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化转向” 的语境中，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试图重新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因此目的，他们重新探讨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强调文化所具有的物质属性，将文化看作是一种与经济和政治等平行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文：历史唯物主义；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 B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1-0049-05
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性人物是雷蒙德?威廉斯和汤普森。文化马克思主义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己任。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的本质、意义、价值和内在机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传统劳动异化所导致的文化异化和人的异化，它越来越具有社会普遍性。因此，从文化层面展开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国家批判、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的批判，便成为后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必然趋势。
一、对马克思文本中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论述的解读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是超过欧洲大陆所有马克思主义潮流的，他们甚至把文化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战斗性和革命性的根本体现。如何处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从中找到赋予文化如此重要地位的根据，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需要思考的，这成为他们进行文化批判、构建文化唯物主义体系的前提。威廉斯就认为，“研究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必须考察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命题……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个命题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1]80
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并受到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启发，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注重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寻找马克思的“无意识”，并将之确认为马克思真正要表达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33
在这段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组概念：即“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即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文化唯物主义者从这段论述中解读出马克思不仅阐明了一种社会物质关系，也蕴含着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文化理论。
二、文化唯物主义对基础与上层关系的重新解释
威廉斯是文化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批判性质的理论体系。威廉斯反对英国早期左派思想家考德威尔等人机械、教条、片面地理解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他认为，马克思始终不曾将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简化为某种模式，即他从来不认为历史、社会范畴可以简单地切割为两个截然相分的部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并不是绝对的。
（一）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种关于“实际经验”的结构
威廉斯肯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是对文化理论极为重要的贡献，认为马克思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是明确的，具有极大的影响，它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成功的，但这个公式是抽象的，它只不过是一种类比的明确，无法包容相互交织的“实际经验”结构。他认为，恩格斯后来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的强调落在其复杂性上，恩格斯使用了“交互作用”这个词，但他仍然坚持经济处于首要地位的基本原则。在威廉斯看来，作为类比用语，基础与上层建筑表达了一个绝对又固定的关系，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识到的现实并不是绝对和泾渭分明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发现和重视运动的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在，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却对这些运动的因素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因此，他主张从“存在决定意识”出发，强调以动态的观点来考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威廉斯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首先不是一种模式化的公式，它虽然是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批判中提出来的观点，但马克思的本意并非是要把它模式化。这一模式化了的公式过于僵化，是一种静态、对立的思维模式，它在某种意义上降低了知识创造和想像创造的价值，按照这种模式我们无法批判地分析艺术与时代、文化与文化、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因为按照这个模式，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之间的关系具有强侧和弱侧之分，前者指的是基础理所当然决定上层建筑，这实际上是一种想当然的理想主义还原论；后者则意味着生产力、生产过程之外的所有社会存在都是上层建筑，这显然是简单化的处理，因为它忽视了“生产”的复杂性。
威廉斯认为马克思的比喻中所真正表达的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和现实分析，“既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现实的所有因素彼此依存，既然在分析中强调运动及其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合乎逻辑地在‘整个生活方式’――一种总体的社会过程――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 [3]359。他认为，抛开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的论战性质，马克思真正强调的是要动态地分析它们的关系，把它们看作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威廉斯看来，诸如文学艺术创作等上层建筑涉及人类意识，它是非常复杂的，这不仅因为它的多样性，还因为它始终是历史的，既包括对过去的延续又包括对现存的反应，反映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就是“文化”。
威廉斯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过去、现在或是未来的文化都是必需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阐释是可能的、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有价值的。但他指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理论以为“经济结构的事实以及由经济结构而来的社会关系是有一种导线，文化在这条导线上编织起来，而且可以沿着这条导线去理解一种文化”，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应充分估计多样性和复杂性，应考虑到变革的延续性，应考虑到或然性以及某些有限的自律领域”[3]343。即是说文化理论应该充分考虑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其他许多限制条件，它并不是仅由文化导线组织起来的社会关系，也不是仅由经济基础就能理解的一种文化。所以，“我们应当在肯定它的激动作用的同时，继续寻求它对作为整体的文化的阐明”[3]361。
（二）重新定义“基础”、“上层建筑”和“决定”
威廉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中的“基础”、“上层建筑”、“决定”、“反映”等关键词进行详尽的考察和重新定义。
1.“基础”。“基础”（Basis,Grundlage）和“生产力”。一般而言，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构成了“基础”，而在西方工业革命的语境里，“生产力”是指自然化的原始材料生产，即所谓的物质生产。这样，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马克思流派的语境里，“生产力”就等同于物质、经济。威廉斯等文化唯物主义者认为，这是导致他们在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之一，他们误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不太明确的说法。威廉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基础”并不具有后来人们所理解的某些固定属性，它是复杂的、多元的，是一种状态，而不是某种凝固的存在物。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简单化、绝对化。
威廉斯指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时候，他是在特定的专门的意义上考察与生产方式相对应的“生产劳动”，甚至直接指的是重工业生产，这一点是跟他所处的机械大生产的时代背景有关的。威廉斯认为，后来的人们脱离了马克思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讨论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习以为常地指向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意义上的首要生产，而不是指向社会本身、人类本身以及生活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我们必须意识到，马克思在当时分析的是特定种类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在这种分析模式中，马克思赋予“生产劳动”和“生产力”概念以专门意义，即以商品生产的面目出现的物质劳动。但这极大地缩小了“生产力”这一本身广泛得多的核心概念，这在马克思那里是权宜之计，丝毫没有后来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指“经济的”生产力。把基础理解为“经济的”或“物质的”生产力，这在文化语境中是非常有害的。威廉斯特别提到，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举了一个钢琴制造的例子。如果认为制造钢琴的人是生产劳动者，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就产生了――销售钢琴的人是否也是一个生产劳动者；这很有可能，因为他使剩余价值得以实现。但说到钢琴演奏者，无论他是为自己还是别人演奏，他都不是生产劳动者。这样，钢琴制造者是基础，但钢琴家则是上层建筑。如果将这种思考模式用来考察文化活动以及有关现代文化活动的经济学，是走不通的。威廉斯的意思是说，意识、文化是物质社会过程的组成部分，不能把意识和文化与社会运动的其他过程分离开来，它们就展开在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过程中，展开于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从而，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物质生活过程来把握意识和文化。
威廉斯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基础”是人类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是与物质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现实的生产关系，就特定意义而言，基础是指处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他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本人也曾反对把“基础”化约为某种范畴：“要研究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做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4]296
威廉斯认为，应该从更开阔的意义上把握“基础”和“生产力”，它是一个包括社会本身的生产、人类本身的生产以及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多样化的方法考察整体的基础问题，我们就不会再将文化、意识形态等人类精神和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简单地当做上层建筑加以抛弃。其次，我们就会看到，“基础”和“生产力”是一个动态的范畴，指向某种状态，而不是某个确定的对象。而人们出于语言习惯，将“基础”当作一个对象，以标准的、静态的方式考察它。人们认为,“基础”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是对应于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现实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阶段的模型。但实际上，马克思强调的是生产活动在特殊的结构关系中构成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在实践中它决不是只有一种标准，决不是静态的。马克思历史意识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认为生产关系与相应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因此，“基础”和“生产力”指的是能动、复杂、矛盾的存在。
2．“上层建筑”。本来，上层建筑（überbau）是一个比喻性概念。在德文中，überbau作为可数名词，意为上部结构、上层建筑，如船的上层建筑、甲板的上层建筑，汽车车身等。在英文和法文中，与überbau一词对应的词都是Superstructure，都与überbau一样意指上层建筑或上部结构。马克思借用这一概念先是用来喻指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后又用来喻指“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完成意义重心的转移。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同时从系统观出发，把人类社会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把人类社会系统分析为“现实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三个内在相关的子系统。马克思之后，人们一般认为“上层建筑”主要是指某种单一的“领域”，可以囊括所有文化活动和意识形态行为。问题不在于如何定义上层建筑，因为上层建筑作为基础的另一极，基础确定了（无论是在宏观的、静态的层面，还是具体的、动态的条件下），上层建筑自然也就被界定了。困难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范围及其性质。如果说，上层建筑的范围也可以依靠基础来划定，那么上层建筑的性质就成为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威廉斯认为，马克思本人以及恩格斯后来的通信中，都曾经描述过上层建筑的被决定性质。这种被决定性质首先表现在时间上和程序上，上层建筑处于相对滞后地位。其次，这种被决定性还表现为上层建筑具有间接性――文化领域内的一些活动（如哲学）更加远离第一位的经济活动。最重要的表现是，上层建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模仿或再现基础的现实状况。这与实在论的反映和再现观念并无二致。
威廉斯认为，研究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必须考察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命题。但从严格的理论视角来看，直接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出发，效果可能会更好。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命题是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否定。基础与上层建筑正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体现，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类比性应用，只有把基础与上层建筑放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语境中，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命题所具有的象征性意味，理解它所暗示得某种确定而终极的空间关系。但是，在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个命题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而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存在与被决定的社会意识这个命题则被忽视。这是导致人们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认识模糊的一个方面原因。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决定”。
3．“决定”。威廉斯指出，“决定”（determines）具有语言和理论上的复杂性和前历史。在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原文用的是德语“bestimmen”表示“决定”，对应的英文为“determine”。作为英文的“determine”的本义是“设定边界”（setting bounds）或“设定限度”（setting limits），当它用语具体语境时，同时含有“确定、断定、测定、判定”等多种含义。但无论是那种具体意义，它都暗指某些事物外在于另一些事物并对其起着决定或控制的作用。这是一种外部性的决定概念，都是一种外因的观点。在威廉斯看来，这种外部性概念和外因观念与马克思的关于人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总体性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的。
威廉斯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决定”作为术语，是从唯心主义尤其是神学对世界和人的解释中沿袭而来，也跟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认识有关。无论是神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坚持外在于人的力量的权力，或者是以世俗的形式坚持抽象的决定意识。但在马克思这里，决定作用就源自人的活动。在这里，威廉斯再次展示了像他在《关键词》中那样的词源学方法，对“决定”一词的出现及其流变进行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在谈到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时，运用了英语中翻译为“决定”一词（常用但并非固定不变的相应德语词汇是betimmen）。但是这个术语有它本身特殊的发展历史和延续性，在它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决定”一词在通常的用法中所表达的可能意义和暗示是多元化的，大多数的欧洲语言都具有这个特点。一方面，从其神学传统来说，外因的观念完全预见、预示、控制着后来的活动。但是，从社会实践经验的角度来看，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的决定观念也是存在的。而后者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正是在这里，许多人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命题中蕴涵着对许多公认的命题的否定和颠覆，尽管这些人对字面的马克思观点十分熟稔。
对于“决定”关系的复杂和多元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详细的理论阐释，他们对于决定的规定和理解主要体现在具体的批判理论建构中。这方面的代表，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着重谈到过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共产党宣言》表明了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发展必定呈现为社会主义前景这样一种立场和展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目的之一，就是运用大量的经济学研究以及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证经济学问题和文化问题之间的关系。马克思首先明确指出，“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2]112-113何为“现实差异”？“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4]296马克思还列举了希腊艺术、莎士比亚戏剧艺术以及现代艺术的例子来证明这种不平衡关系。
威廉斯认为，马克思在这两部著作中关于“决定”的理解和阐释，应该能使人们认识到，对于“决定”的理解和阐释，必须注意到这是一个辩证法――总体性问题，即人们在认识“基础”、“生产力”、“上层建筑”，以及“决定”这些在马克思的灵活的、隐喻性的使用之后，被人们逐渐概念化、清晰化的范畴的时候，不能脱离马克思的总体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它必然要求的方法论的总体性――辩证法的认识路径。因此，威廉斯认为，要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日常命题带来的一系列困惑，人们必须寻找一种替代命题，即社会“总体性”。
三、以“总体性”范式取代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模式
威廉斯认为，总体性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理论根据和主要工具。在威廉斯看来，马克思的批判工作可以归结为他的那句富有战斗号召力的“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命题，它也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总基点。威廉斯认为，总体性在马克思这里，表现为内容总体性与方法总体性的结合，是一种具体的辩证的总体性。作为方法总体性，其实质相当于唯物辩证法，但是马克思强调内容总体性与方法总体性相比，处于逻辑上占先的地位，这与黑格尔的总体性是根本不同的。黑格尔把历史过程变成了思维过程的例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是从概念到外化、再回到概念的过程。而对马克思来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只是思维用来把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而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不再是概念的辩证法，而是有具体内容的辩证法，这个具体内容就是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是总体性的最简明、最具体的社会学表述。马克思将总体性的观念置于社会总体化进程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就打破了黑格尔概念总体性的封闭线，使总体性具有了开放的视域。
威廉斯通过批判比较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即“具体的总体”思想。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是各个阶级所共同拥有的实在，文化渗透人的整体，与属人的物质领域一起构成了人的总体性，文化是人的存在的具体。文化为人的认识、人的世界的生成、人与社会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他认为，马克思的具体总体性可以概括为实践的总体性。作为对这种决定过程的解释，实践的总体性概念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念相适应。区别在于，总体性强调的是对辩证的对立统一以及关联性，基础与上层建筑被置于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意义关系，它使人们对社会做出总体的认识，从而找到社会总体发生变化的钥匙。这恰恰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用哲学改造世界的根本目的所在。
按照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总体性意味着文化实践维度必须在人们的社会意识中占据中心地位。文化实践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实在，人们正是凭借文化实践建构并认识生活世界这个实在的存在。文化实践作为人特有的存在方式，为人的认识、人的生活世界的生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提供了基础。威廉斯认为，一旦将总体性引入到社会和文化领域，人们将看到，意识、文化的存在和变化给社会总体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而这是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所做不到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所遮蔽了的。
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从一般的哲学和文学批判，过渡到文化批判。从“文化”的角度，文化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确定马克思对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真切思想，目的是使这种改造过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广泛地适用于现时代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艺术和艺术批判，乃至整体的社会意识形态批判。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条件下，文化领域将是社会斗争的聚焦点。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和研究文化问题，包括文化的定义、意义及其社会总体性，成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重中之重。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马克思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走向。
参考文献:
[1]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周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尔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 任浩明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Theoretical Study of “Cultural Marxism” in Britain
LI Linhong YANG Lan
(Donggu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Dongguang Guangdong 523808)
Abstract: British cultural Marxism is trying to restore and establish the theory totality of Marxism in the culture diversion context of modern western Marxism. Therefore, the Britain re-discussed some fundamental concepts, such as social beings determines social consciousness, economic basis determines superstructure, etc., emphasized the material property of culture, and they take culture as a key factor the same as economy and politics that determine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ritain, cultural Marxism, theory of tot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