域的福利、关怀、管理、帮助等方面的退出，使农民失去了公家的依托，恰在此时基督教以“救苦救难”的姿态大举挺进了这些领域（据孙冶方基金会关于《基督教传入农村社会背景和发生机制》所披露）。面对社会转型这一巨大的社会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国家和集体暂时缺席的情况下，社会动员能力极弱、社会资源极其缺乏的农民不具备积极应对危机的能力。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公共产品。基督教的存在，一方面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政府和集体缺位而导致的公共服务的匮乏。农村基督教会以新颖的文化生活方式吸引村民们入教，但客观上却实现了构建农村文化生活的效果。在没有其他组织和文化生活方式竞争的情况下，这种作用愈发明显。宗教学者Jordan Paper 曾指出东方民族的宗教信仰具有实用主义的性格，其信仰主要建立在实践以及仪式的基础上，与西方基督宗教对信条（creeds）的看中是不一样的。??［4］?而农村基督教徒正是通过宗教生活获得了国家和集体无法供给的公共产品，同时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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