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见过一些名人的。读大学时，有天和同学去逛家乐福，在收银台遇到苏童。同学很激动，说要去跟他讨论一下他的大作，但是苏童的推车里堆了两只酱鸭，还有个硕大的猪蹄，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在猪蹄面前开口谈文学，只好算了。还有一次是李银河来学校演讲，我和室友计划着找她示威。在台下观察了一会儿，李银河身形是我的两倍，打不过她，所以也算了。
工作后见了一些更出名的名人。不少国家领导人是4点起床，为赶上他们的起床时间，我们只好不睡。有一次，4点多遇到一个领导人在院子里打太极拳，看着隔十几米，他一个推手就过来了。把国家交给身手这么矫健的人，我觉得很放心。
在一次书画展上，我遇到过画家方成。老头90岁了，被人推上台讲话，一上去就感慨：我这辈子没做过领导，没讲过话，我还是下去吧。然后就下去了，也很矫健。我想找他签名，但也疑惑：他的签名是不是可以卖钱？那我这算不算趁机贪了小便宜？
一遇到这些人生偶像，我就像患了失语症，偶尔开个口还有点结巴，时时有冷场的危险。自从知道杨绛住在三里河，每次走到那附近我都要焦虑地左顾右盼，重点关注路上的老太，同时苦苦思索：要是我遇到杨绛，我到底该跟她说什么？后来我想到了，我得去问问她：你家的猫和林徽因的猫打架，到底打赢了没有？
我住的地方和黄永玉在北京的家在同一个区，虽然这个区的面积堪比一个小城市，我还是一直在憧憬和他偶遇的那一天。今年夏天刚好看到他接受采访时穿了一双时髦鞋，所以台词我都已经想好了：黄老师，我也有一双crocs鞋，和您那双的颜色可是一模一样。
作为有骨气的女青年，其实我并不是对谁都这么卑躬屈膝。在北京著名的商场新光天地，我先后遇到过不下一打大小明星，一方面我都是昂首挺胸地跟伊们擦肩而过，另一方面我也有很多感慨：张静初的脸就我半个大，王菲的腿有我两条长，等等。
有些对我而言很重要的名人，我再也不可能在北京的街头遇到，但这不代表我没有别的机会。有一次去福田公墓逛了一逛，赫然发现了汪曾祺的墓，而我的包里还放着一本他的小说选。我在汪曾祺的墓碑前面坐了很久，感觉很良好，大概是因为在这里，无论怎样冷场，也没人会说我半句。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2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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