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教学中,执教者往往把目光聚焦于作品的主人公形象,分析慎之又慎,唯恐脱漏,却忽视了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殊不知,“红叶虽美,须绿叶相扶”。只注重于主人公的形象分析、把握,忽视小人物形象在作品中应有的地位、作用,那么,只能是一种残缺美,是收不到完美效果的。众所皆知,古今中外,创造小说的目的都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作者在精心塑造主人公的过程中,势必依托现实生活的大环境,以人物的活动为媒介,集中笔墨去刻画主人公的形象,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为了凸现主人公的形象,必须要依靠小人物形象来烘托、来弥补主人公形象塑造中的缺失。所以在语文课堂教学中,重视小说作品中小人物形象的分析、把握,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那么,在阅读教学中如何把握好分析小人物形象的度呢?笔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作了粗浅的探索,以求同仁斟酌。
一、 以小人物形象为抓手,揭示作品的主题。
以小说作品为例,所谓小人物形象是与主人公形象相对而言的次要人物。作者在塑造众多的人物形象时,常用小人物的形象来穿针引线,这样,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为突出作品的主题奠定了基础,能深刻地揭示主题思想的内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中,不妨以小人物形象分析为抓手,来探究作品的主题,或许路径更快捷些。
例如,我在执教《故乡》一文时,当整体感知了“闰土”、“杨二嫂”和“我”的人物形象后,向学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作者除了刻画三个主要人物形象外,还描写了哪些人物?这些人物在作品中似乎是不起眼的小人物,那这些人物
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呢?他们在作品中起怎样的作用呢?此时的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学生学习的兴趣很浓。学生甲举手回答说:“还有‘宏儿’和‘水生’这两个人物。”我追问:“这两个人物是怎样出场的呢?”学生乙马上举手回答:“宏儿是‘飞’出场的,水生是‘拖’出场的。”学生乙的回答使我颇受启发,这一“飞”、一“拖”不正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冷静思考吗?于是,我及时又补充了一个问题:“这两个人物的出场,作者用了一“飞”、一“拖”,从这两个字中你发现了什么?”学生乙又继续回答道:“宏儿的出场用‘飞’,表现了宏儿有旺盛的生命力,充满了活力,朝气蓬勃,充满了好奇和美好的向往。而水生被‘拖’出场,则被逼于饱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下的父亲闰土,蒙上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的阴影,承受不了见到‘老爷’就要‘磕头’的规矩,所以才‘拖’到了别人面前。”对此,我作了及时的归纳:作品中的宏儿是“我”的侄儿,他或多或少地接受到了进步思想的感化,而水生则不同,他处于日趋破败的农村,遭受了来自诸多方面的重创。当不愿履行给‘老爷’磕头的规矩时,还是被‘拖’了出来。由此,作品中的“我”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再现了探索人生新路的执着信念和追求。从这一点看,小说中的宏儿和水生分明是孩提时代“我”和闰土关系的延伸。作者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社会劣根性中,悟出了“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的哲理,向全社会发出了强烈的呐喊:“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从这一课例中来看,以分析小人物形象为抓手,正好快捷地点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弥补了对主人公形象分析时的不足,收到了理想课堂的生成效果。
二、 以小人物形象为支点,理清作品的脉络。
通过分析主人公的形象理清作品的脉络,当然是我们常用的教学手段。然而,却往往忽视了作品中小人物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尤其18世纪末期,西方文坛上把目光投向了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通过叙述他们悲惨命运来批判当时统治阶层的丑恶和黑暗的社会现实,刻画“小人物”形象成为当时写作的潮流。我们在进行外国作品的教学过程中,如果抛弃了“小人物”,只注重于主人公,实在是缺憾和极不完备的。
例如,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一文,教参中作了这样的表述:“课文按时间顺序,以‘新装’为线索,以皇帝为中心人物展开故事情节。”全文分“皇帝爱新装、骗子做新装、君臣看新装、游行穿新装、揭穿假新装。”五个部分,脉络层次可谓一目了然,十分清晰。但仔细琢磨写作背景,总感缺憾太多。当时的丹麦人民身受本国封建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而封建统治阶级则穷奢极欲,挥霍无度。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安徒生创作《皇帝的新装》的目的,理应直面指责统治阶级的头子――皇帝,深刻解剖社会病状,深切同情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从这一角度上分析,作品中的骗子应该属于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他们迫于生计而做了铤而走险之事。要理清小说的脉络,很有必要把统治阶级的头子――皇帝和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骗子相结合起来作全面分析。在执教时,我作了这样的导入:“骗子总是可憎的,但是作为饱受重重压迫下的人们,在生活饥寒交迫、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去骗取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统治阶级的金钱,你觉得怎么样呢?现在请从骗子和皇帝的两个角度,去理清课文的脉络。”学生通过思考和讨论后得出了这样的一条脉络:皇帝爱新装――骗子找准目标;替君做新装――骗子巧施手段;君臣看新装――骗子智斗群愚;游行穿新装――骗子得手而去;揭穿做新装――骗子得手度日。这样的脉络展示,促使了学生更好地对作品主题的理解,引出了对统治者虚伪、奸诈、愚蠢的憎恨,对底层小人物的深切同情,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战胜统治者、摆脱困境而感到可喜可贺。可见,以小人物形象为支点去理清课文的脉络,学生就会对作品的情节结构更加清晰而完备。
三、 以小人物形象为切口,导出作品的背景。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作者以独特的慧眼、犀利的目光直面人生、针砭时弊,目的是为了唤醒民众、戳穿阴谋、憎恶扬善。阅读教学只有明确写作背景,才能奠定我们理解作品的思路,少出差错。当然,导出作品背景的方法很多:有直接简介法,有类比推断法等。不言而喻,导出背景是为进行把握作品服务的。通过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现实是小说的目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就是社会现实、社会背景的折射。无论从主人公还是小人物身上,都能触摸到作品背景的痕迹。笔者以《变色龙》为例,作了以小人物形象为切口,导出作品背景的摸索。
在执教这一课时,我起始作了这样的导入:“通过预习,我们发现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哪两大阵营的人物?从他们的言行中你看出了什么?请谈谈各自的看法。”学生通过略加思考,很快切中答案。一位学生答道:“这两大阵营;一是以沙皇统治者为首的警官奥楚蔑洛夫、巡警、将军;二是以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为代表的赫留金。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沙皇统治下的所谓的法律,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统治者们打着遵守法令的幌子,干的是欺上瞒下、献媚邀功的勾当。”从这位学生的回答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先简介背景,再分析人物形象就会太抽象,偏颇过多。如果把主人公和小人物的形象结合起来,以小人物形象为切口而导出来的背景,就更具有完整性,从而去铺平以后的教学之路。
四、 以小人物形象为契机,探究主人公的心理。
在小说作品中,作者常常运用对比、反衬手法来刻画人物的形象,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作者着力于主人公的塑造,因此分析主人公的形象是课堂教学的主导。至于小人物的分析,人们往往认为是“舍本求末”之事,高阁束之、无暇顾及。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想象能力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这样的授课模式,似乎有悖于理想课堂的要求。理想课堂应立足于学生的主体地位,激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文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返璞于作者创作的本来意图。这样的课堂教学才能正真落到实处。
例如,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一文中“我”,教者明明知晓,“我”是作品的线索人物。由于作者对“我”这样的小人物着墨极少,在课堂教学中却搁置一旁,无暇顾及,无意中迫使学生的思维单一、单向,无法从波澜起伏、张弛有效的故事情节中,留下令人咀嚼回味的余地。针对这一弊端,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思考题:小说中,以“我”一双纯清的眼睛,真实地摄入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世态、人情,父母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在“我”的心灵产生了震撼。可是,摄于父母的威严,“我”在心里只好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这样的一段心理描写说明了什么呢?学生通过思考、合作、讨论后,得到了一致的认识。通过小人物“我”的心理刻画,与主人公金钱关系奴役下的心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人物“我”是个小孩子,心灵还是比较纯清的,“金钱关系”还没有被渗入,还十分注重于亲情。从“我的叔叔”到强调“我的亲叔叔”就足以证明,而作为父亲面对自己的亲弟弟,又是怎样的呢?作为主人公的父亲的心理、神态变化,则随金钱的变化而变化,生动地刻画了主人公急剧变化的心理,给人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艺术形象,令人回味无穷。可见,利用小人物形象的心理描写为契机,去探索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想象能力就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总而言之,阅读教学中重头是分析主人公形象,但绝不可忽视小人物的形象,让课堂教学回归到作者的写作本意,还其作品的本来面貌。让小人物展现出本来就应该有的真正的地位,发挥出小人物不“小”的作用。
( 俞淑琴 江苏省海门市王浩初级中学 226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