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筐近年的诸多作品，从《凌晨三点的歌谣》，到《给上帝的信》，充分表达了他在工业时代对于叙述的迷恋和由此产生的自信，体现出一个成长中的青年诗人对现实主义写作的力所能及的理解和把握。在这些诗篇中，邰筐代替他身边的人，他栖息的这座城市，用直接、铺排、切肤的笔触说出了生活的真实、时光的予取、命运的悲欢和人生的思考。邰筐所经历的，不是时代的全部，但构成了时代的一部分――这很有趣，因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经历了时代的全部。所以，对时代的指责和赞美都是成立的；生活，同样如此；所以，作为诗人的邰筐渴望通过叙述的力量来纠正他不喜欢的诗歌面貌和生活习性，是可以理解的。有形的诗篇对应着邰筐的写作，而邰筐写作的源动力，或者说邰筐写作的“上家”又是什么?诗人林莽说：“邰筐，在对近年中国诗坛的研究中，在诗歌的创作上已经有了自己十分完备的整体思考。”这既可以说是一个诗歌前辈给予青年诗人的鼓励性肯定，也可以视为，邰筐在诗歌写作上所贡献出来的胸襟和气度。叙述可能使邰筐有过瞬间的疑虑，但他不会在疑虑中久久逗留。一个有心的诗人，用坚定的写作态度捍卫个体的诗歌理想，并非要求，而应是一种本能。1997年邰筐和我第一次见面，在济南洪家楼的饭馆里，我们先谈生存，再谈诗歌；后来，我们多次相见，或在济南，或在临沂，几乎只有生存，没有诗歌；2006年年底，邰筐和我最近一次见面，在济南的一个诗歌朗诵会上，我们连生存都不谈了，除了偶尔的调侃，业余的朗诵，只剩下沉默――具体的生活如此琐碎，流逝的时光又这样薄情：我们做了父辈，只是人生寻常之事：我们被称为诗人，只是我们在生活中没有更恰当的称谓。10年了，我们面对共同的诗歌却没有一次奢侈的交谈，而诗歌，居然也没有一天从我们的友谊中消失过。想到这些，连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这种藕断丝连的状况使我们怀有一种语言难以准确表达的微妙的欢乐和别人也许正在体验的秘密。生活用来享受也用来负载，用来记录也用来思考，诗歌呢，当有人强调诗歌大于生活时，生活其实已经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不认可，这一记耳光打在了我们的脸上，即使承受这记耳光的人可能承担着诗歌的伟大命运。人口众多并不意味着天才叠出，诗人啊，请不要说生活容不下你的骄傲――当然，要不承认诗歌写作是一种有才华有技术的存在形式，那也是枉然。长久以来，邰筐试图让生活中忽略的美在诗歌中再现，与其说是他对诗歌的热爱得以满足，不如说是，他对生活的眷恋获得了个人命运的理解。也许邰筐和我还有着更多的各自不同的诗歌理想和生活企图，但它们不值得眼下用笔墨去记录下来。诗歌的山东是一个一言难尽的省份，它有众多的人口和令人惊叹的诗歌基础。却从未在新时期中国诗歌进程中诞生过哪怕一个呼风唤雨的强力诗人。今天的现实是，讲《论语》心得的人生活在北京，回答上面这个问题的人不在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