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宋词审稿笔记》真实记录了唐圭璋先生修纂《全宋词》的重重艰辛和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在面临“文献资料常有不足、获取不便”，“传世文献多有舛误、不可信据”，“词人时代不明、难以编次”，“词作文字多异、真伪难辨”等诸多困难的情况下，唐先生以坚韧的学术毅力和严谨的学术精神，筚路蓝缕，以一人之力修纂完成有宋一代词作总集，成为百年来词学界最大之盛举。通过《全宋词审稿笔记》，我们还可以深刻体会到唐先生“对朋友极度信任”、“对待学术极度认真与严谨”、“自身极度谦逊”、“面对批评极为大度与宽容”等崇高的人格风范。
关键词：《全宋词审稿笔记》；《全宋词》；唐圭璋；人格风范
中图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1－0120－08 收稿日期：2011－10－20
作者简介：潘明福，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313000；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430072：王兆鹏，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430072
唐圭璋先生以一人之力，前后历经三十馀年，完备搜罗有宋一代词作总集而成《全宋词》，是百年来词学界最大之盛举。《全宋词》共收录宋代词人1300多家，词作(含残篇)共2万馀首，几近《全唐诗》之半数。然《全唐诗》乃在清廷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集翰林名士十人，在季振宜《全唐诗》与胡震亨《唐音统签》等已将唐代诗歌几近搜罗完备的现有成果基础上，历时一年多方才编就。即使如此，仍舛误颇多。与之相较，《全宋词》则精善得多。学界皆盛赞《全宋词》汇成之壮举，亦多知其修纂之不易。然个中的具体艰辛，只有唐先生自己知晓。唐先生为人谦逊，虽有壮举却从不张扬，修纂如此浩大的断代文学总集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从未向外人道及。随着唐先生的仙逝，《全宋词》修纂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与种种艰辛，似乎要永远被历史所尘封了。万幸的是，《全宋词审稿笔记》(王仲闻主撰，唐圭璋批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以下简称《笔记》)的发现与出版，为我们了解和还原唐先生修纂《全宋词》的过程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我们不揣谫陋，试图从《笔记》中寻觅唐先生当年修纂《全宋词》的重重艰辛和种种努力，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唐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风范。
《笔记》近二十万字，其中唐先生的批注约有二、三万字，从这些批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唐先生在修纂《全宋词》时所遇到的“文献资料常有不足、获取不便”，“传世文献多有舛误、不可信据”，“词人时代不明、难以编次”，“词作文字多异、真伪难辨”等诸多困难以及唐先生为克服这些困难所作的种种努力。
一、文献匮乏与唐先生之多方求索
我们知道，编纂断代总集，必须竭泽而渔，而竭泽而渔的前提，必须要有充足的文献资料来源。对于《全宋词》的修纂而言，必须全面掌握有宋一代所有与宋代词人、词作相关的文献资料，同时还须掌握宋以后历代与宋词相关的所有总集、词选、笔记、方志、谱牒、金石等文献材料，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全唐诗》在编纂时，纵有清廷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内府所存珍贵的“半成品”及十倍于《全宋词》的编者队伍作为强大后盾，仍然遗漏甚夥，舛误颇多，而唐先生在修纂《全宋词》时，直接可资以利用的文献资源仅有自身有限的藏书和南京龙蟠里图书馆的一些善本古籍。这些有限的文献材料，对于完备搜罗有宋一代的词作，是远远不够的。因而，所能寓目的文献资料的不足，是唐先生修纂《全宋词》时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这种困难，我们透过《笔记》常可发现：
王仲闻先生审稿意见(以下简称[王
审])：《全宋词》所收之中纯、王娇娘词文字，
不知所据所(何)本，既不似《娇红传》，亦不
似《娇红记》，请即将原来根据的版本查示，
以便改正文字。唐圭璋先生批注(以下简称
[唐批])：目前我看不到《娇红传》，只看到刘
东生的《娇红记》和孟称舜的《娇红记》。(第
322页)
[王审]：《翰墨大全》、《永乐大典》均有
词可补。先生最近经此间告知后从《词谱》
所补，以及《全宋词》内原引(从赵万里辑本
及《花草粹编》转引)之《翰墨大全》词，实俱
见二。四卷本《翰墨大全》中。[唐批]：二?
四卷本此间无，希望代补。(第356页)
[王审]：谢天瑞《诗馀图谱补遗》一书，
似为先生所未见。[唐批]：此间亦无。(第
388页)
[王审]：《全宋词》有钱继卓《沁园春》
一首，注出《西湖志》……兹查此首见《词综
补遗》卷十五引《西湖志》……检《词综补遗》
引用书目，内有李卫《西湖志》。可否一检此
书查出卷数示知，以便注明。[唐批]：此间
只有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无李卫的
《西湖志》。(第454-455页)
[王审]：曾宏正词一首，《全宋词》不知
其年代，按《词综补遗》引石刻，此词作于淳
祜癸卯。又《词综补遗》所载，与《全宋词》文
字颇有出入。未知《粤西金石略》所载是否
与《全宋词》相符?[唐批]：目前无《粤西金
石略》可查。(第458页)
[王审]：“兹代撰王公明小传如下……
请以宋徐自明《宰辅编年录》核，有无错误，
以便改正。[唐批]：此间无此书。(第517
页)一些我们今天可视作常见的典籍，如《粤西金石略》、《宋宰辅编年录》等，唐先生修纂《全宋词》时，却无处得见。文献取资之窘、典籍寓目之难，可见一斑。即使手头现有的文献，由于各种原因，并不能够随时取用。《笔记》中有唐先生如此一条批注，读之颇令人心酸：
[王审]：张枢密一首，出《事林广记》。
原书未见过，惟似未言此词乃张枢密作，请复
检原书是否乃无名氏作品?[唐批]：原书今
已被偷走。(第209-210页)在可资文献如此困窘的情况下，唐先生并未放弃对《全宋词》的修纂，而是迎难而上，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和顽强的学术毅力，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全宋词》的修纂事业中，此种学术精神，怎不让人深感钦佩而心生景仰?!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米”不足的情况下去做“饭”，采取“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方法似乎也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位严谨而负责任的学者，唐先生决不采取这种做法，而是尽最大可能对著录宋代词人和词作的相关文献进行反复摸排和细致搜索。
对于直接可资利用的现有文献，唐先生尽最大努力做到竭泽而渔，对于每一典籍是否收录宋人词作和具体收录了多少宋人词作等情况一一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工作量之大、耗费时间之多，是一般的研究者无法做到的。这种排查典籍的艰辛，我们从《笔记》中唐先生的几条批注就可以略知一：
我所见到的善本都在南京龙蟠里图(书
馆)，我所见的也都校过。(第1页)
大批四库本都检过。(第92页)
(各丛书中宋元明人笔记)一般(都)检
过。(第92页) 别的且不说，仅“大批四库本都检过”一项，放眼当今学术界，真正能够做到的有几人?不仅如此，对于某些重要典籍，为了保证从中所辑词作的准确性，唐先生经常多次翻检。例如《笔记》第145页载：[王审]：“前以《翰墨大全》所出各词错别字太多，建议重校。”[唐批]：“此间《翰墨大全》校阅遍数很多。”又如《笔记》第476页载：[王审]：“连仲宣词‘郁郁葱葱佳丽’一句‘丽’字，据何本改，是否有误?”[唐批]：“《岁时广记》反复查过，……‘佳丽’确为‘佳气’之讹。”有时，对于同一典籍的诸多版本，为了辑词不出现遗漏，唐先生对该典籍的每种版本都一一翻检、细致取校。例如《笔记》第242页载：[王审]：“闻南京图书馆有《钓台集》多种，据悉各本所收宋人词多寡不一。……请以尊据之本与他本一核，有无《全宋词》遗漏未收之词。”[唐批]：“过去数本都校过，无遗漏未收之词。”
更为可贵的是，有时候为了寻觅词人或词作的一点点信息，唐先生不惜花大力气将词人的文集或相关文献从头到尾细细翻检，一丝不苟。
除了对能够直接取用的文献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翻检和搜罗以外，对于那些手头没有、又无缘直接寓目的典籍，唐先生想尽办法，力求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所需材料。这些途径包括向友人借阅典籍、请友人告知材料和让友人代为寻觅、抄示词作等。
早在《全宋词》编纂之初，唐先生就将自己亲手编定的《全宋词目录》三次印发全国各地，广泛征求意见，得到了包括王仲闻、夏承焘等人的大力支持。夏承焘先生向唐先生提供了汲古阁抄本《绝妙好词》等善本典籍的信息，而王仲闻先生更是“帮助搜集资料，校订真伪，商讨善本、足本问题”。此外，赵万里先生也多次借书或书籍照片给唐先生，对唐先生《全宋词》的修纂有着莫大的帮助，这些信息也可以从《笔记》中得到：
[王审]：景宋本《梅苑》原在何处?现在
何处?[唐批]：原(书)在日本，(我借的是赵
万里的照片)。(第5页)
[王审]：(《全宋词》)卷二八三翁溪园
《酹江月》一首……案《截江网》原书，此首调
作《洞仙歌》，尊稿作《酹江月》，不知据何本?
[唐批]：可能当时据(赵)万里借我的抄本。
(第159页)更为可贵的是，为了保证《全宋词》收录词作的完备与精善，唐先生搜寻文献的视野并不局限在国内，而是把目光扩展至海外，对于一些国内已佚而国外有存的文献典籍，他千方百计联络国外的学术友人，请他们代为查询，并将查询结果抄录、寄示。日本学者芳村弘道等撰写的《从唐圭璋先生的两封信看(全宋词)的编纂过程》一文，就是讲述唐先生写信给当时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友人中田勇次郎，请其代查国内已佚但日本藏存的相关文献典籍，并将所载词人、词作信息抄录寄示一事。这种取资文献扩至海外的例子，在《笔记》中也时能见到。例如，《笔记》第458页载：『王审]：“《事林广记》张魁《踏莎行》一首引自‘癸集’卷三十三……尊据为何种本子?卷数似较多。”[唐批]：“张魁词是抗战前日本人抄寄的，卷数亦采据日本人所开。”
这种广泛网罗和查核文献的做法，一方面保证了《全宋词》的完备和精善，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唐先生为修纂《全宋词》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二、考辨多艰与唐先生之细密寻绎
如果说，“文献资料不足、获取不便”是《全宋词》修纂过程中的一个“宏观困难”的话，那么，与之相较，“文献舛误的辨析”、“词作异文的校正”、“词人生平的考明”、“编次体例的设定”等等，就是众多的“微观困难”。相较于“宏观困难”而言。这些“微观困难”要繁复得多、琐碎得多，有时候。也棘手得多。对于这些众多而又琐碎、棘手的“微观困难”，唐先生没有“不胜其烦”，也没有将其简单处理，而是以严谨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细细地加以梳理、考辨、比对、校核，正如唐先生自己所言：“问题多，应多多求解决，绝无‘不胜其烦’之意。”《笔记》中，随处可见唐先生在解决这些“微观困难”时的严谨态度和细致精神：
[王审]：尊稿内秦观词附录有多首注
云：“皆不详所据”。按其中有若干首见于
《诗馀图谱》所附张?、秦观诗馀内(四库著
录，入存目。)少游诗馀一卷，计一百四十馀
首，多为他书所未载，(其中有十一首确知为
张?作。)《全宋词》不详所据，殆尊驾未阅过
此书也。请检此本一核，并决定溢出各词如
何处理。……此书或只汲古阁原刻初印之
《词苑英华》本《诗馀图谱》附有之。[唐
批]：明人选本采少游词错误最多，也不止张
蜒一种。有的从《草堂诗馀》错起(至正本不
注明，以后就涉前首而误)我们看出来的就
不是《草堂诗馀》错的，那就“不详所据”了。
我所谓“不详所据”，就是不知道错的根源。
只是由他们弄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词
苑英华》本《诗馀图谱》三卷阅过，但无少游
词。鄙意大家词，假的越少越好，《图谱》溢
出词可以不管。(第233页)
[王审]：宋丰之词一首(《小重山》)既
为向?《乐斋词》所未栽，《全宋词》原来考证
实误。此首已自附录卷中移出。[唐批]：向
滴《乐斋词》未载，但宋丰之很可怀疑。
“宋”、“向”，疑形近之误，“丰之”用的(是)
向?字。若然，似亦可补《乐斋词》。《词品》
卷五正作“向丰之”，并云号“乐斋”。(第
343页)
[王审]：《词律》卷八有赵师侠《转调踏
莎行》“宿雨才收”一首，《全宋词》似未收，
《互见表》内亦未见。此首究为何人所作，应
如何处理?[唐批]：此首见赵彦端《介庵
词》，《花草粹编》卷六引作赵介庵，当不误。
《全宋词》于此词“一月五番”下空一格，但
《粹编》不空，作“价”，可据以增补，互见亦可
补。(第571页)《全宋词》在修纂之初，以完备搜罗和录存有宋一代词作为主要目标，对于词人生平小传的关注相对显得薄弱，正如唐先生自己所说：“小传只不过是具(其)大概……因为重点还在词的方面。”(第87页)，“重点在词……(词人)小传原是略记情况，既不可能周全，亦不需要周全。”(第181页)“关于小传，原不在于完备，只略举行实而已。”(第567页)但这样说，不等于唐先生不重视词人的情况，事实上，唐先生只是主张对生平信息比较确定的词人不必去大费周章地撰写小传，因为《全宋词》毕竟不是《词人年谱》或《词人评传》之类的书，词作的录存还是第一位的，应该说，唐先生的这一指导思想总体上是对的。但对于那些基本生平信息不能确定的词人，唐先生决不敷衍了事，而是花大力气，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考辨，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或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兹举一例，以证唐先生于词人方面用力之勤：
宋代名“李洪”者，有《芸庵类稿》之“李洪”，《李氏花萼集》之“李洪”，还有《景定建康志》卷 二十六《淮西总领题名》所列之“李洪”。这三者或者其中二者，是否有“为同一人”之可能?若不为同一人，他们之间是否有关系?这些问题，在唐先生之前始终没有人搞清楚。为了澄清这些问题，唐先生不厌其烦，潜下心来，仔细核查和比对《四库全书总目》、《疆村丛书》、《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等文献，对“李洪”的相关情况作了细致的考辨，并提出了合理的解决办法，其所作之剖析相当精彩：
《四库总目》卷一百六十云：“《芸庵类
稿》六卷(《永乐大典》本)，宋李洪撰。洪姓
名不著于史，诸家书目亦未栽，有是集……”
其下引陈贵谦序谓洪乃李正民之子。
这里可见《四库提要》不认为此李洪就
是《花萼集》的李洪，而且如果是《花萼集》的
李洪。“子大”的字也不会不提的。可是下面
又说李正民之子，这就混乱起来了。邓广铭
据劳格说，以为《花萼集》作者是广陵人，这
与《提要》所言的李洪是不合的。《提要》如
以为是《花萼集》的李洪，它不会不提《花萼
集》的。
《疆村丛书》收《芸庵诗馀》，下注：昭武
李洪耘叟
这与《四库提要》也不舍，四库只著李
洪，并未言昭武人，又未言号耘叟。而且《提
要》言李正民之子，怎么会又题昭武呢。如
果这样，以李洪为名，是昭武一李洪，《花萼
集》又一李洪，《全宋词》应有两李洪。实际
所谓昭武李洪，并不叫李洪，叫李芸子。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十载李耘叟《木
兰花慢》一词，有小传云：“李耘叟名芸子，号
芳洲，昭武人……”这不是很清楚的说明李
芸子是昭武人(吗)?(其中)并没有李洪的
话。……
《芸庵诗馀》第一首《木兰花慢》正是《花
庵》所录的李耘叟词，所以只少这一首不是
《芸庵诗馀》。
《四库提要》云李洪撰《芸庵类稿》，但不
提起有《花萼集》。《花庵词选》在选《花萼
集》时，也未提到李洪有《芸庵类稿》或《芸庵
诗馀》，只言李子大名洪，并未言“芸庵”之
号。这些地方还是接不上头。李氏弟兄五
人，究竞是同胞弟兄，还是叔伯弟兄，也不尽
详。……如果以《四库提要》为据，以为李洪
乃李正民之子，那末，《芸庵诗馀》不是要与
《花萼集》里的李洪词合并吗?鄙意不为合
并，可分三类：李子大之李洪；《芸庵诗
馀》之李洪；李芸子。(第592-593页)
作为汇聚有宋一代词作的总集，《全宋词》的首要标准肯定是“全”，但“全”必须是有原则的“全”，而不是无标准的“全”。唐先生搜罗宋代词作，严守原则，那就是：只有确认为宋人的作品，方可录入《全宋词》，对于那些作者时代不明的词作，在搞清楚作者实际生活年代之前，宁可阙而不录，此举保证了《全宋词》的纯粹性和学术质量。从《笔记》中，经常可以见出唐先生的这一修纂原则和指导思想：
[王审]：《广群芳谱》所收各词，《全宋
词》已引有若干首，下列各首已否收入?或
已附录并在《互见表》内注明?[唐批]：以前
校对过《广群芳谱》，全不可靠。不过一时也
查不出来。鄙意如查不出来，就不必用它。
少一首错的也是好。(第37页)
[王审]：《草堂诗馀续集》卷上有止禅师
《卜算子?离思》一首……此首如为宋人词，
则《全宋词》似漏收。[唐批]：《草堂诗馀续
集》其中类杂有元人张宏范、赵子昂、明人
……词，止禅师何人亦不评，不如不收。(第
91页)
[王审]：《草堂诗馀续集》卷上有欧阳永
叔《浣溪沙》……米元章《浼溪沙》……黄山
谷《菩萨蛮》……欧阳永叔《浪淘沙》……似
俱未收入《全宋词》。(《互见表》内似亦
无。)请考虑可否补收。[唐批]：其中恐有混
乱之作，连少游无问题的也会错为欧词，其他
可知。不过一时也不可能确切辨明，只(最)
多只能做(作)为附录。(第91页)
[王审]：《(永乐)大典》五八三九“花”
字韵引《绿窗谈薮》《念奴娇》词一首，《绿窗
谈薮》为何书?有无著录?可否认作宋人作
品?[唐批]：不知是否宋人书，也不知是否
宋人词。既不详，似可不收。(第394页)
[王审]：《(永乐)大典》一四三八一
“寄”字韵有……僧大伟《沁园春?寄紫泉》
一首……僧大伟不知为何人?是否宋人?
[唐批]：僧大伟不知是否宋人?凡不能证为
宋人，是否可不收?(第397页)这种严谨而审慎的录词态度，为《全宋词》成为精品之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知道，《全宋词》是一部优秀的文献典籍，同时也是供人阅读和学习宋词的读本，惟其如此，它必须具备文献的内容严谨和读本的文字明畅的双重特性。要让这两方面的要求并行不悖，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唐先生则以其卓越的识见和通脱的理念很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
在《笔记》中，经常可以看到王仲闻先生这样的批评：“《全宋词》稿，有若干家词似未用善本，如辛稼轩词不用元大德本或汲古阁景宋抄本……见于四库者多不用《永乐大典》辑出之四库原本而用《疆村丛书》本……周邦彦词不用宋本《片玉集》而用四印斋本……姜白石词不用陆钟辉本……《翰墨大全》不用二百零四卷本而用一百二十七卷本……魏鹤山词不用宋刻全集本而用武进陶氏本……陈简斋词亦不用宋本而用疆村本……《全宋词》屡引毛校本，乃(而)柳永词不用(所用疆村本即源出毛校)……苏词不用元延?本、宋曾?本、宋傅斡注本而用疆村本。”(第93页)而唐先生则批注云：“关于版本，鄙意与尊处意见有差。鄙意为了可读，有时宁不取宋元本而取近人王半塘、朱疆村的精校本。根据他们校正的文字即可，不必要用他们的本子。”又云：“择善而从也是一例，讲版本又是一例，就是错的也不能动。《全宋词》主要在校正错字，不在保存错字。”(第93页)客观而言，王仲闻先生和唐圭璋先生二人的意见都对，王先生是从文献学家编纂文献类典籍的角度出发的，而唐先生则兼顾了文献典籍和文献普及读本两个方面。相较而言，唐先生显得更为通脱。
《全宋词》修纂过程中，还有许多发凡起例之举。如在相关作者后设置“存目词”，以录存误题该作者的词，并指出该词的真正作者及依据。此外。“凡其词非宋人作品，不见于是编其他作者名下者，另附录备考。其疑而不能决者互见之。”在编次方面“以作者为经，以时代先后为序。凡生年可考者，以生年为序；生年不可考而卒年可考者，以卒年为参；生卒年不可考而知其登第年者，以登第年为序；三者俱无可考而知其交往酬和者，以所交往酬和者之时代为参。一无可考者，参其作品所出之书成书时代……无名氏词俱次于编末，亦以作品所出之书成书时代为序。”这种编纂体例的创设，对此后的断代文学总集的编纂和校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典范意义。《全宋词》此种完善的编纂体例，是和唐先生严谨的编纂理念 分不开的。这种编纂理念在《笔记》中时有显现：
[王审]：《全宋词》词人编次有问题者甚
多。如一一提出请教，恐先生将不胜其烦。
[唐批]：问题多，应多多求解决，绝无“不胜
其烦”之意。问题在于无根据、大体不知事
迹的作家，以见于一书为据。如《梅苑》中一
批人放在一起，《阳春白雪》一批人放在一
起，其他如《翰墨全书》、《花草粹编》也是这
样。(第64页)
[王审]：《乐府雅词拾遗》卷上《卜算
子》“春浅借和风”一首，无名氏作，顷已得其
主名，乃出董颖《霜杰集》，见《永乐大典》
“席”字韵。当从无名氏卷内删去。[唐批]：
是否于董颖此首下，也注一下：《拾遗》作无
名氏。以免后人再据《拾遗》来补无名氏。
(第424页)
[王审]：有若干首在《乐府雅词》无姓氏
(秦本、伍本不计)而在《花庵词选》则有名
氏，应如何处理?[唐批]：鄙意也可依《花
庵》，但也须注一句：今本《雅词》无姓氏。
(第569页)
[王审]：《全宋词》原来分卷，不知以何
为标准……。[唐批]：不论首数。大致：1.
保持原词卷数；2.分组入卷，如《阳春白雪》
的人归在一卷，《翰墨全书》的人归在一卷
……。(第599页)以上仅是基于《笔记》所见，对唐先生修纂《全宋词》的艰辛以及唐先生所作的努力及其贡献作一番简单的陈述。
三、为学严谨与唐先生之为人宽容
透过《笔记》，我们还可以瞻仰到唐先生高尚的人格风范。这种人格风范主要表现在对朋友的极度信任、对待学术的极度认真与严谨、自身的极度谦逊和面对批评的极为大度与宽容等方面。
在《笔记》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唐先生“若有不妥，请径改”，“若误，请径删”之类的批注。如《笔记》第84页载：[王审]：“岳飞：小传云：‘河南北诸路招讨使’，疑误，(与《宋史》不同)，不知所本。”[唐批]：“不记所本，如有误，请径删。”又如，《笔记》第176页载：[王审]：“《诗人玉屑》卷二十一有戴石屏送姚雪篷之贬所《沁园春》断句……拟补入《全宋词》稿内戴复古词后，附录词之前。是否同意?”[唐批]：“毫无问题，完全同意。”再如，《笔记》第558页载：[王审]：“《全宋词》中晏殊、欧阳修、张先等互见之词，原断定为误入者，除非已有可靠证据，已一律改为不下断语，以免流于武断。其他各家词互见者，亦同样更改按语。先生同意更改，所有已改之按语，需否送请先生逐一审核，以免或与尊考原意相违。”[唐批]：“同意更改。不必送下再核。”从唐先生的这些批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唐先生对友人王仲闻先生的充分信任。
从《笔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于王仲闻先生的每一次质疑，或者每一次提出进行查核的要求，只要条件允许，唐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次次翻检相关典籍，一丝不苟地进行校核，并把校核结果通报给王仲闻先生，犹如在老师督促下的一个小学生，认真而细致，丝毫不敢懈怠。例如，《笔记》第37-38页，王仲闻先生据《广群芳谱》列出14首词，请唐先生查核，唐先生虽然写了“以前校对过《广群芳谱》，全不可靠”的批注，但还是一丝不苟地对这14首词一一进行了认真校核，查考出这14首词的真正归属。又如，《笔记》第285页载：[王审]：“《景定建康志》中有无侯真知建康府之记载?”[唐批]：“检过《建康志》，无侯真知建康府之记载。”再如，《笔记》第408页载：[王审]：“《翰墨全书》后戊集卷一尚有词断句……请据尊据较善之《翰墨全书》本子一核。”[唐批]：“查过元刊本127卷本……四则断句文字同。”即使生病住院期间，收到王仲闻先生的质疑，唐先生依然严谨而认真地对待，《笔记》第594页唐先生“容出院查得奉告”的批注，就让我们肃然起敬!
唐先生为人极为谦逊。当王仲闻先生写下一些词人的生年，请唐先生核示有无不妥时，唐先生写了这样的批注：“阅书少，目前不能辨别妥否。”(第42页)唐先生为了修纂《全宋词》，将能见到的宋及宋以后的相关文献典籍都读遍了，如此还自称“阅书少”，其谦逊和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于此可见一斑。
唐先生人格风范中最为可贵的还在于面对批评时的大度与宽容。王仲闻先生在校订《全宋词》时，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常常会进行毫不客气的批评，批评意见寄到唐先生那里，唐先生非但不生气，而且还非常高兴和感激。常国武先生曾经回忆唐先生曾将王仲闻先生的一封批评《全宋词》中所出现错误的信拿给他看，并且称赞王仲闻先生批评得对。唐先生面对批评的这种大度与宽容，在《笔记》中常可见到：例如《笔记》第235页载：[王审]：“王之望词附录《捣练子》三首，《全宋词》只知其出自《词综补遗》，而不知其出自《历代诗馀》卷一；《全宋词》‘《花草粹编》无名氏’卷内《极相思》一首，《全宋词》不知其已见《圣求词》；秦观《调笑令》‘柳岸、水清浅’一首，不知其《历代诗馀》卷三误作孙光宪；王师锡《如梦令》一首不知其或作‘王容溪’；晁公武一首，不知《阳春白雪》原注：‘一作戴平之’……陆游《江月晃重山》一首，亦不知其出自《词林万选》。”[唐批]：“所举不知之处，确是实情。尊处既已明其误处，请代加按语。”又如，《笔记》第464页载：[王审]：“稿内文字错误极多……未经细心的校对……文字张冠李戴。”[唐批]：“主观是仔细校对，但忽略过去不能说没有，又何敢以‘秋风扫落叶’自己掩饰。”有时候，王先生的批评非常严厉，毫不客气，如《笔记》第280页载：[王审]：“宋丰之，向丰之，问题不在于‘丰之’二字，而在于‘宋’字与‘向’字。同名姓者尚非一人，何况名同姓不同。(如《全宋词》造成大错之北宋吴淑姬与南宋吴淑姬、绍兴李南金与宝庆李南金)。先生前以延安李氏为即延安夫人苏氏，亦只据其‘延安’二字相同而未注意其姓李姓苏以致造成大错。以‘向丰之’为‘宋丰之’，完全假设，毫无科学依据，此假设似无法成立。”唐先生见后毫不生气，而是细细地加以解释：“二人可怀疑的程度还很大，词只云向丰之号乐斋……词只是作向丰之，究竟有无宋丰之其人还是一疑问。”有时候，王先生的批评并不十分准确，如《笔记》第290页载：[王审]：“韩元吉词注出‘朱本《南涧甲乙稿》卷七’，尊示云：‘朱本原注如此。朱本即据聚珍本，并无二致。’按所谓朱本，即《疆村丛书》本。《疆村丛书》中只有《南涧诗馀》，并无《南涧甲乙稿》。《南涧诗馀》之词录自《南涧甲乙稿》、《花庵词选》、《阳春白雪》、《全芳备祖》及《截江网》。此外别无朱本《南涧甲乙稿》。朱本原注亦未引朱本《南涧甲乙稿》。总而言之，应当只有聚珍本《南涧甲乙稿》，或朱本《南涧诗馀》。(《南涧甲乙稿》是韩之全集。疆村未刊，所刊者乃《南涧诗馀》，似不能混作一书)《全宋词》原注显系错误……。”[唐批]：“朱本韩词十五页注云：‘右六十四首并见《南涧甲乙稿》卷七’，我所说的，并非不符事实，且亦未忘记‘卷七’二字。为不知者说，改固可以；如为知者说，不改亦不见得不懂。《南涧诗馀》亦是朱公杜撰，《甲乙稿》卷七亦无此名。”从这里可以看出，王仲闻先生的话中有错怪唐先生的成分，但唐先生并没有因王仲闻先生的错怪而生气，而是摆出证据，细细说明，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要知道，在当时，唐先生已经是名扬全国的大学者、著名词学专家，而王仲闻先生只是中华书局暂时聘请的一个“临时工”。一位著名专家受到一名“临时工”如此毫不客气地批评甚至是误解，却能表现出如此宽广的胸襟，不能不令人敬佩!
斯人已矣!大师远去!今天的我们，只能从《笔记》所录存的手迹中去感知一代词学大师在修纂《全宋词》时的重重艰辛和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唐先生坚韧的学术探索、执著的学术追求和崇高的人格风范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责任编辑：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