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楚辞研究领域中，受出土文献影响最大的，莫如宋玉研究。“唐勒赋残简”的出土，为我们研究传世的宋玉赋真伪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参照物。同时，出土文献在广阔的层面，给辞赋研究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资料。其中很重要的是关于社会思想史、学术史方面的资料。近十年来的出土文献内容丰富，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方面的确凿证据，从而使我们对屈宋辞赋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一些长期争议不休的问题也因此得以顺利解决。
关键词：出土文献；确凿证据；宋玉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167-05
20世纪的宋玉研究，是充满悲喜剧色彩的一个领域。关于这100年来的研究概况，近来连续有吴广平、金荣权等先生作了颇为全面的概述及分析。本文不拟在这方面多费笔墨，仅就出土文献与宋玉研究这一问题谈点新的看法。
毫无疑问，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大量楚文物与文献资料的出土，使我们得以在楚文化、楚辞等研究领域中获得了更多珍贵的资料，从而更新了我们的知识，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得以提出更加扎实的理论思考。就整体方面而言，受出土文献影响最大的，莫如宋玉研究。虽然，提出这个话题，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有关宋玉赋真伪的讨论，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研究宋玉及其作品的前提。但是，除此之外，宋玉研究的诸多方面，也同样与出土文物及文献资料关系极大。
一
宋玉作品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其作品的真伪问题。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屈宋并称，本无多少争议。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高度赞美了屈原的人格，而对宋玉却着墨不多，但司马迁从文学上的评价却是准确的。他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著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皆好辞而以赋著称”一句，十分清楚地指出宋玉传承的是“辞”，而成就最大的是“赋”。这是千古不易之论。
然而，20世纪初，我国学术界“疑古风”大煽，先秦领域尤其是重灾区：举凡存世之作，皆列入怀疑之列。《老子》、《列子》、《鹗冠子》、《左传》、《礼记》、《尚书》等等，无不如此。文学领域也自然是在劫难逃，屈原否定论被提出，屈原作品成了所谓秦博士之“仙真人诗”；宋玉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学者们提出一大串理由来否定他对传世赋作的著作权，其被公认的作品，仅仅是一篇可怜的《九辩》。于是，尽管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人们会想到屈原，但宋玉却可怜兮兮地从人格到作品均遭到了厄运，宋玉研究也由此进入了冰川期。即使在新时期以后，屈原研究很快成为热潮，而宋玉研究依然迟迟未能开展起来。
我们应当感谢考古工作者和古文字学者的努力，是他们的成果让我们得以纠正上述那些错误的结论。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先秦典籍，其中有一篇被称为“唐勒赋残简”(今学者多以为应称为《御赋》)。正是这篇作品的出土，为我们研究传世的宋玉赋真伪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参照物。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众多学者进入了宋玉研究领域，并取得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最早对《唐勒赋》残简进行研究的学者如谭家健、李学勤、朱碧莲、郑良树、赵逵夫、汤漳平、廖明春等，他们着重对《唐勒赋》残简与传世的宋玉赋进行比较，从而否定了过去认为先秦时代不可能产生传世的宋玉赋作的错误结论，为进一步开展宋玉研究搬开了拦路石。此后，如一些学者所言，20世纪90年代，宋玉研究成了楚辞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热点领域。1999年，台湾师范大学高秋凤博士出版其博士论文《宋玉作品真伪考》。此书在吸收此前多位学者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又补充了大量证据，对传世的宋玉赋真伪作了系统而充分的论证，被誉之为“考辨宋玉作品真伪的集大成之作”。2001年，吴广平先生的《宋玉集》校注本(岳麓书社2001年8月版)问世。作者以其严谨、细致、认真的态度，在当代的宋玉研究中，提供了一个可信度极高的版本。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此书2004年出版了增订修改本)。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楚辞学界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即传世的收录于《楚辞章句》的《九辩》、昭明《文选》的《对楚王问》、《风赋》、《登徒子好色赋》、《高唐赋》、《神女赋》及《古文苑》中的《钓赋》、《讽赋》、《大言赋》、《小言赋》共10篇赋可确认为宋玉的作品；对作者尚有争议的是《招魂》(《楚辞章句》)、《笛赋》(《古文苑》)、《舞赋》(《古文苑》)、《微咏赋》(《文选补遗》)及临沂银雀山竹简的《御赋》。由此可以说，能够代表宋玉成就的多数作品所有权已经得到了确认。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新世纪以来，宋玉研究的成果日渐丰硕，研究的视野与领域也更加开阔，这些都是十分喜人的。
尤其更加可喜的是，最新的出土文献还正在丰富我们对楚赋尤其是宋玉赋的认识。特别是上海博物馆藏的战国楚竹书，自2001年起，已连续整理编辑出版了八册。早在20世纪末，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对这批竹简内容作介绍时，已经提到该批竹简中除有许多诸子的佚文外，还有佚诗和两篇赋作。参与这批竹简文字整理的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更在其大作《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中指出，上博简中他看到的两篇赋作是《兰赋》、《鹏鸟赋》，但他又说，汉代的贾谊也写过一篇《鹏鸟赋》。这就可能有错误了，因为贾谊的作品中并无《鹏鸟赋》，而只有《鹏鸟赋》，“鹏”是猫头鹰，与大鹏鸟的“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翼若垂天之云”，相差不啻十万八千里。“鹏”之与“鹏”形近，可能因此而致误吧!“鹏鸟”的意象在先秦文化中曾多次出现，如庄子的《逍遥游》、宋玉的《对楚王问》等。所以，出现《鹏鸟赋》应是自然的事；而“兰”又是楚辞赋作品中时常提及的香草，代表芳香高洁的美德与贤人。因此，咏兰、咏鹏的赋作出现，正与楚文化的审美意象吻合。近期，《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之第八辑已出版，其文字介绍中说：
本书共收入楚竹书11篇，完残简共计112枚。全书所涉内容丰富，其中《子道饿》等四篇(濮茅左整理考释)为儒家的重要佚文，《命》、《王居》、《志书乃言》三篇(陈佩芬整理考释)记战国楚王事，皆可补史籍之不足；另有赋《有皇将起》、《兰赋》、《李颂》、《鹞鹣》等四篇(曹锦炎整理考释)，亦可为战国时代赋类作品诸问题的研究提供极好的参考资料。
此则消息令人振奋。虽然所说的四篇赋没有包括《鹏鸟赋》，但此四篇赋作和屈宋的时代大体相同，比起《唐勒赋》残简，也更直接。毕竟《唐勒赋》残简出自西汉前期的墓葬，而上博简却是前300年左右，正是楚辞的兴盛期。《楚辞》中的《九章》有《橘颂》，这四篇作品中则有《李颂》。我想这四篇作品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信息，它对于我们了解宋玉及其同时代的其他赋作者的情况，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
在确证了作品真伪之后，便是对作品内容的研 究。说实在的，尽管我们的研究者从历代传世的各种书籍中找到了一些有关宋玉的零星记载，但实事求是说，这些记载对于我们了解一个作家，研究其作品，实在太有限了。例如宋玉的生卒年，迄今仅有研究者的推测，而且这种推测差别甚大。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生卒年的差别多达四十年的时间。那么，靠这种推测来对作品系年，实在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因为这个时代在楚国的历史上可称之为动荡的年代，从白起拔郢(前278)到楚国灭亡(前223)，其间仅有五十多年，而楚国君臣从放弃纪郢东逃，东北保于陈城(河南陈郢)，再到寿郢(安徽寿春)，50年间换了三个国都，还不包括一些临时的国都。而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史料却十分稀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这一时期的楚赋作研究其难度可知。
但是，出土文献在大的方面给我们的辞赋研究还是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的。其中很重要的是关于社会思想史、学术史方面的资料。说实在的，自从前人提出中原文化与南楚文化的概念之后，在研究者的心目中，中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而南方文化的核心是道家文化。这二者之间似乎泾渭分明。儒家是否传到南方，有什么影响?举来举去只能举出孔子周游列国时曾经到过楚国，楚君还准备以书社地七百里封赠给孔子，但因其他楚臣的反对而未果。也就是说，儒学在南楚并没有扎下根来。所以，有的前辈学者便认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是平行发展的，彼此之间影响不大，没有多少传承关系。只有少数几个楚人，如孟子所说的北学周公之道的陈良等才有接触到中原文化与儒家文化。
然而，近40年来的出土文献确实让我们耳目一新。从先秦楚国故地出土的楚简到西汉早期原楚地墓葬中出土的大批先秦典籍及异彩纷呈的文物，让我们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楚国，看到内涵丰富的楚文化，各种推测都必须在这些文物及文献面前经受检验。
事实已经证明，古代的南方与中原，彼此之间文化一直是交融的。楚人不是蛮夷，不是异族，而是中原华夏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人是从北方南迁，而后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其认同的主体是中原文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出土的先秦典籍中，最为世人关注的三批古代书籍，是郭店楚简、上博简与清华简。郭店楚简虽仅出土804枚，但保存有18种古代典籍，其中儒家学说14种，道家4种。上博简与清华简也均为楚战国中期或中后期的墓葬中出土。经碳十四测定清华简为公元前305±30年，而上博简则在前330一前270之间，可见二者也与郭店楚简为同一时期的产物。上博简中已整理出大量儒家的著作，包括震惊学术界的《孔子诗论》，此外，如《缁衣》、《性情论》、《民之父母》、《子羔》、《从政》、《中弓》等数十篇，这里有的是《礼记》中的篇章。同时出土的还有《周易》。刚整理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中的《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尚父周公之一》、《尚父周公之二》四篇也是儒家著作。清华简目前尚在整理中，但已透露其中发现了多篇《尚书》中的篇章。刊于《文物》2010年第5期的李学勤先生的《清华简九篇综述》中说，经四个阶段整理，可以估计清华简包含书籍63篇，其选出的第一批9篇中，除《楚居》一篇叙述历代楚君居处建都之地外，其余八篇均为夏商周时期《尚书》或《逸周书》中的作品(《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滕》、《皇门》、《祭公》)。而且除《尚书》及编年体史书内容外，儒家六经中的内容也均在清华简中出现(见2010年1月20日《东方早报》)。
上述三批最重要的楚简的问世及整理出来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应当可以使我们对楚文化背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了。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三批竹简的年代正与屈宋生活的年代大体相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并成长起来的楚国士人，其社会意识、文化心理、审美思维的趋向，不都是值得我们重新加以思考的吗?当然，楚人立国南方，时间长达八百年，在与蛮、苗文化的接触中，不能不产生相互的影响与相应发生一些变化，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其文化的主体，则仍然是以中原传统的殷商文化为主轴，这也是客观的事实。笔者在《从两周金文看楚文学之渊源》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近十年来内容丰富的出土文献，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方面的确凿证据，可以使我们对屈宋辞赋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三
屈宋辞赋，如宋人黄伯思所言，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鲜明的楚地方文化特色。
楚语的研究，这些年来取得不小的成果，使我们所了解的楚方言语词从王逸时提出的20余个增加至200余个。这主要是语言学家根据文献及其他方面研究得到的，与出土文献关系并不很大。但对楚文字的认识，却全归功于出土文献。大量楚地简帛文字及青铜铭文，为我们了解这800年楚国历史发展中的文字变化提供了实证。因此，古文字学家已经整理出了各种简帛的楚文字篇，可谓成就卓著。其实，有关出土文献中的楚语成份，也应该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不过，涉及屈宋辞赋的出土文献数量有限，因而尚未能看到有什么显著的成果。但“楚音”的研究，倒是和出土文献有些关系。我们知道，两晋至隋，有不少有关楚辞的著作，其中冠以“楚辞音”的作品就有多部，可惜均未能流传下来。惟一的收获是敦煌出土了隋代的一部释道骞的《楚辞音》的残卷。其中保存了对《离骚》中的一段注释及音注，现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残卷仅存八十四行字。释氏为隋代著名学者，时人称之为“骞公”，以书法名世。据传他善诵读楚辞，其音清澈，时人皆祖骞公之音，以为即“楚声”。他的诵读音是否即战国时的“楚声”，恐难确考。据今之学者周祖谟先生研究，他在《楚辞音》中所注的音，实为隋时的江都音。江都即今江苏扬州，春秋属吴，战国属楚，为东楚地，其音当为吴楚混合的声调。至隋，其音已经八百余年的发展变化，不可能仍为战国时代之楚声。
至于楚地，屈宋辞赋中所涉及者甚众，它往往与作品的创作时地有直接关系。然而，不仅古今地名变化甚大，就是在屈宋生活的年代，也不断在变化之中。如前所提及的郢都，在屈宋作品中都写到了。那么，不同的作品，写的是何处之郢?就成了需要考证的问题。《招魂》中写到“庐江”，此庐江便有多种说法。有湖北说，有安徽说。这些年通过考古出土的文字记载的地名，有的学者便据以提出新的看法。如《登徒子好色赋》中写到的“惑阳城，迷下蔡”，这里的“阳城”与“下蔡”的地点，即有学者运用湖北包山楚简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帛书中的记载进行考释，既为这两处地名的准确解释提供了依据，也为此赋的创作地点及作品的真伪问题提供了又一重要证据。而几处郢都的考古发掘同样为我们理解屈原及宋玉作品中所反复写到的“郢”、“郢中”等地名及对相关作品的认识提供了可靠的佐证。当然，屈宋作品中涉及的楚地名数量众多，而这些年出土文献 中所看到的相关记载也越来越丰富。在熟悉这些出土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屈宋作品的研究，也许我们能够得到更多有益的信息。两湖及安徽、河南四省，是古楚中心区域，当然也是楚文化最为集中的地域，这些年来考古工作者为深入进行楚文化研究作了大量工作，并召开了多次四省联合的楚文化研究会，吸收不同领域学者共同参与研究。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楚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必将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材料，从而促进这些学科研究的深入进行。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有关“楚物”方面的研究成果。屈宋辞赋中所写到的楚物，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招魂》、《大招》，虽然作者尚有争议，但其中写到的“楚物”，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需要。自上世纪以来，尤其近半个世纪大量楚文物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最真实的原始物品，让我们眼界大开。原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姜亮夫先生在其晚年出版的《楚辞通故》一书中，大量引用出土文物及文献资料，有的还附有图样，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相关的各省各地博物院、博物馆也设立了专门楚文化楚文物的展室，陈列出数量丰富的展品。因此可以说，我们对“楚物”的认识，绝非前人可比。单就纺织品而言，屈宋辞赋中写到各种品物，所谓“翡翠珠被”、“罗帱”、“翡帷翠帐”、“披文服纤”(《招魂》)、“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彩照四方”、“拾绣衣，被社裳”(《神女赋》)等等，究竟楚国纺织品达到何等水平?当我们看完荆州博物馆所陈列之马山一号楚墓中的纺织品和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的那薄如蝉翼的罩衣后，我们对此的印象是何等深刻!
四
过去学者在研究中比较关注的是：为什么先秦时期南北艺术风格上有那么大的差异，从而形成我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不同传统。屈宋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出土文献及大量的楚文物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作了解释。诸如其艺术的各个方面，音乐、雕刻、青铜工艺、绘画等给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就拿音乐来讲，过去读《左传》，其中写到晋国大夫使楚，楚王举行宴会欢迎他。当使者到达宴会现场时，乐声大作，使者“惊而却走”。同样，《招魂》中描写的楚宫廷歌舞场面：“竽瑟狂会，摸鸣鼓些。宫庭震惊，发激楚些。吴歙蔡讴，奏大吕些。”是什么样的乐器，让人感到如此震动呢?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为我们解开了谜团。这套编钟由65件编钟组成，重达2567公斤，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且十二个半音齐备。同时出土的还有四组编磬共32件，鼓4件，瑟12件，还有五弦琴、十弦琴、笙、篌、排箫等多种乐器，组成一个庞大的宫廷乐器阵容，令人叹为观止。当你走近湖北省博物馆所陈列的这组乐器时，就不会认为古籍和《楚辞》中的叙述和描写仅仅是文学家的夸张之辞了。试想，一个楚附属国的国君排场尚且如此，那么楚国国王就更不用说了。
宋玉在古书记载中说他是“识音而善属文”，而楚襄王是“好乐爱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这从传世的《对楚王问》中可见一斑。此篇“问对”，宋玉为了替自己辩护，先列举了“客有歌于郢中者”的几种情况，其中列举了多篇楚歌曲目，如《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阳春》、《白雪》等(《襄阳耆旧传》中列举的还有《朝日》、《鱼离》)。《招魂》中写到：“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阳荷》些。”后面提到的楚歌还有《激楚》等，以上两者歌曲曲目已达十余种。
特别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上博简中，发现了一批曲目的名称，数量达数十种。如《牧人》、《良人亡不宜也》、《苟吾君毋死》等(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其中有的篇名类似《诗经》篇目，有的则一看就像流行歌曲曲目。如：《子奴思我》、《思之》、《道之远尔》、《良人亡不宜也》、《奚言不从》。有的学者认为：“《采风曲目》虽然仅余零简断章，但它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它是继曾侯乙编钟发现之后，对上古音乐的另一次重要发现”，“从文学史的角度上，它在春秋时代的歌诗与汉代的采诗之间增补了战国时代的歌诗记录，难能可贵”。并以为像《苟吾君毋死》是否与楚怀王客死于秦的事件有关。还有的学者认为是与吴国灭亡事件相关等等。当然，曾侯乙编钟上刻有3000馀字铭文，将楚音律与中原各国音律作比较，更是十分难得。我想，这些有关音乐艺术的文物及文献的出土，对于我们加深认识屈宋辞赋的艺术表现形式，应当是有重要意义的。而署名屈宋的传世辞赋，有的便是一些段落描述艺术场面的，如《招魂》、《九歌》等；有的通篇以某一艺术形式为题，如《古文苑》中的《笛赋》和《舞赋》。平顶山贾湖八千年前骨笛的出土，证实了所谓“笛是东汉时期才由外国传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这些年的楚国出土文献中，还有许多有关典章制度的内容。如包山楚简便以法律文书为主，上博简部分楚史及楚文献中也都有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汤炳正先生曾据曾侯乙墓出土的遣册中职官名有“左?徒”、“右?徒”，认为“?徒”即“登徒”，是官名；过去以为“登徒子”是人名，看来不一定准确。
此外，还有一些出土文献与楚之史事有关，有的学者在考察宋玉作品便引以为证。如刘刚先生的《(笛赋)为宋玉所作说》便引用了云梦秦简整理小组的《云梦秦简释文》中的史料，对《笛赋》的创作背景进行讨论，以为“《笛赋》实有借古今人之事寄寓痛恨强秦、感伤亡国、追悼反秦抗秦的君臣之意”@。尽管以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充分证实这一点，但提出一种新的看法供研究者作进一步思考，仍然是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