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问世，再度掀起话题，一时之间报章杂志“满城争说《小团圆》”。当代中国作家的遗著，还能引起如此热烈地讨论者，大概只有我们“祖师奶奶”了。在如此巨大的讨论中，有相当大的篇幅集中于《小团圆》的影射人物。《小团圆》是自传体小说，无庸讳言，有它指涉的对象，但张爱玲写起小说来，充满想像力，“穿、插、藏、闪”，一直是她的拿手绝活。因此《小团圆》书中，即便你对出“实际”的人物，有些事你还是无法“一一覆按”的。
而不同于张爱玲，苏青的《续结婚十年》虽也是自传体小说，但它是纪实的，甚少有虚构的地方。对《续结婚十年》甚有研究的黄恽就说:“张爱玲一直是个虚构的高手，即写自己也有笔下故弄狡狯处，而苏青才是写实的作家。她很可能是想像力不足，所以张爱玲说苏青近于世俗，言下自己才充盈着灵性呢！”因此《续结婚十年》，是秉承《孽海花》以降的小说传统，苏青采用化名去写真实的故事。黄恽就考证索隐出其中人物对照表:金世诚（金总理）――陈公博；戚中江――周佛海；徐光来――朱朴；鲁思纯――陶亢德；潘子美――柳雨生；周凡――谭惟翰；木然――实斋；范其时――鲁风；秋韵声――关露；裘尚文――金性尧；周礼堂――纪果庵；谈维明――胡兰成；郭小姐――莫国康；郑烈――袁殊；张明健――吴婴之；钱英俊――周黎庵。苏青在写这部小说时，或许有为离婚后的这几年，留下生活实录，而这段期间正好是上海沦陷时期到抗战胜利后的初期，她同时也记载了当时文坛作家的情况，其史料价值正不言可喻。
苏青的《续结婚十年》第二十小节《十二因缘空色相》，记载她和“谢上校”的一段恋情，两人后来还曾同居过一段日子。根据苏青的习惯，书中所写的是“确有其人”也“确有其事”，然查大陆的相关研究书籍及三本苏青的传记，均无人提及“谢上校”所指为何人。日前与台湾史料专家秦贤次兄闲聊，秦兄告知他听闻姜贵的研究者应凤凰女士提及“谢上校”当为姜贵（日后在台湾文坛鼎鼎大名，著有《旋风》、《重阳》、《碧海青天夜夜心》等小说）。于是我查了应女士所写《姜贵的一生》（收入于其所编的《姜贵的小说续编》一书），果有“抗战胜利时，姜贵已是汤恩伯将军总部一员上校。在上海接收，可说十分风光。他与当时的上海文艺界亦有往来。出版《结婚十年》的当红女作家苏青，有篇文章提到‘某上校’即是姜贵，这是他亲口告诉好友墨人的。而他与苏青的一段恋爱，经姜贵的‘重塑’，清清楚楚写在另一个中篇《三艳妇》之中。”
一、姜贵与《三妇艳》对苏青的影射
姜贵（1908―1980），本名王意坚，后改名王林渡，山东诸城人。曾就读于济南省立一中，后转学青岛胶澳中学。1926年中学毕业，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到北平铁道学院读书。1935年任职于徐州津浦铁路。1937年将妻子安置于重庆后，抗战从军，抗战胜利时已是汤恩伯部下一名上校，参与了上海接收。在这期间他认识了苏青，他们两人相识后就过从甚密，终赋同居。因此当时上海的方形周刊（小报）《东南风》在1946年第六期，曾刊有名为“期森”写的《苏青的靠山是一个军人》的文章说：“……近闻苏见汉奸多告复活，久寂思动，结识一某军人作其保镖，拟办一白话旬刊，其通讯处为静安寺路某弄，大事宣传，毫不知耻，诚怪事也。”
1946年姜贵辞去军职，稍后在上海出任中国工矿银行总管理处秘书，兼江海银行总行秘书处长，且担任永兴产物保险公司业务副理。1948年12月举家到台湾，住在台南十七年。起初经商，后来经商失败，逐渐以写稿卖文谋生。
姜贵的中篇小说《三妇艳》原发表于1971年12月1日出版的《文艺月刊》第三十期，曾收入远景出版社1977年3月初版的《苏不缠的世界》一书，1987年应凤凰编《姜贵的小说续编》（九歌出版）又收入此篇，唯改题为《三艳妇》。《三妇艳》其实也可以说是姜贵的自传体小说，描写他与三位女子的爱恋情结，是为他一生中的三段艳事，故名之为《三妇艳》。改题为《三艳妇》，似有些名不符实，因小说中任何一位女子都无以当为“艳妇”也。
姜贵在该篇小说中也一如苏青采用化名的手法，但明眼人马上可以看出其中的影射。他说在这三名女子中，有一位名叫“苏白”，她写了一部《离婚十年》（按：实际上当为《结婚十年》），她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改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生动妙绝，可谓慧黠之极。她有个短篇集子，题名《饮食男女》……至此，苏青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了。
我们再看小说《三妇艳》中的一段描写：
我与苏白往来日密。有天晚上我去看她，事先未约定，时间又迟了些。发现她十一二岁的两个女儿，在地上打铺睡觉，而大床空着。她一个人还坐着，一灯相对，若有所待。
“怎么还没睡觉？大床空着，你是不是等人？”
“是的。”
“等谁？要是就快来了，我马上就走。”
“等的人已经来了。要是你不走，我等的就是你。”
“怎么知道我要来？”
“那很简单，因为我天天都等。”
这使我不觉渐渐着迷。离婚丈夫就住在对面二楼上，也还不曾结婚，如果这边不拉窗帘，他居高临下，一目了然。丈夫是律师，为了双方的某种利益，有人说他们离婚是假的。我问过她，她断然否认。律师的业务不振，她托南京伪府的陈，替他找过差事。差事不好，干了一阵辞掉。如此而已。
离婚后的苏青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前夫李钦后的情况也一如小说中所描写的，连苏青的对白都像极了她的个性，若非曾是“枕边人”是很难描摹得出的。小说又说：“对于苏白，说老实的，我已渐渐着迷。她是南京伪府陈（按：陈公博）的一碟青菜，却是我的山珍海味。……总之，为了和苏白方便相会，我决定弄个房子。……周君先带我去看看，我又带苏白去看看，中意，一个晚上，就住进去了。”
而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对谢上校的金屋藏娇有细腻的描写：
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有人送给他一幢接收下来的房子，他是不久要回部队的，房子空着没有用，不如送给我去住了吧。女人大都是贪小利的，我也自然不能例外，嘴里尽管说：这怎么好意思呢？心里也不免觉得高兴。
又过了几天，他说房子家具都收拾好了，不过他是一个武人，恐怕不够艺术眼光，还是请我自己去看看吧。“等你把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再去把你的儿女接回来同住吧。”他怪周到地替我设想好了。
就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傍晚，他坐着一辆小汽车来接我去了，汽车穿过许多湿淋淋的街道，他欲语又止，我含笑凝视着他，等他说出话来，最后他这才怪抱歉似地一字一句说道：“我……因为……那房子……必须用我的名义才可以接收下来……所以……只得……对他们说……说……你是……”
“说我是怎么呢？”我恐怕房子有问题，不禁焦急地问。
他俯首不语，半晌，这才抬起头来向我告罪道：“我很抱歉，好在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我只好对他们说你是我的太太。”
我骤然觉得脸热起来，把眼光移开，他却独自微笑了。
姜贵和苏青的小说两相对照，相互呼应的地方倒不少，可看出相当大成分的真实性。只是一般读者还是常常会把它们当小说看，因为他们对当时的时空背景、人与事没那么熟悉，一时没那么容易地“对号入座”。而这或许也是姜贵敢于“重塑”这段故事的原因之一。
二、谢九的《我与苏青》
笔者作为一个史料研究者，当然不能因此两篇小说而去百分百断言某些情事，虽然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证”，但毕竟它还是小说，很难当十分有力的一手资料。于是我找遍了姜贵的著作，想要从中找到他回忆的文章，或许能窥探出一些蛛丝马迹，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而偶然间我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图书馆翻阅香港《春秋》杂志，发现卢大方写有一文章，谈到抗战胜利初期他在上海办了一张《沪报》，曾托潘柳黛邀请苏青写《续结婚十年》，后来《沪报》办了半年，因亏损过巨，被迫停刊，致使苏青的《续结婚十年》也没登完。卢大方说：“这一本书，其后由她自己补足而加以出版的，我没有看到，可能在此书出版后不久，我和柳黛早已到了香港了。”（笔者按：《续结婚十年》1947年2月，由四海出版社出版）。又说：“事有凑巧，一天在朋友所办的一张日报，读到一篇题为《我与苏青》的文字，作者署名谢九，这不用说即是苏青笔下的‘谢上校’了。这位谢九先生官居上校，竟然也能执笔，该是一个文武不挡的人物；所述对象又是我的旧识，引起我的兴趣，因此在读罢之后，更拿他的原稿剪贴起来，一直保存到今天。”文后附有重排过的谢九的《我与苏青》全文，但没有记载该文发表于何时、何处。从谢文中我得知该文是发表在香港的《上海日报》，由于文中一开始写到“民国三十八年九月间，……到了上海”，第一直觉我觉得是重排时手误，实际上应该是“民国三十四年九月间”，这使我觉得必须找到原报纸来核对。卢大方的文章发表于1978年3月16日，但谢九的《我与苏青》发表于何时，他当时也没记下日期。于是我开始要做海底捞针而未必有成的工作了。
首先我请教了忘年之交的新闻界耆宿黄天才先生，确定当年台湾确有香港的《上海日报》。于是在“国家图书馆”查到有1955―1964年的微卷报纸，在机器上逐页逐页翻找，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1957年1月15日发现了谢九的《我与苏青》一文。香港《上海日报》其实是延续上海的小报风格，是小方块的文章，谢九的《我与苏青》也是每天约五百字，连登半个月，至1月29日登完的。该报虽是小报，但名家辈出，在谢文刊登的前后，就有潘柳黛、卢大方、周天籁、冯蘅、猫庵、马五（雷啸岑）等人的文章，又因它在台北市南阳街十八号设有台湾分社，因此也有台湾作者，如写有《春申旧闻》闻名的陈定山，就在此时连载他的《百丑图》长文，并由他的儿子陈克言绘图。
看过谢文的卢大方，一眼就认出谢九是苏青笔下的“谢上校”，而谢九在文章中也承认他就是“谢上校”。他对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对他的描述也没有任何的辩驳；而他指出苏青引用他两首诗，第一首“后来被收入《续结婚十年》中，‘两’字印成‘雨’字，颇与我的原意有距离。”而第二首是1944年春，“姬人韩氏逝，我曾写悼诗四首。虹口居常无事，我写出来给苏青看看。她把第一首拿去了，也印在《续结婚十年》中，算作我赠她的第二首，实在不伦不类。”这些细节若非当事者，旁人很难道出。
三、谢九即姜贵的内证与外证
谢九是“谢上校”殆无可怀疑的，但又何以证明谢九就是姜贵的化名？首先，从谢文中说“苏青生于甲寅，我则生于戊申，按理寅申一冲，不能好和。”若非两人其中之一人，难以知道苏青是1914（甲寅）年生，姜贵是1908（戊申）年生，两人相差六岁，命理上是犯冲。谢文又说：“我在北方长到十多岁，然后到上海，去广州……”，“民国三十四年九月间，我带着整整八年的大后方的泥土气，到了上海。我在虹口一座大楼里担任一个片刻不能离开的内勤工作。”“以后，因我常住无锡，虹口的房子被收去了。”这跟姜贵当时的履历、行止完全吻合。当然这些都只是“外证”而已。
更重要的“内证”，则是拿晚出十四年的小说《三妇艳》（1971）来和《我与苏青》（1957）两相对照，即可知道同属一人手笔。例如：《三妇艳》中说他回到上海奉命主持一个机构，因机构中的打字小姐而借得《结婚十年》这书，读完后，按着出版社的地址，给作者写了一封信去，后来信转了几道手，她才收到。又说：“她为文私淑周作人。周氏昆仲，树人锋芒毕露，一针见血，尖刻表里互见。作人则表面平淡，有似不食烟火者，而锋芒暗藏，妙在针不见血。苏白视作人为偶像，崇拜之至。特地做了一套黑色礼服，准备北上专诚拜谒。适逢时局大变，未获成行，而作人入狱了。”又说：“我不吸烟，而爱小酌。晚上她出来，两个人饭馆里一坐，我一喝就是一两小时。她滴酒不饮，一旁陪着娓娓清谈，自始至终，毫不厌倦。”《三妇艳》又描写战败后的楼下日本人石原，捧着一个唱机和许多唱片，走上楼来，打开唱机，一径捡一张唱片放上，就唱起来了。这是一种日本的悲歌，其声凄厉，偶然一声两声，听得汗毛直竖。后来石原站起来，鞠躬：“唱机留在这里，喜欢的时候听听。”悄然下楼而去。他的背影消失之后，苏白立刻把唱机停了，拭泪说：“战败，使我对他个人同情伤感。今天，石原君的过访，是一个凄凉的场面。”“是的，你和我的感受完全相同。”苏白把唱机唱片放到一边去，以后我们从未碰过它。诸如以上情节，早在十四年前谢九的《我与苏青》一文就出现过，甚至有的句子还一字不差，若谢九和姜贵不是同一人，那姜贵岂不犯了严重抄袭之嫌了吗？
再者，就在谢九的《我与苏青》刊毕的一个半月后，姜贵以“姜贵”的笔名在香港的《上海日报》连续刊出方块文章《新年如意》（3月14日）、《我的春联》（3月15日）、《兰酒》（3月16日）、《论台湾酒》（3月17日、18日、19日）、《长篇罪言（一、二、三、四）》（5月26―29日），难道这是巧合吗？
至于姜贵何以用“谢九”的化名写《我与苏青》，一方面是延续苏青《续结婚十年》中的“谢上校”，让读者认为是“谢上校”现身说法，而事实也是如此。当时的卢大方甚至还认为“这位谢上校也到香港来了。我不认识他，遂也无法向他打听苏青的消息。”而《上海日报》的编辑也认为《我与苏青》极具可看性，有当事者爆料的内容，因此分成十五天刊登，还加上“奇文共赏”的副标题。
至于姜贵何以不敢用姜贵之名发表《我与苏青》，笔者推断，姜贵当时是有妻有儿，爆出如此大的绯闻，在当时保守的台湾社会将会引起多大的非议，对久卧病床的妻子，将情何以堪！因此他用化名，来写他所知道的苏青。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读了潘柳黛的《记苏青》一文，潘柳黛和苏青虽是好友，但有些事就不如他这个苏青的“枕边人”知道得多，因此他看了潘柳黛的文章，不觉技痒，不吐不快，于是提笔为文，他甚至还更正了潘柳黛的某些误记。文章选择在香港刊登，台湾看到的人不多，即使看到了，也会如同卢大方般的以为“谢上校”是在香港。
至于十四年后他以姜贵之名重塑这段情节时，那时他的妻子墓木已拱。加上是以小说形式来写，完全不同于自述文章。自述文章白纸黑字不容狡辩；小说则可以“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皆属巧合”当护身符，拒绝被“对号入座”，因此他采用姜贵之名发表。
姜贵巧妙地用“谢九”写下了《我与苏青》，向历史做了坦白的交代；同时也躲过当时社会的非议和自身难堪的尴尬。但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却成为他的佚文，不仅卢大方把他剪报剪下来贴在簿子保存了二十一年，到公布时还不知真正的作者是鼎鼎大名的小说家姜贵。甚至连姜贵的研究者都不知有这篇文章，笔者是在机缘凑巧之下，层层地追索，终于找到它的出处，但它已经被雪藏了五十三年之久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往事已苍老！
（选自《带着问号看历史：激扬文字》/刘伟茗 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