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我接到一个请柬，邀我参加梁山岭村小学的一个庆典。 我亲自驾车去了，没想水泥路一直通到了村小学。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学校白墙红瓦，明窗几净，美化得像一个公园，大理石护栏围墙，崭新的塑胶操场。我暗暗感叹城里学校也没这么富丽堂皇啊。
一个熟悉的身影飘了过来，一身白裙，胡老师，欢迎光临！
我有点愣怔，那个满身富贵的少妇熟悉而又陌生。
我是茶花呀，忘了？哈哈！声音如风铃碰撞。
茶花？我握住她的手张大了嘴巴。思绪回到了二十年前。
当年，我师范毕业被分到了离县城百余里的梁山岭村小学。学校坐落在海拔五千米的半山腰里，没有公路，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偏僻而寒冷。对于我这个城里长大的人来说，无疑像一下子跌回到了原始社会。
当我独自徜徉在满山黄叶中自叹自怜时，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飘然而至，就像那树山茶花开得最盛的那一朵。
你是胡老师吧？姑娘大大的眼睛和白得晃人的脸与山野的枯黄景致格格不入。
我以为她是附近哪个学校的老师，没想她咧嘴一笑，用手向下一指，说她家就在山脚下，不远。她说叫茶花，是桃花的姐姐。桃花是我班的一个女生，瘦瘦的黑黑的，一点不像桃花。
从此，她隔三岔五拿些地里种的蔬菜，还帮我做晚饭，然后浅浅一笑，下山走了，像一朵山茶花开在山林云雾里。
当那朵洁白的山茶花在我的心里开得摇曳生姿时，我校的那个民办老师大妈提醒我，说前几任老师都被她搞得声名狼藉，小心点好。
虽然半信半疑，但有道是唾沫星子淹死人啊。从此，我天天步行两个多小时的山路住到街上同学那里，不再住校。
在第二个秋天来临的时候，因为调离无望，我早早地回到了学校，没想从我眼前消失了近一年的茶花似在等我一般，突然跳进我屋里拉了我就往外走。
茶花依然一袭白裙，高挺的胸脯一起一伏，呼吸很响。
我知道你也把我当坏女人，我跟五个像你一样的老师煮过饭，还跟一个老师有过那事。茶花坐了下来，抱着膝，下巴搁在膝上。
四年前，学校来了一个姓郑的老师，十八岁，瘦高高的，很帅很白，声音柔柔的，手指细长。当时班上刚刚动员来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国家要求“普六”达“三会”。她就是茶花，十六岁了读三年级照样读不走，于是郑老师就天天留下她补课，茶花很懂事很勤快，作业完了就给老师打扫卫生做饭洗衣，然后一起钻山林。老师为她头上戴花，她为老师上树掏鸟蛋，为他捡蘑菇改善生活，老师笑了，寂寞被纯真的快乐遣散。
终于有一天，老师将她按到在地上，亲了她。后来她也喜欢上了老师，一天不见就像丢了魂似的。没想春节之后，老师没有回来，听说调走了，连招呼也没打一个。她没再上学，班上的老师一年半载就换，一连换了五个，我是第六个。
茶花讲完了，仰着头，盯着那树茶花，泪光闪闪。
为啥要把我当坏女人呢？茶花似在梦语又似在询问。
我要走了，我男人的高中同学在深圳开厂，喊他去帮忙，结婚后就走。老师，等我发了财，我要把这里修成最好的学校，让来了的老师都舍不得走。
茶花走了，就像天际消失的一缕红霞。
“胡老师，这位是我先生。”
“你好，我姓郑。”她的先生也和我热情握手。他戴着眼镜，瘦高高的，很帅很白，手指细长，声音听起来柔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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