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2-01-28? 【作者简介】韩晗（1985― ），男，湖北黄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政协黄石市黄石港区常委，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传播与政治体制关系。
【摘 要】在社会转型期，具备“团队”要素的“统一战线”本身有着优化人力资源的重要作用，而“两型社会”的建设则要求对物力资源进行优化。实践证明，两者的结合有利于促进整体社会资源的优化，并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效能，实现科学发展，但这些又必须以制度革新为前提。基于“统一战线”对“两型社会”的服务，可以有效地对“社会资源的使用率”、“公民参与社会构建的热情”以及“包括文化发展的社会整体效能”这三个全球化语境下的重要指数予以有效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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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统一战线；两型社会；资源优化；科学发展；制度革新?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2―0048―05?? 一、作为“团队”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一个自建党之后，一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特定词汇。学术界一般认为，在中共党史上，“统一战线”共经历了五个阶段，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教材、学术专著中都有几成定论的论述：?
最早是国民大革命时期的“由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在这条战线的指引下，全国获得了广泛的统一，党的力量获得了加强；第二次是土地革命时期由“工、农、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与“工、农、知识分子和非劳动者的联盟”这两个联盟所组成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在这条统一战线下，党的影响得以扩大，为在全国建立各种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又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得国内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并为赢得抗战的全面胜利而打下了客观的环境基础；及至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与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地方实力派一道，结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国民党统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并进一步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执政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力量；在1949年之后，“爱国统一战线”成为了贯彻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参与最广泛的“统一战线”。[1］449?
通过上述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会选择不同的“统战对象”，来使得自身可以最高效、最稳定地来完成所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这也是“人力资源最优原则”的历史经验。这几条“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联合不同社会、政治力量，进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统一战线”的主体是执政党，在一个政党政府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是可以指导、决定政府行为的。因此，用管理学的眼光看，“统一战线”本质是由政党政府主导的“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面对不同的任务，实际上就是遭遇不同的问题（或议程），完成历史任务，就是通过对不同问题的进入、解读，实现议程的解决。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仅靠中国共产党单一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主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尽可能地集中社会资源，使其为自身政治目标而努力，进而形成一个最为广泛的政治利益联盟？其实不难看出，这种“统一”归根结底是基于效率、公平的前提下，对于社会人力资源的整合、分配与优化。?
藉此得知，“统一战线”作为一个被称之为“法宝”的历史经验，实际上反映了人力资源管理中最简单的一个定律或原则：资源优化，效率优先。当然，我们不能将其归于庸俗的政治功利主义。毕竟上述五种“统一战线”，都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中，面对时代挑战所作出的政治选择，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一党之私利而采取的政治手段。并且，“统一战线”之于其他参与者而言，亦有着先天而然的吸引力与政治价值，历史也证明了，一旦一个“统一战线”的理论被确立、推出之后，很快就会受到其参与者们的广泛的响应。因此，从人力资源管理的另一重角度分析，“统一战线”还具备了“团队”的要素。即如海伊斯（Hayes N.）所说，“真正的团队是一群人以任务为中心，互相合作，每个人都把个人的智慧能力贡献给自己从事的工作。”?①?
但是我们不可忽略的是，团队本身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任何团队，都有自身的周期性共性，即先后经历构造期、震荡期、规范期与休整期这四个过程，进而实现团队的效能最优，“统一战线”的五个阶段其实也不例外。在“统一战线”的前两个阶段，实际上是相对不稳定的，党内关于“统战对象”的问题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随着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统战对象越来越扩大，“统一战线”也进入到了相对的规范期。尽管在“反右扩大化”与“文革”中，“统一战线”几近波折甚至濒临摧毁边缘，但在1978年之后，“统一战线”仍然在稳定中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随着祖国统一、和平发展、招商引资等问题被相继提上日程，重焕生机的“统一战线”开始进入成熟的休整期。?
这种休整期，实际上是对于人力资源配置方案的进一步调整，是为了适应新时期历史语境需要而作出的战略决策。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新经济组织、新社会阶层层出不穷，祖国统一、对外开放与体制改革等方面相继呈现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传统的“统一战线”理论亦开始逐步获得必要的补充、修正。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不断地调整统一战线政策，譬如将“新阶层”纳入“统一战线”的对象，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等等。?②这在本质上反映了作为“团队”的“统一战线”已经逐步进入重新整装待发的“休整期”。?
无论如何补充修正，我们都不难看出，“统一战线”的操作维度实际上就是围绕着“人力资源结构最优”的原则。当今社会，最宝贵的资源是“人”，因此，归根结底“统一战线”的核心仍然是“以人为本”。在对人力资源优化整合的过程中，“统一战线”如何干预其他资源的优化，并使得全社会在运行的过程中获得最优效应？这将是下文予以探讨的问题。?
二、“两型社会”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人与物的关系被看作是一个核心性、终极化的命题。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安东尼•维娜波斯（Anthony J. Venables）共同认为的那样，“人如何与物共同实现效率最高，完全取决于人力资源的优化，在人力资源获得有效整合之后，物的使用效率才会被充分地调动出来。”[2］?
“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下同）是2005年由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所提出的理想社会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提出明显有别于传统经济发展的“GDP主导”即硬性参考经济增长速度。在“两型社会”语境下，有了“人与自然和谐、科学发展”的新主张，产生了对“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新追求。?
如果说“统一战线”是对人力资源进行优化的话，那么“两型社会”实际上是对“物力（包括财力资源）资源”进行优化整合，这是实现“资源节约性社会”的核心所在。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物力资源，在对应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尤其是面对人类需求时，总显得相对稀缺。这就要求人们在日常活动中需要合理配置相对稀缺的现有各种资源，以最少资源消耗获得对人类需求最大的目标的任务完成。[3］?
因此，在“资源节约型社会”中，“优化”是根本，这实质上蕴含了对于当下资源结构的忧患与反思。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固然重要，但不能以打破甚至危害“资源结构”为代价，而这，又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诉求。因此，“两型”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本质上蕴含了一个指向：“人”与“物”在资源分配上达到了和谐统一，形成了共同发展的平衡。因此，重申并厘清在新时期、新语境下如何进行两者的资源分配，也就构成了探求“统一战线”与“两型社会”关系的入手点。在“两型社会”与“统一战线”两者之间，均存在着一个共通性――即实现“资源优化”兼顾“科学发展”的共同愿景，尽管前者是对”人力资源”的优化，而后者是对”物力资源”的优化，但两者的目的都是基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在保持稳定、高效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须知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没有人力资源的优化，是谈不上物力资源优化的。?
因此，我们在进行建设“两型社会”的同时，亦不能忽视“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人口赤字”即将涌现的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对于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优化配置成为了摆在全社会面前的大问题。?
三、制度革新：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以人为本”?
人类自工业革命尤其是全球化之后，越来越发现自身所存在的悖论――“人”精神的物化乃至荒漠化，成为了上个世纪以来困扰哲学家们的普遍性命题，从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上帝之死”、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单向度的人”，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灵光论”，再到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公共理性”，实际上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果。哲学家们普遍认识到，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开始盲目地将除了人类之外的一切予以“边缘化”，对于自然资源的挥霍无度，随着资本与文化的“解域化”流动，一国问题逐渐衍生为全球性的问题。?
“两型社会”实际上既是我们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检讨，也是对于人类自身高速发展的精神反省，更是21世纪的中国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前景的忧患姿态。林垂宙曾敏锐地指出，未来十年，既是中国崛起的十年，但同时也是出现较严重的人口赤字的十年。因此，人力、水与矿产将会成为未来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资源瓶颈。[4］133如何从“人类中心主义”及时抽身，重新找寻人与自然的关系坐标，尤其是在“人荒”的语境下，实现“两型社会”的资源配置，使得人力、物力资源同时获得效能最大化，成为了今后中国发展的核心性命题。?
事实上，这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并不算是一个新命题。《墨子•节用上》中早有“囚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的观点，明代哲学家朱柏庐也曾写下过“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名言，近世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亦曾表示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政治理想，这些实际上都是“资源优化”原则的历史性表现。?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揖别，重新认识“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努力在逻辑上消除“以人为本”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沟壑，并落实、过渡到“以人为本”的具体精神当中，实际上也是“统一战线”工作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特殊使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优化全社会人力资源，发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下完成时代发展的历史性任务。因此，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减少阻力、增加动力，应是“统一战线”在实施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执政党在执政时，必然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阻力，世界各国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我们不难看到，这种阻力更多是来自于人力资源缺乏优化而导致的分配不均。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员仅有八千多万，但社会从事各种各样工作的人却在十数亿之上。除却未成年人、被剥夺政治权利以及无行为能力的人之外，约有十亿的人属于“统一战线”客体的党外人士，那么“统一战线”如何在当下有着更广维度的应用，才能使得人力资源获得有效的配置？?
要想让社会资源合理优化、科学发展，“两型社会”的愿景获得实现，那么就必须解决“人力资源分配”的问题――譬如“岗少人多”、“有为无位”等等，这些说到底都与“统一战线”的作用大小有关。有些省份、地市州，党内与党外的民主配合得当，统战工作做得全面俱到，真正地做到了“让有为的人有位”，部分地区开始发展台商、港商以及新经济体的所有者进入政协，使得他们的需求很快被党委、政府获悉，进而形成提案，若被参考后则成为政府的重要决策，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的投资、招商环境，使得资源配置得以尽可能的优化；也有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积极地聘请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进入政协或是担任政府参事，积极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的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平台；也有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大胆用人，在聘任职务、遴选干部时优先考虑“党外专家”，形成政府决策、管理的全方位专业化、科学化与制度化；部分地方甚至在干部考核时“任人唯贤”，主动提拔、任用党外人才，为“归国人员”开辟职称评定、干部选拔与购房落户的绿色通道。凡此种种，实际上都反映了“统一战线”如何秉承“以人为本”的精神，怎样在“人力资源分配”上发挥主导作用。?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以人为本”实质上反映了一个“制度革新”的过程。只有充分认识到“物力资源优化分配”既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又要以“人力资源优化分配”为先导，但“人力资源优化分配”则必须通过“人事制度、干部制度与劳动制度”的全面革新才可以获得――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性课题。而且，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上述制度革新必须建构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上，只有“统一战线”功能得当、效应最大，才可以保证社会各项资源真正地获得应有的优化配置。?
四、结语：对全球化挑战的回应?
全球化对于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的挑战是相当巨大的，中国共产党要应对这种挑战，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与自身的“法宝”。笔者认为，“统一战线”在构建“两型社会”中可以起到应对多种全球化挑战的作用，其重要意义，初步总结有如下三点。?
首先，是对社会资源使用率的提高。在全球化语境下，“资源”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如何有效利用本国的资源，并可以有效地在世界利用可利用的资源，实际上构成了所有国家执政党所面临的瓶颈。就当下而言，所谓资源，不外乎资金（财力）、技术（人力）与能源（物力）三者，能源是可以购置的，但前两者未必仅凭金钱就能获得。?
广泛在华侨、港澳台商中进行招商引资，为回国投资设立较低门槛、减免税收，对于“归国人才”单独设岗、面谈条件，尤其对一些自愿加入中国国籍的外裔人才、投资方，予以在政治、生活上的特别照顾，这都是“统一战线”在协调人力资源并进一步优化物力资源上能够做的工作。这一切正如吉尔•德勒兹（Jill Deleuze）所言，全球化语境下，资源完全可以解域化流动，但这种流动归根结底是资本与人才的流动。我们如何有效地让资源流向中国大陆，进而服务于我们经济、文化的崛起？此便是“统一战线”所应该发挥的效能。?
其次，是对公民参与社会构建热情的提高，有效地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两型社会”不是空中楼阁，它离不开全体社会力量的集体参与。在全球化时代，“公众自主的政治参与”与“政党政府政策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政府决策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促进社会的发展，提高社会全体公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在决策前有效地倾听民意，尊重党外意见，则可以在尽可能地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使得决策科学化。[5］12?
全球化的表现之一就是信息、通讯的全球化。近十年，是网络通讯技术迅速普及的十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影响力疾速增长的十年，也是群体性事件爆发、政府信任危机最具挑战的十年。新经济体的所有者、参与者意图在政治体制中寻求自己的话语席位；底层民众、失业工人希望自己的声音可以有效传达；社会民众希望政府决策的透明度、科学度越来越高。如果政府在决策的过程中忽视这些诉求，那么自然会催生更多的“网络暴民”甚至现实生活中的“群体事件”。因此，从构建“两型社会”出发，基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有效地配置社会现有资源并维护社会稳定，意图积极引导公民参与社会构建，则必须依靠执政党广泛、有效地推行“统一战线”这一策略。?
最后，是对于社会整体效能的提高。“两型社会”的建设依赖于群策群力的全社会动员；而“统一战线”则是“全社会动员”最好的工具。在日趋全球化的语境里，一个国家的社会整体效能乃是立足于国际社会的核心竞争力。“统一战线”的意义在于，尽可能地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变成社会建设的动力而非阻力。“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方针，可以有效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并强化决策的科学化、透明化。?
社会整体效能的提高，除却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之外，亦包括文化的发展。“统一战线”在“文化发展”中依然发挥着“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两型社会”中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实际上诉求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多重环境的友好。在文化逐渐依托产业化、体系化的今天，“统一战线”可以有效地配置文化市场的资本与人力资源，大力扶持文化事业，努力发展文化产业，为“两型社会”的建设提供友好的软环境。?
正如上文所述，“两型社会”的意义在于对于物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统一战线”的意义则在于对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作为“以人为本”的政党方针，基于“制度革新”这一前提，“统一战线”的实施还可以有效地促进“两型社会”的形成。两者的结合，不但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实现整体效能的提高，进而提升国家在国际中的核心竞争力，还可以促使政党政府在科学、透明的决策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阻力，增加动力。?
注释：?①转引自廖泉文：《人力资源管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6页。?
②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2004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中，把新的社会阶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政治身份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2011年5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会议提出，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制度、方法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的全国两会也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在此之前的2007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让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成为每个企业、村庄、单位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参考文献：?［1］张创新.中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Paul Krugman; Anthony J. Venables,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0, No. 4. (Nov.1995).?
［3］石宏博.区域经济优势与资源优化配置［J］.当代经济，2011(8).?
［4］林垂宙.中华崛起未?全球化时代中软实力的竞赛［M］.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0.?
［5］李金河，徐锋.当代中国公众政治参与和决策科学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赵 春］?Resource Optimizatio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lso on How ?the United Front Serves the Building of “Two-Oriented Society”?
HAN H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of China,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In a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a “united front” that has “team” elements exerts important effects in optimizing human resources while the building of a “two-oriented society” requires optimization of material resources.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promotes the optimization of overall social resources, effectively enhances social efficiency, and reach scientific development. However, all these depend 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United Front” based service for a “two-oriented society”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values in such three important index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s “the usage rate of social resources,” “enthusiasm of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overall social effectiveness includ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united front; two-oriented society; resource optimizatio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