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台东县的卑南人谢贺在高雄登上了一艘前往大陆的运兵船，那时的他并不知道，此后他要等上将近半个世纪，才能够重返故乡。 船上挤满了国民党整编70师的台湾籍新兵，谢贺所在的是139旅279团3营，与他同属一个营的还有花莲县的阿美人陈荣华。
轮船起航了，谢贺看着台湾的土地渐渐隐入了夜色，他开始抑制不住地想念家乡的母亲，但是他没有机会逃离，也不知道在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此时的谢贺已经在70师接受了一年的训练，但是一直到部队从高雄出发，长官都没有告诉他们这些台籍新兵此行的目的地乃是大陆的内战战场。
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轮船抵达上海。在那里仅仅停留了一个晚上，这些台籍新兵又被驱赶着上了前往徐州的火车。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仓促应战的70师各部几乎都是一触即溃，这些台籍士兵随之接受改编。
经过简单整训后，谢贺加入了刘邓大军，随军转战河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接下来，谢贺又被调到上海，为“解放台湾”做准备。1956年后，他接受转业安置，并在厦门定居，此时的他，已经从一名几乎不会讲“北京话”的台湾原住民青年，成为了新政权的一名基层干部。
在谢贺定居厦门的时候，陈荣华、林松山、林春福、慕兰、薛悟郎、哈西鸟、陈金来、何奇才、王清吉和石田良等10名台籍原住民老兵也先后转业到厦门，他们都有着和谢贺一样的经历。如今几十年时间过去了，这些台籍原住民老兵大多都已故去。当年定居厦门的11名台籍原住民老兵中，目前在世的只剩下3人，仍然留在厦门的只有谢贺一人，其他两人分别是返台定居的何奇才和移居上海的陈金来。
因为战争，这些台籍原住民士兵在被动中来到了大陆，波谲云诡的历史造就了台湾原住民的一次大迁徙，在他们之前，只有极少数的台湾原住民因通婚或经商等原因落户。
根据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做的调查，1949年后留大陆的台籍原住民老兵共有159人，与台湾在气候、语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很相仿的福建是他们在接受转业安置后分布最为集中的省份，其他的台籍原住民老兵则零散分布在浙江、上海、山东、河南、北京、湖北、安徽、江苏等地。
从台湾到大陆
1945年年底，正在台东南王里的家乡务农的谢贺听到了部队募兵的消息。接收了台湾的70军（后改编为70师）到处张贴公告，宣称参军者每月可获两千元的薪水，且在服役满两年后可由部队安排工作。
如此优厚的待遇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台湾青年，像谢贺一样的原住民青年虽然对刚刚接收了台湾的南京国民政府几乎谈不上什么了解，但也跃跃欲试。
“一来因为年轻，想找工作，二来形势变了，想在军中学习‘北京话’。”多年以后，谢贺这样回忆当初参军时的想法。
他的族名叫萨基亚，此外，像那个时候的许多台湾青年一样，受日本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影响，他还有一个日文名字。在加入70军后，按照部队的要求，他为自己取名为“谢贺”，其来源则是他的日文名字的翻译。
虽然和“国军”是初次接触，但谢贺对当兵并不陌生，此前他已经有过三年的服役经历。1942年，日本政府为了给不断升级的战争扩大兵源，开始在台湾实施募兵制度，让年满17岁的台湾青年进入军队，16岁的谢贺也在家中接到通知单，并在接受体检后被送往日军在台东的机场服役。
从荷兰占据台湾开始，台湾的原住民就一直经受着各种统治集团和时局的冲击，就在谢贺在台东为日军服役的时候，与他同龄的数千名原住民青年被日军编入“高砂义勇队”派往南洋作战，其中近半数阵亡。现在，这些台湾原住民青年又要为他们刚刚才知道的“蒋介石”而战斗了。
在台东加入70军后，谢贺即被送往花莲，然后开始了环绕台湾的“行军”和“训练”；到达基隆后，新兵们都领到了军装，同时也开始有了逃兵。谢贺一直记得当时部队惩治逃兵的一幕：几名逃兵被抓回来后，被竹扁担打得血肉模糊；1946年初，谢贺随部队到淡水，在那里练习迫击炮的操作；约半年后，部队又移驻台中，谢贺被派遣去守卫军火库。
1946年年底，部队又到了高雄，一些感受到异样的士兵开始逃离，此时的部队就临时去“抓兵”以补缺额。在编队、点名后，这些台籍士兵开始被分批次送上运兵船。
谢贺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他离开台湾那天的景象：“天快黑了，船刚刚离开港口，就不断有人跳海逃亡，老兵就用机枪扫射，一些聪明的人躲到船身下，可能就这样逃过了一劫。”谢贺也想逃离运兵船，但他始终没有找到机会，他越来越想念母亲，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她――他是母亲唯一的孩子。
到上海后，部队对台籍士兵的看管开始放松，谢贺记得一名长官曾略显得意地对他们这些台籍士兵说：“现在你们跑不掉了。”
抵达徐州后，谢贺被派往机场，这是他第一次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第一次看到雪花在飘，军服和鞋子都很单薄，他感觉双脚冻得生疼。
只能讲一些简单“北京话”的他无法和当地人沟通，当地人也觉得他们这些人很奇怪，“说是中国人不像中国人，说是日本人不像日本人”，谢贺说，这是因为他们这些原住民士兵不但时常说日语，连许多人身上穿的，也是日军留在台湾的军服。
从山东到福建
1947年，谢贺所在的部队开始向北行军，进入了山东境内，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敌人”都在什么地方。
当年6月的一天，谢贺随部队进入了“一个很大的村庄”，当天接到了要作战的通知，整个晚上他们都在修建工事，一夜未眠。第二天，解放军的步兵就包围了这个村庄，“不知道八路军到底什么样”的谢贺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敌人”并随即发现他所在的部队已陷入困境，当天晚上，在一番“突击”后，谢贺所在的部队冲出了这个村庄，但人员也都走散了。
在无边无际的山东平原上，谢贺不知所措地到处走，高粱很高，这让他更加分不清楚方向。走了一段路后，他遇到了营长，营长也在毫无目的地到处乱撞，谢贺“不管他，继续走”，接着又遇到了一个台籍的汉族士兵，但是这个人却正在拉肚子，一起走了一段路后，他就跟不上了，谢贺仍然是一个人走，终于看到了一条公路。
站在公路上，谢贺一时忘记了恐慌，甚至想沿着它走到上海，那里有开往台湾的轮船，但是，已经两个晚上没有睡觉的他实在太困乏了，身不由己地就倒在路边的一个斜坡上睡着了。
他不知道路边的山上就有解放军，他听到有人在叫：“上来！”
呼叫谢贺的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的部队，随后谢贺即接受了改编。对于他们这些不知道为何会被抛进战场的台籍士兵，解放军首先会对他们进行问话，问一些“你是哪里人？”“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打仗”之类的简单问题，然后告诉他们“革命”是怎么一回事。
在加入解放军后的第五天，谢贺就开始随部队南下。渡过长江后，解放军的行军开始变得非常迅速，“几乎都是在跑步”，“国军”则一溃千里，甚至需要谢贺所在的部队“拼命追”。到1949年下半年，谢贺所在的部队进入了广东、广西。
两百万大陆军民开始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来，当谢贺也成为老兵，他才察觉到像他这样早年从台湾被征调到大陆的士兵早已被遗忘，甚至连名字也在户籍中消失了。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只要一提到“台湾老兵”，人们首先想到的都是撤退到台湾的大陆老兵，并且，在海峡两岸的关系缓和之后，他们这批老兵的回家之路也要比在台湾的大陆老兵艰难得多。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了“解放台湾”的口号，此后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台湾”一直是对台工作方针的主要表述内容。
在这样的形势下，华东野战军九兵团台训团于1949年8月底在上海成立，一些台籍士兵陆续被集中到这里接受培训。
谢贺接到了到上海受训的命令后“马上出发”，“解放台湾”使他看到了归乡的机会，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解放台湾”的计划开始推迟，一批台籍士兵又被抽调到朝鲜战场。
谢贺没有被派往朝鲜，而是被派往了31军在福建的沿海工作队。1953年，他到了厦门，在沙坡尾一带“组织渔民”。这里是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之一，金门守军控制的大担岛与沙坡尾仅仅隔着几千米的海面。
多年以后，台湾当局开放了在台的大陆老兵回乡探亲，使得这批老兵几十年来对故土的思念通过媒体的大量报道，打动了无数的读者，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海峡的这一边，同样也有一批“台湾老兵”日夜盼望着能有归乡的机会。
“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随着海峡两岸开始进入长期的军事对峙状态，在大陆的台籍士兵都陆续接受了转业安置，谢贺到华侨工程队担任了副队长，并定居厦门。在厦门酒厂工作的哈西鸟也是卑南人，想家的时候谢贺就找他一起喝酒、唱歌，在厦门公交公司工作的陈金来也喜欢和他们聚会。今年已经90岁的陈金来回忆那段日子：“我唱得不好，但是我很喜欢听他们唱。”
在这些老兵陆续定居各地的同时，新生政权为了实施民族政策，民族事务机关也在加紧组织科研队伍，对全国提出的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民族识别政策确定了第一批38个少数民族，高山族即是其中之一，分别有着排湾人、阿美人、卑南人等群族身份的这些台籍原住民老兵被统一确定为高山族身份。
对高山族民族干部的培训同时提上日程，1956年春节，周恩来提出要给在大陆的高山族创造“学习机会”，在台盟工作的泰雅人老兵田富达随即从全国选调了六十多人，并把他们集中到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分院政治系的台湾高山族研究班进行培训。1957年，谢贺被保送到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分院参加了为期三年的学习。
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烧热了全国，在武汉的高山族学员都参加了用土高炉炼铁；留在厦门的哈西鸟“在大炼钢铁中也争做笨重的工作”；同时，福建、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机构开始对大陆的高山族进行寻访，搜集高山族民歌。
除了那些从家乡带出来的歌曲，在大陆的高山族老兵也不断创作出一些想念家乡亲人、盼回家的新歌。在福州马尾造船厂工作的阿美人老兵金元金唱道：“我盲目离开家乡，命运是上帝来安排，为了能回家，我苦苦相求，不知道家乡还有什么人活着。”排湾人老兵宋清华唱道：“妈妈呀，妈妈！我还在，当我离开您的时候，好像是嫩绿的叶子，在开水里捞不起来，现在我长成什么样，妈妈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妈妈呀，妈妈！”
在“文革”中，谢贺被调往集美的天马华侨农场担任副场长，他的台籍身份使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因为被认为是“台湾特务”，他被挂上牌子批斗，农场里的青年人则分成了不同派别互相争斗。虽然所处的境遇很糟糕，谢贺还是悄悄把农场民兵的武器藏了起来，他担心派别武斗时用它们造成流血冲突。
在1979年后，伴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解冻，《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38号文件”）于1981年9月发布。根据这份文件，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的台胞及其子女都陆续恢复待遇。
在“平反”后，谢贺又回到了天马华侨农场，后来又到集美养路站工作。他在厦门生育的一男一女都陆续长大成人，他也渐渐步入了花甲之年。他离家的那一年，母亲已经48岁了，在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中，他与台湾的家人连信件也无法相通，这么多年过去了，家中的情况到底怎样了呢？
归乡和返厦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同时，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了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两岸关系开始缓和，两岸“三通”等事宜开始提上日程。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1988年11月，台湾当局开始有限度地受理大陆台胞赴台探亲，同年12月2日，台湾当局公布了“允许大陆台籍前国民党军人返台定居案”，望乡数十年的老兵们终于迎来了与家乡的亲人重逢的机会。
然而，虽然同样是返乡，难度却大不一样。1949年后从大陆到台湾的“去台人员”要回来比较方便，而在大陆的“台湾老兵”要回乡手续就比较复杂了。想回去的台胞，要有台湾方面直系亲属所开的证明信和邀请书，然后寄过来，再经公安局、台办等相关部门的审核才能通行。
1987年3月，谢贺退休。看到了返乡机会的他却仍是要等待，一直到1994年，通过一名已经返台定居的老兵，他才联系上了台湾家乡的堂弟，几经周折而得以返回故乡，这时，距离他离开台东，已经是将近48年过去了。
他没有机会再见母亲一面，1994年4月，当他再次站到台东的土地上时， 母亲已经去世三十年了。他曾经住过的房子也早已荡然无存，就连他本人，也已从户籍上消失了。当年他们这批老兵离开台湾的时候，就没有在兵役名簿上进行完备的登记，几十年的杳无音信，更是使得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已经不在人世，谢贺就这样在户籍中看到了一个被“申报死亡”的自己。
在台湾有评论说，这些老兵的人生和故事被遗忘乃至被抹去，乃是“台湾现代史的一个象征”。作为原住民的他们，曾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无法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人生路径，在日据时代，他们被迫为日军服役；台湾光复后，他们却又在欺瞒中被送上了内战的战场。他们的一生，就这样被变幻的“形势”裹挟着度过。
虽然台东的家中已经一无所有，但是谢贺仍坚持留在台东，毕竟这里是他的家乡。在台东，他与堂弟一家住在一起，但是到了2005年9月，年近八旬的他由于需要子女照顾，不得不再次返回厦门。
2011年7月4日，谢贺因肺部感染住进了厦门第一医院，此后又因为帕金森病而不得不一直待在病房。
虽然病情使得谢贺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都明显下降，但是对于六十多年前改变他一生的那些时刻和那些“形势”，他仍然记得非常清晰，并且有着强烈的表达愿望。
去年夏天，在北京担任台盟中央名誉副主席的泰雅人老兵田富达出差到了厦门，探望了谢贺；已经移居上海的陈金来也想到厦门来看看谢贺，但是他比谢贺还大4岁，行动不便使得他们很难再有相聚的机会。
如今在医院的病房里，老兵谢贺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并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听他讲那些陈旧的故事，在大多数的时间中，他只能与孤独为伴，似看非看地盯着电视机里播放的娱乐节目。
谢贺说，他仍然非常想回到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