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雨多日之后，天气终于放晴了。我坐在书房里，时不时地抬头观望窗户正对面的那所中学的墙壁，阳光打在乳白色的瓷砖上，每一扇阴凉的窗口都垂下一面酱红色的布帘。树梢在轻摇细晃，风吹草动，人心恍惚。我依稀记起这样的场景曾在哪里见过，想着想着，眼前就浮现出了一个人： MOHAMED BAYOUMI。就是他，一个埃及人，中文名字叫：白佑明。
现在我已经很难回想起与白佑明分手告别的细节，只记得临别前一天我们在红海岸边，迎着狂风巨浪大呼小叫的情景，每个人都争相与他合影，因为他事先说过，明天不会亲自去机场送我们，负责我们登机的将是他的助手。说这话的时候，这个男人的眼睛里面闪过一丝不舍，为了掩饰这种情绪，他说让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吧。我不知道同行的人中是否还有人记得那个“笑话”，但我记得他讲完后车厢里面一片沉寂。第二天，我们离开了开罗。一周后，“茉莉花革命”在突尼斯爆发。整整一个月后，埃及百万民众涌进解放广场，拉开了“阿拉伯之春”的大门。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电视机前寻找他――白佑明。
白佑明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是个阿拉伯人的人，身高约莫1米85，结实，健壮。他头发花白，皮肤棕黑，上唇留有短髭，脸上始终荡漾着和善沉稳的笑意。这样的笑容只有胸襟宽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会流露出来，没有丝毫的做作和矫饰。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留学北京语言大学，据他自己讲，曾研习过《红楼梦》，也读过不少鲁迅作品。90年代在广州经商，从事外贸交易工作。后来回国就成了埃及全陪中文导游，他说这是份不错的职业，在埃及属于中上等收入。我们问他有几个老婆，他狡黠地笑道：我？能娶四个，但只有一个。他膝下有一对儿女，儿子是律师，女儿还在念大学。像白佑明这样的人放在街道人群中瞬间就会失踪，正是因为如此，他成了我心目中所有埃及人的集体化身，若是想将他从人群中辨认出来，并不比想把一滴刚刚从指尖滑落进红河的水滴捞起来容易。
事实上，在我们离开埃及前，空气中就已经氤氲着革命的味道，只是我们当时全都被尼罗河文明的博大与完整所吸引住了，没有人去留意那些在街边、步道慢慢涌动与汇集的各种沉闷的杂音。刚从伊斯坦布尔抵达开罗的那天晚上，我们很兴奋，决定去找家酒吧喝酒，结果转悠了几条街道都没有酒水出售，那时我们还不清楚埃及是绝对禁酒并视酒为“万恶之首”的，街面上所谓的酒吧也只出售红茶。夜色里的开罗斑驳而杂乱，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要么长时间红，要么长时间绿，汽车似乎完全不管指示灯，在街面上横冲直撞，每过一次马路都让人心惊胆颤。我们在夜色中东游西荡，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座门口架设着两门大炮的建筑物前，正打算与炮台合张影，突然从树丛中蹿出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示意我们赶紧走。第二天白天我们才发现那里是座戒备森严的大院，即便白天也警备严格，不准拍照。
还有一次是我们即将离开时，在一家埃及人开的餐馆吃饭。席间有人问餐馆老板，怎么看他们的总统穆巴拉克，老板用蹩脚的中文笑道：老穆？不喜欢！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喜欢，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要选他当总统？老板回答：我们没有选他呀，他自己要当总统的。白佑明也发过类似的牢骚吧，他说那些选举都是假的。
开罗街头的墙面上贴着许许多多海报，选举人把自己的头像印在上面，很多摊贩就蹲在这些花花绿绿的海报下面，满脸的忧伤和茫然。一边是悠久而辉煌的古代文明，另外一边是杂芜混乱的现实情景，埃及以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我们去思考：作为一个来自同样文明国度的人，应该何去何从？我曾就此与白佑明交流过内心的想法，他说，埃及人对中国人有天然的好感，除了多年来中国政府的援助外，还有某种类似的文化亲近感。他更进一步说道，很多埃及人都希望中国能做世界的“老大”。他的说法在开罗街头随时都能得到验证，譬如有一次我们在街上遇到一群年轻人，看见我们就大声喊道：“中国人？！”然后一起朝我们竖起拇指。
但是，2011年1月4日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青年穆罕默德之死改变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走向。“我们都是穆罕默德！”这样的口号一定也是白佑明的心声。在砖头、石块与高压水枪、催泪瓦斯的街垒战中，从来只有一种结果：前者看似失败了，而后者却是真正的失败者。我相信，白佑明一定是解放广场上昼夜攒动着的人头中的一颗；我相信我一定在电视里见到过他，而他还是穿着那件灰白色的夹克，夹克里面是一件深蓝色的毛衣，毛衣里面是一件暗色条纹的衬衫，衬衫里面还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春天来了，在不停的呼喊声中，白佑明会将衣服一件件脱下，露出赤裸的汗水涔涔的上身，棕黑色的皮肤之下流淌着奔涌的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