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太雷牺牲的这段史实，广州起义时在军委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曾甚为惋惜地回忆说：“太雷同志虽然是我们党内有威望的领导者，是一位好同志，但他是书生出身，缺乏军事常识，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就以他在十二日中午出席西瓜园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后遇难这件事来说，对警卫工作没有注意，结果却给敌人的冷枪打死了。”
殚精竭虑谋起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叛变革命，使整个中国社会随之陷入极度的腥风血雨中。
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并没有使英勇的共产党人屈服，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相继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两次起义过后，中共中央也更加明确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开始酝酿举行广州起义。也就是从此刻起，张太雷的人生历程与广州起义这一流芳万古的历史事件牢牢地拴在了一起。
张太雷原名椿年，后因立志化作“巨雷”，冲散阴霾，改造社会，遂取“泰来”的谐音，改名为太雷，寓意为惊醒世人、击碎旧世界的巨雷。由于父亲早逝，幼年张太雷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甚为清苦。1915年，张太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后因家境每况愈下，无奈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
1919年陈独秀等人领导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深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张太雷随即加入其中，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与周恩来等人结下战斗友谊，并作为天津学联的代表赴北京结识了李大钊等人。翌年春天，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等来华与李大钊、陈独秀商议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张太雷又担任翻译，随后还参加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继而又担任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书记。
1927年“八七”会议后，年仅29岁的张太雷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9日，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张太雷主动提出愿意去广东重新打开革命局面，中共中央遂任命其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常委会，决定成立以张国焘为书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黄平、陈权为委员的南方局，以加强对广东、广西及闽南等地武装斗争和政治军事工作的领导，并决定在周恩来等人未到广东以前，暂由张太雷、杨殷和黄平组成临时南方局。这次会上还确定了张太雷赴粤的主要任务，即传达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和准备广东全省特别是东江地区的暴动。
带着“八七”会议的新指示，张太雷日夜兼程南下，于8月19日到达香港，同转移至此的中共广东省委临时机关取得了联系。第二天，不顾旅途疲劳，张太雷主持召开会议，向广东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并详细讨论了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决定立即成立领导广州、西江、北江起事的暴动委员会。8月22日，张太雷写信给中央常委会汇报广东当前形势及暴动计划等问题，并附上改组后的省委名单及其制定的暴动计划、口号、军事编制与工作方法、暴动时及暴动后的工作大纲等，请求中央审查批准。不久，中共中央即回信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同意广东的暴动计划，并指示“惟须立刻开始，不要等待贺、叶军队到来，技术上可参照两湖暴动计划”。
9月上旬，遵照中央指示，张太雷赶赴退往潮汕的南昌起义部队，进行“八七”会议有关精神的宣传，后又参加11月8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及苏兆征、罗亦农仔细商讨了发动广州起义的有关事宜。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后，根据张太雷的建议，中央决定广东省委应在短时间内举行暴动，建立工农性质的人民政权。广东革命史上的新纪元，即将由此开启。
鞠躬尽瘁为起义
1927年11月17日，粤桂战争爆发，粤系军阀张发奎夺取了广州政权。稍后，为抗击桂系军阀的反攻，张发奎将粤军的主力调出广州，以阻击桂军进攻。一时间，广州城内国民党兵力甚为空虚，这客观上为举行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共中央敏锐地察觉到了广州城内敌人兵力的变化，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迅速在广州发动起义，趁粤桂军阀混战之机，夺取广州政权，建立人民政权。稍后，根据中央决定，张太雷召开了广东省委、地委领导会议，传达中央起义精神，并制定暴动计划。当时广东省委部分领导人对张发奎抱有幻想，认为应与张发奎进行谈判，争取其对起义的支持。针对这种错误的思想，张太雷一方面报告中央请求指示，一方面与这部分人员进行辩论。
接到张太雷的报告后，中央立即召开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由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等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中央认为粤桂军阀争夺广东地盘的冲突，实际上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的高涨，在决议案中要求广东省委利用粤桂战争形势，“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会议还决定改组广东省委，由张太雷、恽代英、张善铭、黄平、陈郁、黄谦、周文雍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当时，由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我军攻占大城市的举动皆告失败，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均对广州起义寄予厚望。为确保起义取得成功，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还专门几次找张太雷谈话，要求一定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准备。
在征得中央“立即暴动”的指示后，11月26日，张太雷从香港返回广州，秘密召开了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乘张发奎在广州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广州起义的各项具体事宜，使起义具备了组织保证。这次会议上，张太雷还严厉批评了广东省委内部存在的错误思想，再次明确了武装暴动的方针和决定，这就统一了广州起义的思想领导，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1月26日会后，张太雷开始深入基层，对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为发动群众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广东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准备发动农民起义的工作，以配合将来举行的广州起义。同时他又广泛地与当时张发奎的粤军中有进步倾向的队伍进行接触，积极地促成其策反。他还注重吸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经验，努力做好广州起义所需的各项辅助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张太雷还积极发动并组织了一支拥有武装、人数达3000余人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和战斗力的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队，这样就使起义具有了一定的军事基础。
12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起义的政纲、宣言、告民众书等文件，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的人事安排等问题，研究了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会议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随后又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北伐名将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随着暴动时间的日益临近，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不料，由于叛徒告密，起义机密竟意外泄漏，汪精卫闻讯大惊，致电张发奎要其迅速解散起义的主力部队――教导团，并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阴谋将起义扼杀在摇篮里，广州城内形势骤然紧张。张太雷等人得知后立即召开省委紧急会议，研究敌我情况，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提前动手，于12月11日举行暴动。会后，广东省委立即向中央作了紧急报告，并向广州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布了举行暴动的紧急命令。
在正式起义前一天，即12月10日，张太雷在有教导团参加的起义官兵誓师大会上还发表了热情激昂的演讲，他说：“今天夜间，我们要成立苏维埃政府，你们教导团是革命的主力，你们要勇敢的战斗，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张太雷言毕，“广州苏维埃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呼声四起，掌声不绝于耳。此次演讲极大地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为广州起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随着四标营门口的三声炮响，夜空划过一串耀眼的信号弹，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宣告爆发。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下，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5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
在将士们的奋勇拼杀下，起义军进展神速：东路，教导团主力在叶挺指挥下，迅速将驻在沙河的1个步兵团打垮，继而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公安局；中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及其以北的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等地。唯有南路，警卫团第3营及工人赤卫队一部向第4军军部、第4军军械库等地攻击，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攻克。与此同时，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约2万人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
经过起义军民10个多小时的战斗，至天亮前，除第4军军部、军械库和第4军第12师后方办事处等少数敌人据点外，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我军缴获各种炮20余门，各种枪1000余支。广州城里插满了鲜艳的红旗。更加振奋人心的是，市公安局大门前已悬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布横额，印有镰刀锤子的红旗在办公楼顶迎风招展，昭示着广州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
清晨6时，张太雷身着戎装，主持召开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兵执委会第一次联席会议。在会上，张太雷庄严地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言毕热烈的掌声响彻云霄。这次会议还颁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广州苏维埃政府宣言》等重要文件，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组成了以张太雷为海陆军委员、恽代英为秘书长、叶挺为工农红军总指挥的基本领导机构，开始处理起义后的实际善后工作和各种问题。
丹心一片献起义
国民党反动派绝不允许革命烈火的存在和蔓延。广州起义爆发后不久，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等人即电令驻肇庆地区的第12师、第26师第78团，驻东江地区的第25师，驻顺德地区的教导第1师第1、第2团等部，急速回防广州。
遵照陈公博的电令，1927年12月12日，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5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面对着来势汹汹的敌人，起义军和工农群众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指挥下同其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在长堤一线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形势急速恶化：广州城四面八方被敌军包围，并不时地遭到炮击；广州城内敌人的残余势力，也蠢蠢欲动。
12日中午，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张太雷毅然决定，原定的广东人民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大会如期在西瓜园（广州日报社现址）召开。随后，广东各界代表三百余人便在丰宁路西瓜园广场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在会上，张太雷严肃而庄重地宣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纲领以及政府成员名单，为斗争中的革命官兵鼓舞了士气和斗志。而此时，敌人进攻观音山的一股敌军已突破了我军防线，向市区渗透。鉴于情况紧急，张太雷在会后立即与叶挺等人乘车返回起义军的总指挥部，坐镇指挥全局。
据记载，张太雷刚刚回到总指挥部就得到报告说观音山告急，他立刻与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以及警卫、司机共四人乘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向那里驶去。汽车行驶至惠爱西路，前面突然出现了一群穿便衣拿枪的人。缺乏经验的警卫和司机以为是赤卫队员，故而未加防备，不料这批人却一声呼啸，散到路边举枪便射，原来他们是由工贼组成的被称为“体育队”的反动武装。后座上的张太雷和前座上的卫士见状马上拔枪，但对方的枪却已打响。张太雷身中三弹，倒在车内牺牲，卫士和司机也当场身亡。纽曼因有作战经验，枪响时缩在后座里，待枪声过后跳车飞跑，所幸逃过此难，事后是他报告了张太雷遇难的过程。
就这样，年仅29岁的张太雷倒在了血泊中。张太雷是我党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是在南昌起义后牺牲的第一位党的高级领导人，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张太雷牺牲后，整个起义失去指挥。与此同时，张发奎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情况非常严重。据文献记载，在此危急时刻，起义军总指挥部为保存革命力量，于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遂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领导人有徐向前、袁国平等，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后来上了井冈山。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惨遭杀害者达5000余人之多。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名震中外的武装起义。我们应该看到从统一起义领导思想，到策反敌军，到领导起义，再到制定各项具体政策、计划，无不凝结着张太雷的心血。
张太雷牺牲后，其故友、著名中共党人罗章龙曾赋诗以吊凭：间气钟灵秀，太雷人海龙；轩昂渡岭表，广暴做先锋；镇海扬镰斧，珠海帅工农；红花岗上望，千载贯长虹。1998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的曾庆红在出席张太雷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时亦指出：张太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70余年了，但是他闪光的业绩和崇高的精神却像一座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心中。这一切都足以证明，虽然英雄已逝，却英魂长存，虽死犹生。
（本文作者：杨飞，西安工业大学；李美?，西安医学院）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