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斯大林在继承列宁的民族殖民地观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东方和东方革命。他把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世界革命运动中，把民族与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作为推进世界革命新战略的重心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重要支援力量。提出了“不要忘记东方”等口号，以此指导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国际共运实践，帮助和扶持了东方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指导了中国革命。
关键词：斯大林；东方观；世界革命；中国革命
作者简介：陈晓红，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湖南长沙410081)
斯大林著作中的“东方”，指的是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其东方观，即指他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一环。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观，把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世界革命运动中，把民族与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作为推进世界革命新战略的重心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重要支援力量。因此，在理论上，斯大林提出了“不要忘记东方”的口号，强调“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把帮助东方国家掀起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当做俄共(布)的国际任务，在具体实践上，表现为主导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帮助东方国家建立共产党，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进程。当然，由于对革命形势乐观的估计以及对东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缺乏具体分析，导致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各国革命事业特别是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本文从斯大林的文本出发，分析和阐述斯大林的东方观以及他在东方革命上的理论与实践，说明斯大林在扶持东方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及其局限。
一、斯大林著作中的“东方’’概念
“东方”这一概念首先源自以西欧为中心的地理概念。从近代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领先的西欧人将西欧以外的欧洲东部和亚洲，统称为“东方”。其中俄罗斯的高加索以西北的地区称为近东；高加索以东、伏尔加河以西、以南的地区，以及现在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国所处的地区称为中东；伏尔加河以东地区称为远东(包括中国、朝鲜、西伯利亚、日本等等)。据俞良早教授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理论中的“东方”概念，虽未明确界定，但根据他们的著作分析，其地理范围与当时西欧人的通用表述相同，也就是说，除无理解歧义的亚洲、中东北非以外，还包括跨越欧洲和亚洲的俄国、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
斯大林的“东方”概念以及“东方”的地域范围，在他著作中也并未明确定义。在13卷中译本《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1958年出版)以及《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所有文献中，斯大林以“东方”为题的文章共有三篇，分别是1918年11月24日和12月15日发表在《民族生活报》上的《不要忘记东方》和《光明来自东方》，以及1925年7月4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关于东方革命运动》，另外还有如《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等文章中也涉及到了“东方”。从斯大林一系列著作中的表述来看，他理解的“东方”是指所有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如亚洲的中国、印度、波斯(今伊朗)以及叙利亚、埃及、摩洛哥等中东非洲国家。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俄国究竟属于西方还是东方，则表述较为模糊：比如按照《不要忘记东方》中的表述，把俄国革命归属为“西方革命”，将俄国划归了西方；但从《光明来自东方》文中的上下文分析，俄国似乎又包括在“东方”之内；如果从《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中的表述来看，俄国又是介乎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尽管俄国的东西方属性在斯大林的表述中模棱两可，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对“东方”的理解有所区别，但他把所有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称作“东方”，这点是没有疑义的，这从共产国际通过的历次决议中提及“东方”问题时所涉及的国家，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二、“东方”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斯大林对“东方”以及东方革命的重视，集中反映在上述文章以及专论中国革命的有关文章和演讲中，我们从《不要忘记东方》这篇看似口号的千字短文中可见一斑。文章开篇以振聋发聩的语气指出：在欧洲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之际，在旧宝座纷纷倒塌和旧皇冠纷纷落地而让位于革命的工兵苏维埃的时候，在沦陷区正把帝国主义的走狗从自己的土地上赶出去的时候，大家的视线自然都转向西方，这时，遥远的东方及其数亿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自然”从视野中消失，被忘记了。但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东方，至少因为它是世界帝国主义‘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和‘最可靠的’后方。”文章最后，斯大林告诫全党：“必须彻底领会这个真理：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总的来看，斯大林关于东方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有如下一些观点：
第一，东方的富源及廉价劳力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首先，东方各国有不可计量的自然富源(棉花、石油、黄金、煤炭、矿石)，帝国主义之所以维持东方各国的“秩序和法制”，原因就在于要保障其大后方；其次，东方还有大量廉价而“听话”的劳力，这是帝国主义工厂和军队重要来源，也是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因此，无产阶级要真正实现世界革命，必须把东方从被压迫的沉睡中唤醒。
第二，西方革命与东方的革命互相影响，相互促进。斯大林在《不要忘记东方》中指出：“俄国革命第一个唤起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去反对帝国主义。波斯、印度、中国的代表苏维埃的成立是东方工人和农民从数百年来的沉睡中觉醒过来的鲜明标志。”一方面，“西方革命无疑地会进一步推动东方革命运动，给它灌注奋发精神和胜利信心”；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本身及其新的兼并会大大促进东方的革命化，因为这种兼并会把更多的国家卷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扩大世界革命的基础”。1925年7月与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布施的谈话中，他又强调：“东方被奴役民族的解放运动同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将保证世界革命的胜利。”
第三，当西方革命转入低潮时，东方革命却风起云涌，这无疑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后方。1925年斯大林在《论国际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中指出：“毫无疑问，资本已经爬出了战后危机的泥潭”，“同样毫无疑问，革命的高涨时期已经在欧洲的中心，即在德国结束了。”而与此同时，“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北非及其他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加强，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后方。既然帝国主义的‘恢复健康’要求在殖民地和附属国扩大势力范围，而这些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无疑在日益加强，那么很明显，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决不会稳固的。”同年7月，斯大林进一步分析道：“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会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 亡的。”
第四，援助东方，支持东方革命是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斯大林指出：“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使世界帝国主义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后方，失去他们‘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因此，首先必须“参与东方日益增长的自发运动，向前发展这种运动，使它成为自觉的反帝国主义战争”；此外，应“制定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接近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具体形式和方法，来尽力支援这一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总之，“不这样做，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休想完全战胜帝国主义。”
由此可见，东方革命是斯大林“世界革命”进程中重要组成部分，其上述观点成为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东方革命的理论基础。
三、联共(布)、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以及对东方无产阶级政党的扶持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列宁领导成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织。它的任务和使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消灭剥削制度而进行“世界革命”。因十月革命胜利而诞生的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它是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它又直接受联共(布)的控制和影响，是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外，联共(布)实施总的外交战略和策略的另一渠道。因此，联共(布)在共产国际中起着绝对领导的作用，而联共(布)党的领袖实际上是世界革命的最高决策者，影响和决定着共产国际的所有活动和决议。
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东方战略理论，为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不过，此时在世界革命的总体战略中，东方革命仍处于从属地位，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重心仍然在发动西方革命上。1922年11月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首次把“东方问题”列入会议日程，通过了《东方问题纲领》，对东方革命给予了重视。大会不仅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而且该纲领规定：“在这些占有殖民地的国家中，每个共产党都要担当起对殖民地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在思想上和物质上进行经常帮助的任务。”正是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东方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各国已经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共产党组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共产党、朝鲜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等。此外，遵照这一指示，日本共产党的台湾支部也得以成立。
1924年斯大林执掌苏联党政权力后，他对东方革命的重视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战略中得到了体现，共产国际调整了“东方战略”，对东方革命予以了更多的重视。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策略问题提纲》对“西方和东方”再次进行了阐述。提纲承认：“共产国际过去过多地注意了西方”，而“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在印度、日本、中国、土耳其都建立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批支部。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工人的广泛的经济斗争正在蓬勃展开。共产国际应该对这一运动给以最大的注意，并且应该根据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会议的精神，从各方面支持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反帝运动，同时不能忘记：这些运动是伟大解放运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必定不仅在欧洲，而且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革命的胜利。”
此后共产国际的历次会议，东方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成为主要议题。仅在1926年，共产国际共召开4次全会(包括扩大全会)，都将“中国问题”列入了会议日程并通过了专门的决议，斯大林在1926-1927年也连续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第八次全会、联共(布)中央给宣传员的提纲、答马尔秋林的文章以及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谈话中论及了中国问题，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问题》、《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等专论文章，说明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战略中，中国革命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关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国内近年已经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公认的事实是：共产国际从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动，都给予了直接领导、组织和帮助，“这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学者们也承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指导和干预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消极影响。笔者以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支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早有定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凡是哪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不过，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积极推动作用，这点也是不可否认的。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可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在他们的指导下，经过充分的准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中共一大。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理论上、组织上、策略方针以及经费上都给予了实际的指导与支持。关于经费的支持，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做过专门研究，杨文认为：“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共严党人所以能够很快地首先在各地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力量，这是同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提供经费帮助，而共产党人又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的。”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二大通过了宣言和其他决议案，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还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第二，推动了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指导和帮助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复兴。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个决议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下，孙中山也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并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次合作为1924-1927年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为目标的中国大革命运动，起到了积极效果，而共产国际也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同时，国 共合作时期在苏联支持下广州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和政治人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盛岳写道：“这所大学的寿命不长，在1930年秋就停办了。尽管如此，它对中国国共两党的事态发展都有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共合作破裂，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此后，受斯大林“第三时期”的论断以及提出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越来越“左”倾，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军不得不走上极为艰苦的长征之路。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共产国际实行了战略的转变。1935年7月8月问，共产国际七大确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共产国际支持和推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和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并最终支持和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之路。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战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法宝。同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大大减少了对中共内部事务的干涉，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在组织上也进一步独立。
综上得出的结论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东方革命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都是斯大林世界革命总战略的一环，一切都围绕着联共(布)的中心战略方针，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分析，都是基于俄国经验，所制订的革命路线和斗争策略难免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在思想和组织上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形成了近乎依赖式的隶属关系，从中共六大开始组织上被共产国际掌控甚至是绝对的控制，这对中国共产党的消极影响和危害深远；此外，共产国际为了在中国推行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指示，从组织上培养了一些唯命是从的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也给中共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无论是大革命的失败，还是因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而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共产国际都应该负主要责任。所幸红军长征途中在与莫斯科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中国革命，也最终宣告了中国照搬俄国革命模式的破产。
注释：
①
现在地理上一般把地球上的东经160度和西经20度
围成的“经线圈”为地球东西半球的分界线，处于东半
球的地域称为世界的东方，而处于西半球的地域则是
世界的西方。
②
1919年3月成立，1943年解散。继列宁之后，季诺维也
夫、布哈林先后担任过共产国际领导人，1935-1943年
由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担任主席。
③
参见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第
162-163页。
④
关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以前的说
法是把“武器交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见
(俄)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
料编刊出版社，1980年，第286页。实际上联共(布)和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既带来了书籍，也带来了武器。
参见王占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关系
论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5期。
⑤
五卅运动和和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时，共产国际执委
和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等共同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
的工人与东方被压迫人民全力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
1926年2、3月间，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全会第一
次专门就中国革命问题通过决议，对中国工人运动给
予了充分肯定。参见(匈)贝拉?库恩主编：《共产国际文
件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65年，第311-316页。
⑥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详尽阐述
了这一情况。详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
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0-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