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用关键词的形式来总结刚刚过去的2011年，“文化”一词必定不可或缺。这一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振奋人心。作为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的艺术发展成就斐然，引人注目。
这一年，管理者看到：不同层次的团体和个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艺术创作，开展艺术探讨，艺术领域一片繁荣；参与者看到：我们所处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朝着更加有利于艺术创作的方向发展，艺术创作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老百姓看到：身边的各种展览越来越多，电视节目更加贴近生活，电影院前排起长龙，送戏下乡的活动中见到了明星……当我们再次回顾过去的一年，你还会发现这样一些镜头：街头巷尾，几位大妈为争论昨晚电视剧的剧情面红耳赤；小学教室，几个学生在讨论灰太狼是不是永远也吃不到喜羊羊；南下的火车上，一位“吉他哥”用音乐表达着对刚刚分手的女友的思念；秋后的山坡下，省剧团的戏台吸引了骑着摩托车从30里外赶来看戏的乡亲们……
所有这些，究竟是生活因艺术而和谐？还是艺术因生活而和谐呢？让我们细细想一想，好好盘点盘点。2011年，艺术领域发生的那些事儿……
2011年的话剧创作与舞台演出，与正在进行的艺术院团改革和话剧市场的开拓同步进行，国有院团与民营剧社并驾齐驱，政府与民间联手搭台唱戏，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令人欣喜的创作现象。
一、在历史与现实中思考
2011年，适逢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当我们回顾历史，立足现实，自然有很多话要说。于是，舞台上出现了《寻找李大钊》（河北省话剧院）、《谁主沉浮》（浙江话剧团有限公司）、《4?11上海夜》（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共和国掌柜》（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地铭记》（广西东兰县政府、电影家协会）、《与妻书》（广东省话剧院）、《秋瑾》（杭州话剧团）、《裂变：1911》（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等剧目。
从表面上看，这些剧作似乎是为了“庆祝”和“纪念”而作，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契机，每个创作者都在历史与现实中穿行、思考，并依托剧中的人物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从内容上说，这些作品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艰难处境以及共产党人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火与血交织的壮烈的时代画卷，颂扬了革命党人为了民族的利益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一方面也在向今天的人们发问：我们如何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如何做到居安思危？又如何把我们今天的事情办好？历史上的李大钊、秋瑾、林觉民们，面对敌人的绞刑架、屠刀和枪口，临危不惧，昂首挺胸，英勇献身，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难道他们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吗？《寻找李大钊》（编剧孟冰）运用“戏中戏”的手法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创作。孟冰写这个戏就联想到“当今人们对革命理想信念的缺失”，“有的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对党的信仰陌生了，形神两层皮，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它比不信任甚至比敌人（反对者）更可怕”。因此，剧中的李大钊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走向绞刑架？”《与妻书》的编剧龚应恬说：“比一代人共同健忘更可怕的是集体缺失信仰。”他们希望“本剧上演后能给观众带去新的想往，为处于物欲横流社会中的现代人如何衡量自我价值提供新的启迪。”《秋瑾》的导演王延松说：“今天，当我们分享现代化社会的种种福祉时，我们不该忘记，是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为后人倾洒热血写春秋，他们是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最早的先行者。”《裂变?1911》（编剧赵瑞泰）通过一个家庭折射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革命潮流涌动。《共和国掌柜》描写陈云同志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贡献。《4?11上海夜》（编剧宗福先、贺国甫）写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前夜发生的故事，创作者希望这个戏给人“一次灵魂和信仰的洗礼”。
这些戏运用现实主义或者通过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先烈的壮举，写活了英雄的精神。
二、话剧创作的多渠道机制
随着艺术院团改革的深入，话剧创作也呈现多渠道的机制。不只是国有院团和民营剧团，一些剧院和剧场也参与创作。如国家大剧院创作的话剧《王府井》及与国家话剧院共同创作的话剧《简?爱》等，北京朝阳文化馆成立了“北京9当代舞团”，为民间的闲散青年艺术人才搭建一个创作平台，演出了舞剧《莎乐美》和《镜花昙》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值得关注的剧目还有：北京人艺的《喜剧的忧伤》《我们的荆轲》，国家话剧院的《深度灼伤》《大家都有病》，辽宁人艺的《郭明义》，天津人艺的《秋天的忧郁》，重庆三峡歌舞剧团的《三峡人家》，中央戏剧学院的《红白喜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资本?论》，上海戏剧学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雷雨》等。这些戏内容上有深度、形式上有创新，导演手法有突破。《喜剧的忧伤》（编剧三谷幸喜，导演徐昂）让我们看到了艺术力量的强大。通过两个人的对话，揭示了在一个缺乏民主与自由的社会里，戏剧艺术是最容易被伤害的。那些“专制”的“聪明人”总想使用各种手段“改变”艺术，可是到头来，他们不但改变不了艺术，损伤不了艺术的精神，反而被艺术所影响，所改变。陈道明、何冰的表演非常精彩，陈道明久不登台，一亮相便给人惊喜。《三峡人家》（编剧韦巴，导演王小琮）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由此透视出时代发展的脉搏，以及每个人的心路历程。《我们的荆轲》（编剧莫言，导演任鸣），虽然各界人士对该剧的内容有不同的看法，但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他对历史故事的解读有着自己的思维逻辑，写出了自己心中的荆轲。令人高兴的是导演与舞台美术对这台演出的贡献，使该剧的演出具有了真正的话剧“品格”――空灵、简约、诗意，美学意蕴深厚。像这样的戏还有《简?爱》（编剧喻荣军，导演王晓鹰），导演对该剧的“诗意”风格的创造是动人心魄的。在剧情发展中，导演以剥茧抽丝之法细腻地描画人物的心灵，精心塑造舞台艺术形象，至结尾一场达到高潮，但这“高潮”却没有高声的喧哗和激烈的动作，一切都在“静默”进行。简?爱与罗彻斯特依偎着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红色的灯光照在椅子后面长满黄色叶子的树上，呈现一片金黄色，映衬出两个人“金子”般的心灵。这是诗意的美，也体现着人文精神的深刻内涵。那静静的场面似一片清澈的湖水，宁静、祥和，令人陶醉。《雷雨》的导演王延松在体现原著精华的基础上，展现出新的解读，给人带来了新的思考。《秋天的忧郁》是作者童道明为纪念契诃夫和曹禺两位大师而创作。他说：“‘秋天的忧郁’这五个字是曹禺用来归纳契诃夫《三姊妹》一剧的情调的。他喜欢这个情调，后来也在《北京人》里营造了类似的情调。我也喜欢这个情调，我让‘秋天的忧郁’这五个字不断在这个剧本的时空中回响，以表达我道德的与审美的诉求，同时也表达我对这两位伟大的戏剧家的眷念。”《红白喜事》（导演郝戎）在20年前北京人艺演出过，但此次演出，不论是表演上还是对剧作含义的开掘方面都有新意，比如舞台上房前屋后的“玉米地”的运用，结尾时郑家的人不是“退场”，而是悄悄地“走进”玉米地，“淹没”其中，很令人回味、思考。
2011年，北京人艺启动小剧场制作人制，演出第一个话剧《爱情的印象》（编导李建鸣），根据史铁生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改编。开启了一种新的创作模式。
三、政府搭台，民营唱戏
文艺院团的改革，促使人们尝试戏剧创作与市场的运营方式。在这方面，2011年5月举办的第二届北京锣鼓巷戏剧节可谓一次成功的实例。
首先是操作模式的出新，即政府出钱、民营操作。戏剧节由北京东城区出资150万元，由蓬蒿剧场实施操作，共演出35台小剧场话剧，既体现了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主导作用与指导意义，也充分发挥了民营戏剧团体的创作热情，为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打造“戏剧东城”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子。其次，以戏剧节的名义投资支持和创作演出了一批新剧目，如《我这一辈子》《锣鼓巷的故事》《寻找剧作家》《遗嘱》《奥利安娜》《尘归尘》等，同时调演一批国内外优秀剧目如《哥本哈根》《秋天的忧郁》《动物园的故事》《静默的回忆》（法）《今天早上我们回家》（台湾）《安妮日记》《塘鹅》等参加演出，并以低票价及公益性的演出回报观众。
2011年9月，由文化部艺术司主办，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戏剧学院承办的“全国小剧场话剧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举办，演出16台剧目。其中有5台是民营剧团演出的剧目，如《恋爱的犀牛》《寻找春柳社》《如果，我不是我》《嫁给经济适用男》《我是海鸥》。这是第一次民营剧团演出的话剧剧目参加政府主办的戏剧节，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民营剧团创作的重视。
8月，由北京戏剧家协会主办、北京朝阳文化馆和北京9剧场承办的第十届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在北京举办，演出来自全国各大专院校话剧社的16台剧目，尽管有些剧目还显得稚嫩、不成熟，却出现了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即浙江大学阿西剧社在2009年以原创剧目《沧海月明》（编剧李唯笑）获得第八届大学生戏剧节的“金刺猬”奖之后，今年创作演出的《再见，彼得潘》（编剧李唯笑）又摘得大学生戏剧节的最高奖“金刺猬奖”。这样的成绩，在校园戏剧社团中是独一无二的。
11月至12月，“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在北京举行，值得关注的是《建筑大师》（编剧易卜生，翻译张南）和《伊凡诺夫》（编剧契诃夫，翻译童道明），濮存昕在两个剧中的表演非常精彩，尤其他饰演的伊凡诺夫，演出了人物的真性情。
此外，在北京还举办了“女性戏剧节”（北京戏剧家协会主办、大隐剧院承办，演出5台剧目）和“2011小剧场原创剧目展演”（北京戏剧家协会主办、东联艺术工社承办，演出12台剧目），上海举办了“上海国际当代戏剧季”（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主办，演出16台剧目）等，这些活动都为民营剧团的话剧创作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并在展演交流中推进民营话剧创作的开展。
四、儿童剧创作的新形式
儿童剧创作，随着近年来在题材上的突破和创作视角的转变，今年的创作的亮点是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国儿童戏剧节（2011年7月16―8月25日），其间（8月13―16日）在山东举办了“2011中国儿童戏剧研讨会”。
举办世界性的儿童戏剧节，在中国是第一次，戏剧节以“点亮童心，塑造未来”为宗旨，展示创作成绩，研究讨论问题，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其实践意义就在于：一是比较集中地展示了近年来中国儿童剧创作的新成就。戏剧节演出27台剧目，其中中国各儿童艺术院团演出了19台（有2台由民营儿童艺术团――北京丑小鸭卡通艺术团和北京缤纷儿童艺术剧团演出）；我国港台地区儿童剧团演出2台；英国、韩国、日本、法国、俄罗斯等演出6台。此外，济南儿童艺术剧院、西安儿艺、安徽儿艺等“祝贺”演出了10台剧目。二是放眼世界，看到了儿童剧的新形式。戏剧节展演作品有童话剧、神话剧、音乐剧、动漫剧、人偶剧、歌舞剧等，风格多样，异彩纷呈。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新形式”，是指儿童剧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出新”。如中国儿艺演出的“益智趣味儿童剧”《三只小猪，变变变》《小卡车，变变变》《小吉普，变变变》，使用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变化成孩子们想象不到的生命体，并加入魔术的元素，使舞台演出变幻无穷。三是开阔思路，看到了儿童剧创作的新视角。比如《西游记》（编剧陈传敏，导演张奇红），为吸引更多的小朋友，中国儿艺的艺术家精心设计了形象的人物――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尤其是那匹酷似真马的“白龙马”在舞台上走来走去，还有精美的水晶宫、水帘洞、花果山等，都是小朋友在书中看不到的。而演员的精湛表演，尤其是孙悟空的变身、金箍棒的威力，都引起了小朋友的好奇和观赏兴趣。而台北如果儿童剧团演出的《隐形猫熊在哪里？》（导演徐婉莹），则给我们另一种启示。这个戏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题材，却写得津津有味。女孩玲玲因为长着黑眼圈，同学们就笑她像猫熊，她很难堪，由此失去了很多玩伴儿。一天晚上，猫熊来到玲玲的房间，成为她的好朋友，还施魔法让玲玲变成猫熊去体验关爱他人的快乐。从此玲玲的性格改变了，她去关爱别人，别人也以爱回报她，朋友越来越多。该剧是从儿童的视角创作的，而这常常被我们忽略。四是运营模式值得推广。为了扩大儿童剧的影响，让更多的孩子看到儿童剧，演出场地以中国儿艺剧场为主场，同时在北展剧场、丑小鸭动漫亲子剧场、航天部礼堂、玉蜓公园、豆各庄青青家园社区、中国木偶剧院、丰台区文化宫、环球城大马戏剧院等场所演出。外地则有延安圣地大剧院、南京大会堂、呼和浩特等剧院的演出。同时，还送戏到社区、进校园，让更多的儿童欣赏到精彩的儿童剧。
五、民营戏剧的成长
民营话剧创作的发展始于2000年前后，以北京的戏逍堂、盟邦戏剧工坊、蜂巢剧场、三拓旗、哲腾（文化）戏剧体、红?剧坊，上海的现代人剧社、上海捕鼠器戏剧工作室等一批话剧独立制作体为主，还有一些临时话剧演出团体和文化演出公司，演出剧目和演出场次逐年增多，至2007年前后，民营话剧社团的演出，已占北京、上海演出市场的5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话剧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剧目内容说，民营剧团关注比较多的是年轻人的恋爱、婚姻及都市人生活方面的内容。初期的创作比较严肃、认真。至民营剧社数量大增后，也出现了良莠不齐、鱼目混珠的现象。有的剧社急于在市场中赚钱而创作力量又不足，一味地迎合观众，出现了一些低级趣味的文化快餐，恶搞、效仿、拼贴、言情、段子化……演出中不断制造“笑点”，用谈情说爱充当“作料”剧目缺少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至2009年、2010年前后，这类低俗的剧目明显在减少，尤其是中央提出反“三俗”以后。有些社团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创作追求，如盟邦戏剧工坊、戏逍堂、北京凤朝阳文化发展公司、李伯男戏剧工作室、龙马社和上海现代人剧社、上海捕鼠器戏剧工作室等。北京的蓬蒿剧场，从一开始就在追求一种艺术的严肃，宁肯经济上不赚钱。2011年，又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剧目，如《隐婚男女》《半糖》《女婿驾到》《我这一辈子》《爱@无能》等。
《隐婚男女》《半糖》由哈智超编剧、李伯男戏剧工作室创作演出。前者写职场青年男女家庭生活的困顿与婚恋生活的困惑。为赚高工资而“隐婚”，闹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在悲喜交集之中，让人看到了严酷的现实对人性的扭曲。后者写青年男女婚姻生活的摇摆不定，一遇风吹草动便动摇感情的信念，以致造成情感上的痛苦。《女婿驾到》（盟邦戏剧演出）是一个幽默喜剧，写一个家庭的两个女儿与暗恋她们的四位“女婿”的情感纠葛。《我这一辈子》（方旭编导）是一个独角戏，剧中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讲述“我”的“这一辈子”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时世艰难、腥风血雨、苦辣酸甜。梦破碎了，可生活还得继续。《爱@无能》（编剧林蔚然）描写青年男女的婚恋纠葛，颇具喜剧色彩。而日本留学生演出的《咖啡店的太太》，题材很普通，但感情很细腻，表演很具日本生活韵味。
2011年，是三拓旗剧团成立15周年纪念，集中演出了默剧《6:3》、话剧《达人未爱狂想曲》《罗密欧与朱丽叶》《鬼马电梯》等6个剧目（均为赵淼导演），展示了剧团的创作实力。
六、舞台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如果说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所展现的是青年学子的不成熟的单纯和对戏剧的真诚，那么，每年9月举办的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北京戏剧家协会和北京青年戏剧工作者协会承办）则给中国的剧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戏剧节从9月5日至25日演出58个剧目，中外几乎各占一半，引进的剧目有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瑞士、西班牙、波兰、苏格兰、荷兰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创作风格以先锋、实验为主，创新是其艺术宗旨。给人的突出感受是：开阔了视野，拓展了艺术创作思维，不论是剧本创作还是舞台表演都具有一种新奇的艺术形式和充满着独特的艺术激情。比如《钢琴家PK大提琴手》（法），表现的是日常生活，甚至可以说就是“玩”，但不同的是，两位艺术家把普通的生活“玩”成了艺术，具有了美的品质，其高超的演技令人叹服。《小鹿斑比?第八季》（荷兰），全剧没有一句台词，演员动作的夸张把表演艺术推向了极致，考验着每个演员的最大承受力，非常新奇、有趣味。整个戏剧节的演出剧目，无不体现着青年的创造精神，展示着艺术的创造意蕴。有些剧目可能还不够成熟，却显示出一种势不可挡的创作活力，令人惊羡不已。由此影响、带动了国内一批年轻的戏剧创作者的创造积极性，开启了他们的艺术智库，在戏剧节上出现了一批体现艺术创造实验精神的剧目，如《最后只好停下来》（杨阳导演）、《狂人日记》（李建军导演）、《沉默之王》（日本小桧山洋一编导）等。
给中国剧坛带来更大思考的是莫斯科艺术剧院2011年8月来北京演出的三台戏――《樱桃园》《白卫军》和《活下去，并且要记住》。看了这三台戏，就会明白什么样的戏剧是“现实主义戏剧”，它的剧本创作与演员表演应该是怎样的。相比较而言，国内的一些剧目存在的问题就比较多，有的虽然标明现实主义戏剧，实际上不过是写了现实中的一件事、一个人物，并没有把这件事经过艺术加工变成戏剧故事，所写的人物也还没有锻造成艺术形象。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无疑是一种警醒。
七、剧作家是话剧发展的“先行官”
2011年值得关注的事还有北京和上海为两位青年剧作家召开研讨会。11月5日，北京为剧作家孟冰召开了研讨会；12月3日，上海为青年剧作家喻荣军召开了剧作研讨会。
孟冰和喻荣军，是当今两位实力派作家，作品多，作品上演率高，演出的效果好。他们一南一北，各自为话剧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孟冰作为军旅作家，剧作基本是写“主旋律”内容。但他的“主旋律”作品不是喊口号，而是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性，受到军内外观众好评。今年，孟冰创作了《寻找李大钊》《谁主沉浮》《开天辟地》《秋风秋雨魂归来》《飞船》等剧目。同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举办了孟冰戏剧展演，相继在北京、上海、杭州、沈阳、西安、成都、济南、哈尔滨、深圳等地演出了他创作的《这是最后的斗争》《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黄土谣》《生命档案》《辛亥魂》《红白喜事》《生命高度》等14部大戏，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喻荣军，现年41岁，已创作30多部剧作。他钟情于都市题材，写都市人的生活与情感非常细腻。代表作品有《去年冬天》《www.com》《卡布奇诺的咸味》《午夜的哈瓦那》《活性炭》《1977》《简?爱》等，也有艺术探索的剧目如《谎言背后》《天堂隔壁是疯人院》《鲁镇往事》《资本?论》等，演出后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话剧的发展靠作家。重视作家才能不断出现好的话剧作品。因此，集中研讨两位青年剧作家的剧作，对推动话剧创作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鞠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