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语言可以微妙地反映人们的思维结构，在内群体对待外群体的时候最为明显。当描述一个内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时，人们往往使用更为抽象的语言；而当提起内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时，人们则使用更加具体的语言，这便是群体间语言偏见。群体间语言偏见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研究议题。这项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展起来，本文依次观照Anne Maass、Wiliam von Hippd、Denise sekaquaptewa、Pattick Vargas,Guen R.semin、Lorena Gil de Montes、Jose F.Valencia以及Karen M.Douglas和R.obbie M.Sutton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的研究，先后缕述群体间语言偏见的提出，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内隐特征、传播目的与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关系以及与话者的语言抽象性及其推本溯源，目的是探讨缘自群体类别不同的语言偏见。
关键词：群体间语言偏见；语言的抽象性；内群体；外群体；积极行为；消极行为
中图分类号：H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084－04
一、群体间语言偏见研究的兴起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语言可以微妙地反映人们的思维结构，在内群体对待外群体的时候最为明显。当描述一个内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时，人们往往使用更为抽象的语言；而当提起内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时，人们则使用更加具体的语言，这便是群体间语言偏见。群体间语言偏见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研究议题。这项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展起来，目的是探讨缘自群体类别不同的语言偏见。
在世界范围内，虽然偏颇的种族歧视已经渐渐消解，但仍有许多研究显示，种族歧视远未消弭，只是被另一种更隐蔽的形式一现代种族主义所取代而已。很多人都具有很强的平等主义观念，他们需要支持平等、正直和无偏见的自我影象，并且在外显水平上表现出无偏见、无歧视的态度。但是，此类态度与对待刻板群体所持的真正的积极态度不能混同，因为它们只是表明人们力图让反应与平等主义的影象相一致。人们拥有平等主义的行为特征的同时。仍然表现出对种族成员的消极情感或观念，这种现象称为厌恶性种族主义或称规避性种族主义。偏见来源于基本的社会范畴化过程及区分不同群体(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认知加工，同时一旦群体性质得到确认，则可能出现不同的态度模式。那些拥有厌恶性种族主义(或规避性种族主义)意识的人，努力使得个体对种族群体交替表现出积极或消极态度。具体的反映倾向依赖于反应情境中的社会规范结构和产生种族判断的潜力。若情境明显地唤起一个无偏见反应，或者参与偏见反应的判断合理化过程无法产生，则具体反应是积极的；当社会规范比较模糊或者刻板判断易于操作，则厌恶性种族主义者(或规避性种族主义者)的消极反应倾向将上升到外显水平。此时，他们的偏见反应却往往不为自我所承认，因而虽然其偏见情感乃至观念都与平等主义价值结构相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必然由于自我影象一致性的下意识维护而不会在意识状态中浮现，并且这种在模糊情境下浮现的微妙的偏见反应所涉及的认知过程是自动的。在此理论背景下，群体间语言偏见即是厌恶性种族主义(或规避性种族主义)这种双重态度模型的一种微妙且习焉不察的体现。如此一来，这个议题便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领域。
语言的抽象程度(abstractness of the language)最早由Semin和Fiedler提出，他们使用一种心理语言学模式一语言范畴模式(linguistic category model)来加以阐释。这种语言抽象程度的差异由四个水平构成，根据抽象水平从低到高依次为：最为具体的描述性行为动词(DAVs)、解释性行为动词(IAVs)、状态动词(SVs)和最为抽象的形容词(Adjs)。语言大体可分为抽象语言和具体语言。抽象的语言描写着从具体的可观察到的行为中高度抽象出来的性情和持久的状态，如诚实、创造性、信念和嫉妒等。具体语言描述着具体的、可观察到的、有始有终的行为，如亲吻、拜访、帮助和威胁等。与抽象语言相比，具体语言没有那么多语义内涵，可以说，抽象语言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语义信息，抽象的描述是稳定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试想甲挥起拳头在打乙，那么可以用四种不同抽象水平的表达方式来描述：(1)甲打乙。“打”这个描述性行为动词，是在特定情境下对特定行为的客观描述，没有积极或消极的内涵意义。(2)甲将乙打伤。虽仍特指某个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行为，但在描述之余提供了加工和解释，使其在语义上具有消极的内涵意义。(3)甲憎恨乙。“憎恨”是没有动作的起始和终结的状态动词，它在描述以外提供了阐释。(4)甲有攻击性。“有攻击性的”隐含着相对稳定的性情特质。这种特质除体现在当前的时间和情境下外，还可泛化至其他时间、与其他人交往的情境，故而具有跨时间、跨情境的特征。使用“有攻击性的”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甲这个人，就将甲的行为与其他“有攻击性的”行为(如踢人、向别人吐口水和扯别人头发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地，使用描述性行为动词时，不会轻易使人得此结论。
一旦描述语言的抽象程度提高，信息的接受者对行为人性情特质的推本溯源便随之增加，而对情境的推论则愈来愈少。就“甲有攻击性”这个抽象表述而言，信息的接受者不难就此推断甲的人格特征，究其原因，“有攻击性的”是一个跨情境的性情特质。而当信息接受者面对“甲打乙”这个具体表述时，就不会轻易做出类似的判断一甲仅在特定情境下，对特定的对象“乙”有此行为，当情境有所改变，对方也不是“乙”时，很难说甲还会有类似的举动。就此而论，与话者语言的抽象程度影响着信息接受者对行为人的印象。
二、关于群体间语言偏见的理论及演进
关于群体间语言偏见的理论最初由Anne Maass提出，在其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学者们不断验证或试图提出新的观点，呈现出各个阶段的动态演进。现将一些代表性人物和观点累述如下。
(一)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基本理论
群体间语言偏见最早由Anne Maass筚路蓝缕提出，她关于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基本理论模式是在这一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其主要观点体现在《群体间语境下的语言使用――群体间语言偏见》(Language use inintergroup contexts：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群体间语言偏见――语言对刻板印象的保持》(Linguisticintergroup bias：stereotype perpetuation throughlanguage)、《语言与刻板印象》(Language and stereotype)、 《群体间语言偏见：期待各异还是维护内群体利益》(The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differential expectancies oringroup protection?)以及《群体间语言偏见：内群体保护动机的例证》(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evidence foringroup protective motive)等著作和论文中。
她发现当人们描述内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和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时，往往使用更为抽象的语言，而对于内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和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则使用更为具体的语言。这一现象被她命名为“群体间语言偏见”。群体间语言偏见是一种称许内群体，贬损外群体，从而维护内群体形象的做法。人们对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持有不同的期待。人们更期待内群体的积极行为而不是消极行为。与此同时，与内群体成员相比，人们更易以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推断其消极的性情特质，而他们的积极行为却难以与其性情特质构成必然联系。当人们对一群体持有刻板印象时，便会对该群体成员的行为有所期待。这致使与刻板印象一致的行为比不一致的行为在语言上表现得更为抽象。
这一研究成果深化了学界对群体间交往的认识。具有纠偏作用。以往群体间交往领域中刻板印象的研究重点是人们记忆了哪些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使得研究重点放在试图通过让人们接触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信息来转变他们消极的刻板印象，从而消弭其对其他群体的偏见上。Maass等人第一次全面且系统地阐释了在人们记忆中有何种信息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这些信息。这对理清群体间交往中刻板印象的形成、传递和改变起着匕首投枪的作用。
(二)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内隐特征
Wiliam Yon Hippel、Denise Sekaquaptewa和PatrickVargas提出的关于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内隐特征是这一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观点之一。他们的主要观点体现在1997年发表的《作为偏见的隐性“标尺”――群体间语言偏见》(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as an implicitindicator of preiudice)一文中。
偏见的测量一直被“人们是否愿意和能够表述对于某一群体的消极态度”所困扰。事实上，大部分偏见理论都基于一个观念：人们不愿承认他们对其他群体成员持有消极的态度，甚至连对自己也是如此(参看Hilton和yonHippel，1996)。Wiliam yon Hippel、Denise Sekaquaptewa和Patrick Vargas三人提出隐性偏见测量方法试图规避被试自述偏见的“愿意和能够”问题(“willing and able”problem)。他们的一系列实验验证了以下内容：其一，群体间语言偏见(隐性测量)能够预测人们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评价。具体讲来，根据上面所累述的原因，表现出群体间语言偏见的人应比未有此表现的人更倾向于带着刻板印象去评价其他群体成员。相反，鉴于对偏见的自述测量(self-report measures)被“愿意和能够”问题所羁绊，所以自述测量这种对偏见的显性测量在预测人们对于其他群体成员的评价时不免有失偏颇。其二，在比较群体间语言偏见(隐性测量)与自述测量(显性测量)两种测量方式间的相关性上，他们得出：即使群体间语言偏见与自述测量相关，其相关程度也不高。
该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首先。隐性偏见测量与普遍应用的显性偏见测量截然不同，且在测定人们对刻板印象目标群体的不同评价上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在总体上，隐性偏见测量和显性偏见测量没有相关性。就这个研究而言，三个实验中隐性偏见测量和显性偏见测量均无相关性。再次，各种隐性测量手段容易操作，亦便于从以往研究中提取营养。此外，该研究对风头仍健的内隐偏见研究作出了坚实的回应，具有一定深度和先锋意义。它昭示着对偏见的充分认识不能仅仅依赖于询问人们对不同群体的看法和感受。
(三)传播目的与群体间语言偏见
Guen R Semin、Lorena Gil de Montes和Jose F.Valencia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2003年发表的《针对群体间语言偏见的传播桎梏》(Communication constraints0n 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一文中，提出传播目的与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关系。
当人们谈到关涉内／外群体成员的积极或消极事件时，所使用的语言显示出系统的差异性。无独有偶，当谈及朋友／敌人的积极或消极事件时，相似的语言差异也随之产生。动机过程和认知过程作为语言偏见的心理过程，对语言差异的产生起着匕首投枪的作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习焉不察的是，另一个因素对语言差异的产生同等重要，那便是传播语境(communication context)以及特定讯息的作用。讯息是针对与话者的、带有特定目的的信息。有鉴于此，若心理过程构成了讯息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有理由认为，传播语境则是同等重要的另一个方面。
在人们谈起发生在朋友或敌人身上的种种事件时。谈话内容根据谈话对象(朋友、同事、配偶或陌生人)和谈话目的(闲聊、巩固友谊、警告同事)履行着不同的职能。勿需讳言，人们的谈话起着明确的传播作用。倘若这种传播目的被剔除，那么情形又会怎样呢?依Guen R.Semin、Lorena Gil de Montes和Jose F.Valencia看来。这对于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基本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理论颇具昭示作用。在该研究以前，群体间语言偏见研究的侧重点是促成信息中语言偏见的心理过程(动机机制和认知机制)，绝少提及传播语境是如何影响这些心理过程的。传播形成了有目的的(purposeful)社会交流，它在社会语境中发生，并受社会准则和传统的制约(人们利用社会准则和传统营造一个共享现实，来实现个人的目标)。据此，Semin等人的思维逻辑是，在一个特定的传播语境下，一个信息有特定的功用。在群体间语言偏见研究中，传播目的左右着心理过程的实际作用――个信息的特定目的影响着心理过程能否被激活，随之决定着该信息如何被建构。
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当传播有明确目的性时，被试表现出信息抽象水平的差别体系，而一旦传播目的缺失，偏见也随之缺略，这否认了信息仅仅由期待所驱策的观点。这一结果表明迄今为止已知的语言偏见不是对于不同类型的知识的固定语言表达。而是受语境特征所影响的过程。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创新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个研究拓展了未来研究的视野。提出了许多开放性的问题。不同抽象水平的关于积极／消极行为的信息对信息接受者产生的影响，便成为其中引人注目一个。不难看出，这会让信息接受者经历不同的情绪体验―― 感到焦灼不安或兴高采烈，会对其任务的完成产生影响。而且还对其动机产生掣肘。更进一步地讲，使用抽象信息描述积极行为、具体信息来表述消极行为，是体现人际间接近性的一种巧妙策略。相反，使用抽象信息勾勒消极行为、具体信息阐释积极行为，则是反映人际间距离感的一种手段。群体间语言偏见研究的焦点在于刻板印象(stereotype)，而刻板印象的一种现实解读则是基于人际间距离感和接近感的不同形式的传播。通过剖析信息抽象性对已知的社会距离的影响，可以使研究者在更加广泛、开放的层面探寻人际关系问题，深化对人际关系的认识，并对语言以及语言策略运用如何微妙地参与基于社会距离感和接近感的策略性传播起着昭示作用。
(四)与话者的语言抽象性及其推本溯源
Karen M.Douglas和Robbie M.Sutton在2006年发表的《须知你评价别人的话揭示了关于你自己的信息：关涉与话者的语言抽象性及其推本溯源》(When whatyou say about others says something about you：Language abstraction and inferences about describers)一文中提出了他们对群体间语言偏见的观点。
传播是一种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此间人们持有各种各样的具体目的，诸如彰显群体归属性、影响他人等(参见Edwards和Potter，1993)。在努力达成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与话者袒露或暗指他们对某事物的怀疑态度(如Douglas和Sutton，2003)。也正是受这些目的的驱策，听者主动积极地对与话者的言辞加以诠释。并形成对所议之事和与话者的新的认识(如Vonk，1998和2002)。这样一来，缘起于传播的信息有着两副笔墨：深刻地影响着听者和深刻地影响着与话者(Higgins和Rholes，1978)。因而可以说，传播产生并传递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判断彼此的特征和目的的能力尤为重要(Allbright等人，2004)。
Douglas和Sutton二人的这项研究显示，语言的抽象性影响着听者对与话者与行为人的关系、与话者对行为人的动机和态度的理解。为了达到传播的目的，传播者(与话者)和听者均需要体悟信息所携带的意图。听者能够从与话者的语言中汲取关于其态度和意图的信息，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到，语言的抽象性促进着传播的信息传递功能。就与话者的策略而言。听者极力从与话者的语言中“搜索”关于与话者本人的信息的能力可谓“黑暗中一线光明”。所谓“黑暗”指的是，倘若听者觉察到与话者的偏见，那么与话者传递关于行为人信息的能力就会遭到置疑。容举一例，若听者认识到与话者有意正面描述行为人的行为，那么听者可能对与话者所言之事半信半疑。这样一来，大大降低描述的可信度，也产生了听者自行推断关于行为人和与话者信息的可能。这说明，语言的抽象性有着浅尝辄止地表达认识，却不肯对其详加阐释的弊窦。所谓“一线光明”则指，与话者不仅凭借语言的抽象性在显性层面影响他人对某个人的印象。而且借此影响听者对与话者自己的印象。有研究显示，语言的抽象性与自我呈现有着一定的联系。与这些发现一致，Douglas和Sutton二人的这项研究揭示。语言的抽象性涵概着印象管理的间接策略(indirect impression-management strategies)的微妙且重要的方面。人们通过策略地呈现出关于他人的信息而试图管理别人对自己的印象。
“有意识地使用”在语言的抽象性中的作用亦是Douglas和Sutton关注的焦点。有研究显示，人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对语言抽象性的选择，Douglas和Sutton也认为听者在意识层面并未认识到语言的抽象性影响他们对与话者及其动机进行推本溯源。Douglas和Sutton还认为与话者并非有意识地借助语言的抽象性促成关于某人的印象且同时借此形成关于自己的印象。无需讳言，未来研究须进一步探究听者和与话者对策略地使用不同抽象水平的语言以达到某种传播目的的各种方式究竟认识到何种程度。一言以蔽之，Douglas和Sutmn的研究在更深入的层面探讨了语言的抽象性这一问题，对于带有袒护或偏见性质的信息，听者能够基于语言的抽象程度将这种袒护或偏见追本求源至与话者那里。虽然语言的抽象性使得与话者表达和传递着自己关于他人的期待和刻板印象，但习焉不察的是，同时也使关于自身的信息犹如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责任编辑 文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