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美国汉学界的语境中，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其在美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值得探寻。按照时间顺序，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经历了发轫期，发达期和稳定期三个阶段，其在西方世界能传播和经典性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美国汉学；跨文化传播：语境；文化互动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182-05
始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汉学研究，最早的组成成员是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群体，他们的主要贡献是根据自己在中国的见闻，通过札记、书信、回忆录、随笔等形式予以记录，传递异域东方的人文地理、社会生活以及历史文化。他们对此所做出的研究更多是结合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针对眼中所看到的中国社会阐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这是一种原生态的研究形式，拉开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序幕。
自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汉学界决心大力培养本土背景的汉学研究者，通过一系列努力，这一群体在整个汉学界所占比例逐步提升。他们在美国学习中国语言，获得与汉学或者中国学相关的学位，其老师大多数是欧洲学者和远东学者。美国汉学界经过这一股新生力量的传承，便更加自然而流畅地与本土语境融合起来。而5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遭遇了很多挫折，由于经历了麦卡锡主义时代，涉及中国的一切研究陷入了遭人唾弃和避之不及的局面。60年代以后，研究力量壮大，研究方式和理念也更加科学和严谨，汉学研究者开始高度重视史料和考证的辅助作用，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暴露出很多弊端，但是成功构建了一种区别于欧洲汉学模式的新型美国汉学。
一、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
跨文化传播的发轫期
美国对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爱默生。19世纪40年代，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思想悄悄地引发了美国众多圈内人士的兴趣。以爱默生为核心人物的美国超验主义俱乐部的著名刊物《日晷》连续刊登了众多东方思想哲人的精华之作，《论语》和《四书》成为了中国先哲思想的代表作，爱默生因对东方异教思想持有足够认真的态度被誉为“美国的孔子”而被人称颂。“1843年是爱默生在汉学上的丰收年，他高兴地得到一本戴维?科利译的《中国古典：通称四书》。这个译本爱默生亲切地称为‘我的中国书’，它不仅提供了更好的孔子版本，而且第一次介绍了孟子。对爱默生来说，孟子是全新的灵感源泉。同年《日晷》10月号上，又刊载了长达六页的‘四书’语录。作为主编的爱默生在序中写道：‘这个译本――它似乎是为学语言而作地练习――是我们迄今为止见到的中国文学中最有价值的贡献。书中的新部分是两卷《孟子》：上孟和下孟，由孔子以后约一百年的孟子所做。
另外一位与中国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美国文学家就是埃兹拉?庞德，他是美国著名诗人、意象派运动主要发起人，与艾略特同为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他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象”的理论，为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做出了显著贡献。1915年，庞德出版了诗歌集《华夏集》，主要是一些自由体中国诗歌的英语翻译，此选集一经出版就获得了众多文学界人士的强烈反映。福特?马多克斯?休弗评价道：“《华夏集》一书中翻译的诗歌具有至高的美感，他们完全符合诗歌理应具备的形象。美是一件宝贵的事物，或许是生命中价值最高的；但是这种将情感完整无缺地予以传递的能力却是更胜一筹。庞德先生的作品兼备了这两种特性。”虽然庞德本人对中文及日文毫无知晓，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能翻译出卓越的诗歌，并且受到英语世界读者的广泛认可和好评。他所采用的方法基本和著名的翻译家林纾一样，就是针对前人所做出的现有译文进行翻译的再加工和美化。这应该是美国汉学界第一次对中国文学领域的翻译和研究。
美国第一篇关于中国文论的文章，应是1922年张彭春发表于同年9月号《日晷》杂志上的《沧浪诗话》的部分英语译文。张彭春原籍天津，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他在“译者注释”中提到，由于这部作品包含丰富的历史性隐喻，因此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大的难度，如果希望从专业性角度对其深入理解，就必须要对其中提到的诗人和诗歌作品进行一些评注工作。但是一般的西方读者阅读译文的目的仅仅是对存在于中国文学中的这一优秀的诗歌批评著作有一个概括性了解，这就是本篇译文的目的，即挑选两部分较少涉及晦涩隐喻和文本线索的段落进行翻译，即“诗法”和“诗辨”的部分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在译文之前的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世纪初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斯宾迦精心撰写的序文，表明张彭春的这篇翻译实际是在他的催促下完成的，并且是第一篇以英语译文方式出现在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批评著作。在这篇序言中，斯宾迦充分展现了自己跨越文化疆界对文学艺术的阐释理念，他认为《沧浪诗话》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是具有纯真性以及异域魅力的，在同一时期的西方文学家的思想观念中会找到一些相互呼应之处，同时希望这篇译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进一步展开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艺术思想的兴趣。另外，他对诗歌在众多文学体裁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象征了人类生命中的精神活动，并且被理解为由精神气质所浸染而不是依赖于机械性的人为标准。诗歌同科学、哲学以及修辞都是不同的范畴，它描述的是最基础的人类感性，像音乐旋律般表达了人类的愉快和悲伤，而并不是十分关注人类的理性和观点。他还谈到了严羽理论中的关键词“悟”，是指通过将诗歌同精神活动相结合而寻找到理解本质性意义的关键之处，并且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将其与印度佛教中的“禅”以及新柏拉图主义中的“狂喜”概念进行类比，认为它们都具有一种神秘的气质。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传入英语世界的过程，可以上溯至17世纪末《论语》英译、孔子的文学观为欧人所知晓之际。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英语世界里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从总体上说进展迟缓。到本世纪50年代以前相关的论著和译著只有张彭春所译严羽《沧浪诗话》(1929)，张氏另著有《严羽的一文，见《日晷》73卷2期(1922)、D，Huff《黄节》(1947)等区区几部，此外便是零星的几篇论文。”笔者将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传播事实归为发轫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传播的各种形态都处于初级状态，翻译数量较少，覆盖内容有限以及研究性关注缺乏。美国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关注比英国迟了两三百年，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个转折点，是以汉语文本的英语翻译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兴趣聚集在中国文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诗经》、《文赋》以及《沧浪诗话》三篇文本之上。比如陈世骧1951年的《探寻中国文学批评之源》，海陶玮于1952年出版的《韩诗外传――韩婴对(诗经)的教化应用的诠释》，埃兹拉?庞德于1954年在纽约J.Laughlin出版社出版的《诗经》译本，方志彤1951年的《陆机的“文赋”》，以及E.R. 修斯1951年的《陆机的“文赋”：翻译和比较研究》等。
二、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
跨文化传播的发达期
20世纪60年代，随着战争的结束，各国人民都处于疗伤的阶段，并对刚刚逝去的战争记忆犹新。青年一代开始自由追逐自己的理想和个性，积极参加抗议示威运动，表达不满和愤怒，人们的主体价值观是为了民主而争取自己的权利。70年代，中美关系正朝向缓和期过渡，经历了长达20年的中美敌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遥远的中国萌生了更强的好奇心，一切历史遗留下来的猜疑和偏见开始得到融解，双边之间在贸易、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逐渐得到复苏，同时在高等学府中选修汉语的美国青年学生人数也大幅度提高，联邦政府、各种基金会以及各大高等学府在这一时期也为汉学研究投入大量资金，鼓励学者进行与中国相关的各方面研究，帮助购买研究所需的图书文献资料，促进各种研究课题的展开，重视各种学术活动的举办，协助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汉学研究新秀，不断壮大美国汉学研究的力量。此时美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翻译较之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所采取的形式也多样化，包括英语翻译，单个文论家研究，单个文论作品研究，中国文论整体性研究等等。比如海陶玮的《中国文学论题》(1962)，刘若愚的《中国诗艺》(1962)，黄兆杰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1969)，卫德明的《论钟嵘及其(诗品)》(1968)，陈世骧的《(诗经)：在中国文学史和诗学中的文体学意义》f1969)等等。通过对以上举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的观察，笔者发现这些作者中的大多数早已经成为知名的汉学家，这一时期的成果大多是他们的博士论文或者早期作品。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全美从事中国学研究的教员和研究人员接近600人，相关研究机构有23个，开展汉语教学的高等院校已达108所，而从这些机构获取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的专业中国研究人才达到3 000多名。这些数字告诉人们，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的传播速度是很快的。甚至于在这一阶段，一些美国学人感受到了西方家园所宣扬的价值观已经不再适用于人类的发展，而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欣赏其对人与人及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统一、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的追寻，期望从中找到一条重建西方人文价值理念的途径。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出现了很多问题，萧公权曾经回忆：“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明在《书石川卷》中所说：‘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美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大批研究成果出现。研究者数量增多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阶段从美国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毕业的人数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大批的美国访华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当面交流，这样的契机为美国汉学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素材和更好的研究土壤。
这一长达30年的历史时期被笔者视为发达期，翻译和研究作品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所涉及的古代文论作品范围扩大，一些经典性代表作得到深入研究，观察视角和思维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代表性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作品有：陈世骧的《论中国抒情传统》(1971)；白芝的《中国文学类型研究》(1974)；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艺精华》(19791：《走向中西文学理论的融合》(1977)；《语际批评家：阐释中国诗歌》(1982)；《语言―一障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倪豪士的《中国文学论文选》(1976)；《柳宗元》(1973)；《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1986)；李又安的《中国文学方法――从孔子到梁启超》(1978)；《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国文学批评研究》(1977)；马幼垣的《孔子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古希腊的比较》(1970)；缪文杰的《东汉末期的文学批评》(1972)；富瑟克的《曹丕的诗歌》(1975)：吉布斯的《的文学理论》(1970)：叶嘉莹的《钟嵘(诗品)中的理论，标准与诗歌批评实践》(1978)；菲斯克的《中国中世纪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题：模仿性、互文性、比喻性及突出性》(1976)；罗伯逊的《传达有价之物：司空图诗学与(二十四诗品)》(1972)；余宝琳的《司空图(诗品)：诗歌形式的诗学理论》(1978)；《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1978)；《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意象阐释》(1987)：《中国文学理论的形式特征》f1983)；叶维廉的《严羽和宋代诗学》(1970)；林理彰的《正统与启蒙：王士祯的诗学与其先行者》(1971)i王靖献的《钟鼓集》(1974)；布什的《中国艺术理论》(1983)；张隆溪的《语言与阐释：东西比较诗学研究》(1989)；黄兆杰的《王夫之论著中的‘情’与‘景’》(1978)；康达维的《文选》(1982)；PY邵的《作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修辞学家的刘勰》(1982)；宇文所安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1985)；缪文杰的《中国诗歌和诗学研究》f1978)；等等。
三、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
跨文化传播的稳定期
新旧世纪之交，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美国汉学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翻译代表性作品有欧阳桢的《透明之眼：对翻译、中国文学和比较诗学的思考》(1993)，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1992)《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年》(1996)，吴小周的《中西文学类型理论与批评比较研究》(1990)，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1992)，赵和平《：中国早期写作修辞论》(1993)，许小青的《作为宋代文学批评形式的“诗话”》(1991)，王靖字的《中国清代文学批评》(1993)，陈瑞山的《注译》(1996)，蔡宗齐的《一种文学精神：中的文化、创新和修辞》(2001)《比较诗学的构造：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三个视角》(2002)《中国美学：六朝文学、艺术以及宇宙的秩序》(2004)《怎样阅读中国诗歌》(2007)，欧阳桢和林耀夫的《翻译中国文学》(1995)，梅维恒的《哥伦比亚传统中国文学选集》(1994)，《哥伦比亚中国文学选集》(2001)，闵福德和刘绍铭的《含英咀华集》(20001，苏源熙的《中国美学问题》(1993)，叶威廉的《地域的融合：中西诗学对话》(1993)，朱耀伟的《从西方视角阅读传统中国诗学：三种可模仿情况》(1993)，余宝琳的《批评理 论和中国文学研究的再思考》(1994)。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建立在发达期的基础上，美国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人员、场所以及藏书资源呈现出平稳上升但速度放缓的趋势，目前的相关硬件条件基本能够满足古代文论研究的需要，具体传播事实更展现出成熟稳重的气质。稳定期的古代文论研究不仅在研究范围和体察深度方面得以拓展，并且在具体实施手段和审视视角方面获得了突破，与传统的书面研究相比，更为直接和透明的会议或座谈性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并且在成果出版形式以及研究思路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美国中国古代文论专著和译注出现了以下三种代表性形态：第一种是交流研计性质学术会议对某一会议主题所提交的论文，比如欧阳桢和林耀夫所编辑的《翻译中国文学》就是汇百家之言的论文集。1990年11月，蒋经国基金会、台湾国立大学以及文化发展和计划委员会共同举办了第一届关于中国文学翻译的世界性学术会议，海内外40余名中国文学学者齐聚台北参与会议，递交论文，交换研究思想和心得。在11月19日到11月21日的三天会议时间内，一共有百余篇论文获得展示，由于篇幅有限，这本论文集仅挑选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第二种是从比较诗学的整体性角度思考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的关联和冲突，比如蔡宗齐《比较诗学的构造：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三个视角》，在本书中，他首先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两种文学理论思想放置在一个平衡的范畴之中，追溯了它们的历史性发展轨迹，各自独特的思维导向，以及具体的文化系统。文中着重对一些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典型性表征两种文学思想的术语，命题以及宗旨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旨在凭借这些主题性研究的突破口，展开对中西方诗学关系的研究，从而建构中西方比较诗学的平衡状态。第三种是以选集的形式，以及历史年代的顺序划分收集一些翻译和研究成果。比如《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年》，这部选集的目的是为了呈现出文学传统，而不是一种静态的在年代顺序上的重新安排，而是将所有文本视为一个大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在“传统文学理论”一节中，作者谈到中国传统和其他很多文明一样，文学批评理论作品是和文学作品共同生成的。这些理论作品的价值在于告诉人们文学是如何构思而成的，又是应该怎样阅读和欣赏。作者主要关注了曹丕、刘勰和陆机的文学思想，并且对《文赋》的全文，以及《文心雕龙》的“原道”“神思”“体性“‘通变”“隐秀”篇进行了翻译。
四、结语
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性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凝聚着从先秦开始，无数文人学士在中国文学世界中驰骋探索的知识性结果。针对文学作品、作家以及相应文学现象阐述自我的观点，抒发思想情愫，建构文学思想和文学作品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密联系。然而，中国古代文论是结合了佛教文化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整体性而逐渐自我发展而成的，其在西方世界传播和经典性的形成仍然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顾明栋谈到自己应英语世界权威性文学理论选集《诺顿文学理论选集》主编里奇的邀请担任中国文学理论板块特别顾问的经历：“为了体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论传统，笔者原打算推荐一位古代文论家。像大多数学者会想到的那样，笔者选了刘勰，推荐了《原道》、《神思》、《体性》、《风骨》等几篇，供编委会挑选。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竟然一篇也没选中。笔者又推荐了陆机的《文赋》和叶燮的《原诗》，结果仍然没有选中。大多数编委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由于历史、文化、思想和写法的特点，其概念、名称、术语、观点以及用典等，即使加以详细的注释，西方读者也未必能理解。而且古代文论偏重感悟式评点，虽有独到见解和精辟的思想，但常常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没有进行深入持续的探讨，不合诺顿文选的编辑方针。的确，这样的结果和现实是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所不想看到的，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理论性表征，中国文论一直渴望获得在中西方语境之间平等地对话交流，相互地知识性汲取以及广泛地融合性运用。又如殷国明对中国文论所具有的普世性价值的阐释：“普世价值是在近代以来跨文化语境中生发的，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类共通的、普遍的、可以共享的、有益于整个世界的文化价值观念，它不仅是任何一种理论学说的灵魂，而且也是连接和沟通人类心灵的基础和桥梁。显然，这种普世价值理念及其追寻，在一种封闭和偏狭的文化语境中是不会引人注目的，因为在封闭和偏狭的文化语境中，价值是自明自在的，不存在文化认知和认同的障碍，是不需要敞开和弘扬的；只有在跨文化语境中，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和比较中，才能凸显出自己的面貌。换句话说，普世价值不仅是超越理论逻辑、体系、范畴、方法、框架和话语的一种人文指标，而且是在跨文化语境中不断被发现和创造的精神愿景，其存在闪烁着人类理想的光亮。”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依据历史年代的划分，可以被归纳为以上三个主要的阶段。虽然目前处于稳定的时期，但是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索，期待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更好地定位这种存在于中西方文学思想或理论之间却甚难觉察的普世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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