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搭讪》的创作谈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注视”这个词。我喜欢“注视”这个词语。它是安详的，温良的，平和的，往深处究，它还有点母性和慈悲的成分在里面。因为注视，还可以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相比“挖掘”和“表现”而言，它一点都不急功近利，毫无侵略性可言。我不禁想到，多年前，当我开始小说写作时，我与文字的关系是多么紧张啊，我被笼罩在紧绷的天空下，时刻会感觉到天空裂开的可怕声。1994年初夏，在“南黄海笔会”上，我让评论家王干看我的短篇《水中风景》。王干看得透不过气来，他用责怪的语气对我说，你干嘛不能写得轻松点。当时，我对他说的“轻松”根本不能理解，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写得“轻松”。我只能独自一人和自己的“紧张”相处。后来，《水中风景》发在《作家》杂志上，虽然它有着超猛的先锋意味，但并未引起什么反响。
是的，我那时候热衷于“挖掘”和“表现”，试图“挖掘”和“表现”小说中的哲学意味。我那时甚至想从一枚硬币的背面“挖掘”出柏拉图的影子，想从一缕阳光里找出荣格的意义。我那时多么辛苦啊，也许比头顶矿灯，背负青山，挥汗如雨在坑道里作业的矿工还要辛苦。此外，还有恐惧。我的恐惧在于打开一个等待已久的礼物，却看到里面的水晶礼品已经破碎。而我遭遇到的情况是，那些从远方不期而至的水晶礼品大多是破碎的。于是我想到，小说中有哲学意味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样的小说还是小说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我继而对我的写作发生了怀疑和困惑。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生活在怀疑和困惑造成的焦虑里。我根本体会不到所谓写作的快乐。
正如每个人都有价值观一样，每个作家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作家的价值观尽管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但不外乎两类。我将之称为阳性价值观和阴性价值观。阳性的价值观，总是要做点什么，制造一些什么，达成某些目的，通常比较有攻击性、竞争性和等级性，它总是投射未来，依赖的是原则和判断。而阴性的价值观却是拥抱当下，比如它接纳一个人，是因为这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他做了什么，它所强调的是关系、包容、接纳、慈悲和关怀。前者关注的是“做些什么”，而后者强调的是“存在”。毋庸置疑，我属于前者，我一直太想要“做些什么”，而没有充分体会什么是“存在”。由此看来，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在两种价值观之间找到了平衡。一部(篇)好的小说，就是找到了它内在的平衡，即存在与做、抵抗与开放、抗争和臣服、意志力和接受力之间的平衡。
所以，我迫切的任务就是，从“做”转成“存在”。或者说，从“挖掘”转成“注视”。我要充分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神。我让自己那份喜欢检视小说中人物的倾向渐渐消退，我不再以自己的方式去看待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想控制他们，左右他们，号召他们，不再假设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应该怎样才是“正确”的，当事情发生时，我只是单纯地注视着，不再有自以为是的批判。如果能够这样，写作者获得了解放，小说也获得了解放，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写小说，就是以作家的眼光去注视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可触摸的“物”，它有气味、声音和颜色，它是感性的。它就是圆润的，甚或是有温度的水晶礼品，它只接受你的“注视”，如果你硬要去“挖掘”什么意义，它立马就会破碎，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回到《搭讪》上来。《搭讪》的开头部分是真实的，正因为是真实的，所以我想将它作为一个佐证，献给2010年夏天。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午后，我邂逅了“小卉”。我以前经常在学校门口接孩子的时候看到她。她妩媚，有着白皙的皮肤，这让我喜欢她。但我不知道她是谁，不知道她叫什么，我也从没有主动和她搭讪过。后来她消失了，而消失很久再次出现，我也没有与她搭讪。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午后，我开车在回家的路上，情不自禁地“注视”起来了。我“注视”小卉上了李想的车，“注视”坐在后排的他们的孩子，“注视”他们相互交融的日常生活。同时我也“注视”语言带给我的愉悦，“注视”它的力量与令人惊喜的能力。以及“注视”深夜的静谧，翻动纸张的感觉与美妙的声响。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