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学会，曾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也是让毛泽东为此情系一生、念念不忘其主要创建人王光祈的重要原因。 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创建人王光祈，字润?，一字若愚，1892年8月15日生于四川温江，是我国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音乐家。1908年，16岁的王光祈进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堂学习，其同班同学有李人、周太玄、魏时珍、郭沫若、曾琦、李璜等人。1911年四川发生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时，这批学生都是活跃分子。1914年，王光祈到北京进入清史馆做书记员，同时在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并先后担任成都《四川群报》驻京记者和北京《京华日报》编辑。1918年与李大钊、周太玄、曾琦等7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用王光祈的话说，这个学会就是要把思想启蒙和文化事业作为重点，“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学会的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少年中国学会倡导以下信条：“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实际上，这是对会友提出的道德要求。当时正在主编《晨钟报》副刊的李大钊对王光祈非常欣赏，说：“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
在1918年7月1日的成立大会上，王光祈被推为该会执行部主任，成为里面的灵魂人物和实际负责人。学会之所以拖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宣布成立，是因为发起者们都积极投入到了当时的学生运动之中。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就是王光祈电告给成都《川报》，并在四川引起震动与反响的。在投身学运的同时，王光祈还为《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撰稿，进行宣传活动。当时，中国最具理想的一群青年才俊大都聚集在少年中国学会，国共两党的很多重要人物均出之于其中，如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李达、张闻天、赵世炎、沈泽民等，他们主张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后来参加中国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李璜、魏时珍、余家菊等也进了这个组织，则反对共产主义，主张以国家主义解决一切；还有一部分中间分子，动摇于这两者之间。正是由于会员成分如此复杂，导致后来其内部分化为左中右派别。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之后，反对与支持镇压工人的左右两派已尖锐对立，水火不容，最终导致少年中国学会解散。在其存在的6年多时间里，先后入会的有120多人。
1918年10月，第一次到北京的毛泽东在李大钊的介绍下，顺利加入学会。另据王光祈的至交魏时珍回忆，毛泽东在北京时与王光祈十分友善，是王介绍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李璜回忆录中说，毛泽东不会法语，李叫他去北大听自己讲的法语课，他只听了一晚便不去了，说还是读译文方便。学会里，王光祈经常与这位比自己小一岁的新会员长谈，并在不了解毛泽东的会员面前维护他，说此人颇重实践。1919年年底，在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支持下，王光祈创建工读互助团，并募集经费，以帮助北京青年实行半工半读，达成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进而想创建一个局部的新社会，循序渐进地改造中国。这一举动在当时的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可惜因为经费等方面的原因，无疾而终，草草收场。这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大家边吃饭边讨论，穷学生如何去半工半读，适合做什么工作。平时很少说话的毛泽东说：“不要只是说说，让我来试行一下！你们诸位把换洗衣服都交与我来洗。一个铜子一件，三天交货！”可这件事当时无人响应，还是王光祈在事后把自己的衣服交给毛泽东洗过。
1920年2月，第二次来到北京的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后，写信向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毅作了介绍：“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成绩如何？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这个工读互助团集合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几十个男女学生，共成立三个组，实行半工半读，其中男子组办了三四个月解散；女子组成员共8人，其中湘籍女生就有6人。
1920年5月，王光祈和部分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人到上海乘法国轮船远赴欧洲留学，而在黄埔岸边和他们握手挥巾、殷殷告别的就有毛泽东，可见两人之间的交谊至深。王光祈赴德国留学，先入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并兼任《申报》、《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的驻德特约记者，成为勤工俭学并完成学业的第一人。1922年起，王光祈又改学音乐，力主“音乐救国”，成为第一位在西方获得博士学位荣誉的中国音乐学家。王光祈为何从热衷于“社会改造救国”而走向“音乐救国”的？这种思想的转轨缘起于他的音乐底子，童年时代他就会吹箫奏笛，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读中学时又醉心于川剧。这为他后来从事音乐研究奠定了基础。再加之由于离开了热热轰轰的国内社团生活，让他“悄然自悲，若有所失，终日独向”，怀乡之情又让他捡拾起自己熟悉的中国音乐。在客居德国的10多年里，王光祈辛苦工作，勤奋著述，除撰写、翻译了大量的政论著作外，还陆续写成音乐专著18本、论文40余篇。诸如《欧洲音乐进化论》、《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东西乐制之研究》（属我国最早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比较音乐学著作）、《各国国歌评述》、《东方民族之音乐》、《音学》、《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翻译琴谱之研究》（向西人介绍中国古琴音乐的著作）、《中国音乐史》、《西洋音乐史纳要》、《西洋名曲解说》等等。王光祈的音乐思想是主张发挥音乐的社会功能，藉以振奋人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还提出发展民族音乐最能洋溢出民族自豪的感情，认为国乐“必须吾人自行创造”，而“不能强以西乐代庖”，他热情地呼吁：“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粲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因积劳成疾，突患脑溢血病逝于波恩，时年仅44岁。友人珍藏有1936年4月于成都印刷的《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内中有李璜《我所认识的光祈》一文，记载他于1918年秋冬将赴法国勤工俭学之际，第一次来到北京，怀揣着少年中国学会上海会友的介绍信，造访时住在北京北河沿的王光祈。文中形容“其面长而色红，其目炯炯有光，年未过三十，而发已经渐稀露顶，一长外套紧裹其身，已破旧，谈时，笑容满面，不离会事，语真挚而专注，不一顾路人”。文章回忆，作者到北平的第三日，李大钊约友往米市胡同便宜坊吃烤鸭，其间王光祈说：“今日政治黑暗，社会腐败，我们青年此刻虽无如之何，但应集合有志，树立风范，徐图进展，少年中国学会所以标出坚忍、奋斗、实践、简朴四大立身标准，其意在个人生活有别于旧社会，然后始能言改革旧社会，而有所创造也！”文中记载，友人正在酒宴酣畅之间，少年中国学会的两个会友忽然来到，一个是毛泽东，另一是赵世炎，王光祈介绍说：“这两友有意赴法求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李璜观察后写道，两个来客都较年轻，而王光祈则像对小弟弟那样，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对待他们。
自王光祈出国留学后，少年中国学会等于少了一个实际负责人，会务活动也随之减少。1925年7月，面临解散的少年中国学会曾在南京召开第六届年会，决定改组学会，并以记名投票法选举成立了有5人任委员的改组委员会。随后，改组委员会将会员调查表印发给会员，限定国内会员于1925年10月30日前将调查表填写后交给改组委员会，并通过邮局挂号寄交“南京市网巾市6号黄仲苏”收转，逾期即取消会员资格。当时还规定会员每人填表一式两张“一备付印，一备保存”。实际上有些会员并未如期填交，有些会员根本就没填写。不过，据党史资料披露，毛泽东曾于这年的11月21日，填写了两张内容基本相同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这对毛泽东早期的思想轨迹与革命活动具有很大研究价值。这张调查表除去姓名、籍贯、通信地址、填表时间外，还有“对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态度”、“对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入会以后的简单经历”（学业、事业两项）。
在“最近通信地址”一栏中，毛泽东填写的是“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入会以后的简单经历”的“学业”中，毛泽东填写的是“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事业”一栏中，则写道“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对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态度”一栏中，毛泽东填写“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在另一张表内，括号里的文字则是“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在“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一栏中，毛泽东填写“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由此可见，此时32岁的毛泽东，在表格中所申明的主义，也就是20年后他在七大期间代表中国共产党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那些政治主张。不过，他对当时已成一盘散沙、又像是大杂烩的少年中国学会，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明确提出“主张宣布解散”。而另一位会员――中国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的先驱邓中夏也在调查表上写着“主义如不相同，分裂亦好”。所以，此时的少年中国学会虽然成立了改组委员会，却已经是改而不组，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正式的学会活动，寿终正寝了。毛泽东也如他表中所填写的，此后也割舍了与这个学会缠绵7年之久的一切联系。在以后毛泽东的传记以及党史记载中，与少年中国学会相关的资料很少，也往往被无意或有意地遗漏或阙失。
尽管如此，少年中国学会毕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早期萌芽阶段，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历程，所以，他本人也很重视这个学会。另外，对王光祈，毛泽东印象颇深，直到晚年仍念念不忘。据《王光祈纪念集》记载，1945年，毛泽东于重庆谈判时，曾遍请各界民主人士，但独独先后三次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巴黎分会书记的周太玄赴宴。席间，毛泽东曾询问，能否重新恢复少年中国学会。周则回答说不能了。建国以后，毛依旧没有忘记王光祈，很想延揽他一起加入国家建设，当时，他还不知道王早已经去世了。一次，陈毅回到成都，在宴会上问李?人副市长：“我回成都，向主席告别时，他问我：‘你们成都有个王光祈，你知道吗？’我答：‘不知道。’主席又问：‘那么，你在成都时，可问一问，是否有人知道？’”这时，李?人回答说：“王光祈是我的老同学，我知道。他在德国波恩大学任教，患脑溢血，早已死了。后来骨灰运回了，为之立碑，碑文是‘王光祈先生之墓’，字是周太玄写的。土改时，墓碑迁徙，现犹存我家。”原来，王光祈年轻时与李?人、周太玄、魏时珍一些挚友曾在成都东郊菱角堰周太玄家聚会，仿照“桃园结义”，相约死后同葬此地。王光祈在德国逝世后，李?人果真践行前约，设法将其骨灰运回，并于1941年冬在该处安葬。陈毅听后，很有收获，允诺将汇报主席。事后，陈毅再一次回到成都对李?人说：“这次来，主席语我：‘王光祈死了，他有亲属吗？可再问问。’”李?人回答：“光祈曾娶罗氏女为妻，但早死了，其他亲属，也无所闻。”陈毅表示，返京后将此事再告主席。
少年中国学会，曾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也是让毛泽东为此情系一生、念念不忘王光祈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