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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讷 李讷:扭曲岁月中的精神挣扎

时间:2019-01-21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风云变幻,大量的安眠药也难以入睡       李讷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在战争环境中,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育,到西柏坡才开始上小学。进京后到万寿路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李讷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53年,考入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考进北大历史系。1960年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大病一场,1961年休学一年,1965年才大学毕业。
  1965年,李讷被分到解放军报社当编辑,第二年当上了解放军报社总编。“文革”期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解放军报》是军队中的党报,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不但工作繁忙,还要参加政治斗争,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应付江青的政治需要,其难度可想而知。李讷精神高度紧张,体质明显下降,吃不下饭,即使每天睡觉前吃大量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
   我是1967年10月初调到江青那里工作的。那时李讷与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经常叫我“杨大哥”。李讷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衰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不时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当时,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但她在解放军报社挂着总编的职务,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要请示报告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也要通知报社,因此经常到我屋里接、打电话。由于心情不好,有时她在电话里就跟对方吵了起来。她怕母亲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接、打电话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时间。江青睡觉以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锁上门睡觉,经常是刚刚躺下,李讷就按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赶紧全副武装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晚上(江青是夜间办公,睡觉时间实际是白天)进来四五次打电话,闹得我也开始神经衰弱了。我嘴上不好意思说,可是心里烦极了。
   后来,我鼓足勇气向汪东兴提出给李讷安一部电话,并把她的宿舍从一层搬到二层。
   “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加之各种压力,李讷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有时心情不好时甚至高声恶语。但我理解她当时的处境:工作多,压力大,江青不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况且,她那时已29周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够。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无常,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对象呢?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五七干校,松弛神经也收获了爱情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边休息边适当劳动以松弛神经、促进睡眠。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认识李讷,对她很客气、很关心,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顾。但李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休息,泼泼辣辣,干活不惜体力,不怕脏,不怕累,经常满脸汗水,浑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搞得很好,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后,李讷的神经衰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叫小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健康,精明能干,政治可靠,年龄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小徐的出身没有任何问题,本人情况比较好,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我说:“早就给江青同志看了,还没有批示。”汪东兴说:“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醒她批一下。”于是我到江青的办公室问:“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您批了没?汪东兴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这时,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气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商量就自作主张,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放下笔,她用力把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叫小徐的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如果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我说:“我不认识他,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曹全夫同志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相信他的话。”
  一周后,李讷和小徐高高兴兴地登记结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双方的家长也没参加。结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李讷和小徐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操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参加,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江青找茬,小夫妻永远地分开了
  
  恩爱的小夫妻结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气候变化,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小徐身体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李讷老发烧,命令小徐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没什么大毛病。然而,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我为小徐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方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放心的话,是不是通过组织跟他谈谈。可以告诉他,怕电话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叫他保密。李讷与小徐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感情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俩分开,恐怕不太合适。如果你认为小徐有问题,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
   我那时认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小徐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说情,江青也就放过他了。怎料江青大发雷霆:“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对小徐怎样看完全是我们家的事,别人无权干涉。我认为他不好,有坐探的嫌疑,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志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和他商量,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这里没你发言的权利,更没有权利教训我。”
   张春桥动作很快,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厅,就退出来了。他俩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学习。
   从表面上看,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好事。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居两地,淡化他俩之间的感情,为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
   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把小徐弄走,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倔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从此,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开了。
  
  挣扎呐喊:“你哪像一个做妈的?”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精神折磨和身体不适,神经衰弱症更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整天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用量逐渐增加。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惧怕、尊重、不敢多言,转变成不理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说的话不想听,有时见面还吵几句。
   1972年3月底4月初的一天,凌晨3点,李讷来到钓鱼台江青的10号楼,要求见江青。江青刚刚睡觉,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扰她,今天她就不可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请你现在回去,等她起床后,我报告她,就说你晚上来这里找过她。她如果同意你来,我打电话请你再来,谢谢你与我们合作。否则,我们就为难了。”
   李讷说:“你怕她睡不好觉,就是不怕我睡不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即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按说,李讷不能入睡,给她几粒安眠药并不为错。但江青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怀孕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眠药,军法从事。”
   江青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于是,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我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请你委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去请示,请你现在先回去,请你理解我们。”
   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说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卧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卧室走廊里闯。值班员挡住她的去路,李讷怒斥道:“滚开!叫我进去!”。
   我看李讷今晚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进去,把江青同志叫醒。”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烦地等候。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叫醒了,同意李讷进去。”
   李讷进去不到10分钟,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了进去。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眠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痛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当着我们的面,江青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尊严,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那时,李讷已怀孕七八个月,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江青高声地对我们吼道:“你们还看什么,是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快把她给我弄出去。”
   我耐心地对李讷说:“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李讷说:“不行,不给我安眠药我就不走。”态度很坚决。
   江青用发颤的嗓音说:“你们把她抬出去,别跟她讲废话。”李讷个子大,身子重,我们三人哪能抬得动?又叫来两个小伙子,搬来一把宽大的椅子,把她抬到椅子上,三个人抬,一个人搀扶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抬到门厅。我们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
  
  情何以堪,母女见一次吵一次
  
  上车后,她觉得从中南海跑来向她妈要几片安眠药也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中南海肯定更睡不着觉。不行,还得想办法要几片。当车开到100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无论怎么劝也不走。小贾没办法,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显得格外寒冷。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的孩子。
   李讷看到我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眠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今天不给我药我就不走了。”
   我们实在没招了,我就跑回10号楼,鼓足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打电话,说明情况请示怎么办。
   张耀祠为难地说:“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咱们都没有想到的。如果现在我同意给她几粒安眠药,江青同志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如何解释呢?如果李讷服了咱们给她的安眠药万一出了问题就砸了。我不敢批准给她,请你劝她回中南海,等天亮了再说。”
   我一听就急了:“你不同意给她,她就不走,她在马路上坐久了出了问题就更不好交代了,给她几粒安眠药多好哇,把她打发回去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江青同志追问责任的话,我和你共同承担。不给她怎么办呢?我是没有招儿了。”
   张耀祠显得很为难,最后不情愿地说:“那就给她几粒吧。”我马上叫护士给了李讷三粒安眠药,李讷很快就走了。
   李讷走后,江青又呼呼地睡了一大觉。起床后,和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吃了早餐,到办公室看文件,打铃叫我进去,并没有问李讷是怎么走的,反而训斥道:“我告诉你们,我睡觉很困难,睡下以后只有主席有事可以叫醒我,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回答。
   “李讷来了,你为什么还把我叫醒,昨天晚上你犯了一个大错误,竟然叫一个毛孩子到我的卧室大吵大闹,你怎样解释吧?”
   我解释说:“李讷睡不着觉,是来向你要安眠药的,根据你的指示我们不敢给她,她就往你的卧室里闯,我们用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拦住。她万一闯进去了,还不把你吓一跳吗?我实在动员不走她。”
   江青摇头晃脑地说:“算了,谅你是初犯,今后不准再犯。传达我的命令,从今天起,李讷不准进入钓鱼台,更不准进我住的楼,我不想再见到她。谁把她放进来我就唯谁是问,谁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就狠狠地处分谁。”
   我把江青的命令报告汪东兴,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汪东兴听了以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哇?我看行不通。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付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命令传达到钓鱼台各个大门,哨兵和警卫值班室执行得都很认真。有一天,李讷还真的来到了钓鱼台东大门,哨兵不让进,说这是上级的指示。
   她说:“我是江青的女儿,我们还没有脱离母女关系,我是来看我的母亲的,谁敢挡我?你们的上级是谁?我去找她!”哨兵没有办法,就把实话告诉她:“这是江青同志的命令,现在不叫你进钓鱼台,我们不敢违抗首长的命令,请你理解。”
   李讷生气地说:“理解,谁能理解我呀?我看你们谁敢挡我,谁挡我我就跟谁拼!”说着就往里走。这种情况下,谁敢拉她呢。
   江青和李讷见一次吵一次。江青不止一次地质问我们:“谁把李讷放进钓鱼台的?”我是实话实说:“拦不住哇,哨兵又不能动武。”
   江青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叹气,出虚汗。
  
  生下孩子,短暂喜悦后身体急转直下
  
  1972年5月,李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既不问大人小孩是否健康,也不说去看看大人小孩,只是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李讷生了孩子,精神上有了寄托,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孩子刚过满月,她就到钓鱼台看我们,还带了不少喜糖。
   李讷跟我们高高兴兴聊了一会,才去看她的母亲。10分钟左右,她俩一起出来,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当时,我们对江青很难理解:自己的亲生女儿生了孩子,为什么不高兴呢?
  李讷缺少母爱,又没有丈夫体贴,加上孩子拖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维持多久又垮了,而且这一次垮得更厉害。不用说照管孩子,连自己的生活几乎都不能自理。她的儿子很小就送到了幼儿园,由警卫战士接送,接回来后就和警卫战士吃睡在一起。
   李讷病得不能照管孩子,江青是知道的,但对外孙,她不闻不问,更不照顾,小外孙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没有得到她任何关怀,小的时候都没有抱过一次。她看不起小徐,也看不起李讷和小徐的孩子。
   现在李讷有一个幸福的家,丈夫叫王景清,他身体健壮,忠厚老实,性格憨厚,勤于操持家务。李讷身体不太好,他对李讷很体贴,很关心。夫妻二人恩恩爱爱,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中央领导对李讷也很关心。以前,李讷住的地方离合同医院较近,看病比较方便,后来,她的家搬到距离合同医院很远的地方,看病先要坐地铁,再换公共汽车。李讷现在身体较胖,上下车很不方便。中央领导了解这个情况后,给李讷安排了一辆小轿车,不是固定给她的,但保证她用车,解决了她到医院看病交通难的问题。对此,李讷非常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和照顾。(据《江青和她的亲情世界》)
  注:作者杨银禄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编辑/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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