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黄宗羲抱负内圣外王之学，却遭际乱世，才能不获施展，无法康济斯民，平生所学只能寄托于残编断简之中。黄宗羲又叠遭丧乱，所藏书籍散落流失，保存无多。为了著书立说，延续文脉，黄宗羲遍访藏书之家，钱谦益的绛云楼、祁彪佳的澹生堂、徐乾学的传是楼皆是他时常登临之所。这些藏书楼均为黄宗羲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故有必要对此作一番论述与阐扬。
关键词：黄宗羲 绛云楼 澹生堂 传是楼
中图分类：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1－79－82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其著述《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明文海》等均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学术著作的编纂，必然需要大量的藏书作为文献依据。黄宗羲藏书原本非常丰富，可是在明清之际的战乱之中，黄宗羲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所藏之书有被士兵抢夺而去者，有被里媪荛儿窃去者，有被大火焚毁者，再加上鼠残蠹啮，雨渑梅蒸，残存下来的藏书已经不足以供其研治学术了，黄宗羲只好外出访书。清初的重要藏书楼，黄宗羲均曾登临，而钱谦益的绛云楼、祁彪佳的澹生堂、徐乾学的传是楼对黄宗羲的帮助尤大，故下文依次论述之。
一、黄宗羲与绛云楼
绛云楼是清初著名的藏书楼，该楼由钱谦益创建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等。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官至南明礼部尚书。钱谦益工诗擅文，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他博收坟籍，交游满天下，曾购得刘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的全部藏书，又花费巨资购买善本古书。钱谦益嗜书的美名远播，书贾也乐于向他出售书籍，在钱谦益的家里，书贾频繁往来，几无虚日。钱谦益又精通版本，每得一部书，都能如数家珍地指出该书旧版如何，新版如何，新旧版之间的差别如何。钱谦益对宋元善本书更是情有独钟，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说钱谦益：“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钞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因此，钱谦益的藏书可谓是琳琅满目，几埒内府。顺治十七年(1644年)冬，绛云楼落成，历代金石文字、宋刻书籍数万卷充(牛刃)其中，大江以南藏书之富，必推绛云楼为第一。
黄宗羲与钱谦益是世交，天启四年(1624年)，钱谦益与东林党人杨涟等交往密切，也就是在此时，钱谦益结识了黄宗羲父子，当时黄宗羲年仅十五岁，钱谦益的文章风雅已经在黄宗羲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因为反对魏忠贤，被迫害致死。崇祯九年(1636年)，黄宗羲迁葬黄尊素于化安山，铭墓之文就出自钱谦益之手，两人的情谊进一步加深。明代灭亡之后，南明弘光朝廷徵招钱谦益为礼部尚书。但是南明王朝很快被清军击溃，钱谦益开门降清，一时间舆论哗然，士林为之齿冷。钱谦益对自己的失足降清也是非常悔恨，在柳如是的帮助下，钱谦益开始秘密联络反清武装，以图恢复明朝社稷。明亡之后，黄宗羲也组织了地方武装世忠营，拥戴鲁王，在浙东一带对抗清军。此时的钱谦益与黄宗羲在反清复明的运动中，有很强的一致性，黄宗羲也时常来绛云楼商谈军务，所以绛云楼在明末清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既是传统文化的保存之地，也是复明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顺治七年(1650年)三月，黄宗羲至常熟，请钱谦益出山游说婺中镇将马进宝倒戈。对于黄宗羲这位故人之子的到来，钱谦益非常高兴，他热情地款待了黄宗羲，并邀请黄宗羲观览绛云楼的藏书。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说钱谦益“好矜啬，傲他氏以所不及，片楮不肯借出”。可见，钱谦益的藏书是秘不示人的，所以能够获得钱谦益的允许而登绛云楼读书者，黄宗羲应该是获此殊荣之第一人。钱谦益的慷慨使黄宗羲大为感动，他在《思旧录?钱谦益》条特意记下了此事，他说：“余数至常熟，初在拂水山房，继在半野堂绛云楼下。后公与其子孙贻同居，余即住于其家拂水。绛云楼藏书，余所欲见者无不有。公约余为老年读书伴侣，任我太夫人菽水，无使分心。一夜，余将睡，公提灯至榻前，袖七金赠余曰：‘此内人(即柳夫人)意也。’盖恐余之不来耳。”通过黄宗羲的回忆可以看出，钱谦益对于政治不甚关心，其寄情之处仍在学术与文章，所以才约黄宗羲为读书伴侣。柳如是的心思恰好与钱谦益相反，她关注的重点乃是黄宗羲此行的政治目的。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就曾指出：“更可注意者，即说马(进宝)之举，实与黄梨洲有关。太冲三月至常熟，牧斋五月往金华。然则受之此次游说马进宝，实梨洲所促成无疑。观河东君特殷勤款待黄氏如此，则河东君之参与反清之政治活动，尤可证明也。”柳如是赠黄宗羲白银七两，并不是读书伴侣的定金，而是希望黄宗羲坚定信念，促成钱谦益游说马进宝之事，黄宗羲也不负柳如是一片苦心，终于说服了钱谦益，两个月之后，钱谦益前往金华劝说马进宝投诚。故此，黄宗羲此次虞山之行，也完成了两个任务，既完成了政治任务，也阅读了绛云楼的秘笈，可谓是不虚此行。
遗憾的是，钱谦益和黄宗羲的读书伴侣之约却未能践行。本年十月的一个夜晚，钱谦益的小女儿和乳媪在绛云楼上玩耍，剪落的烛花掉在纸堆之中，于是就引起了一场大火，绛云楼的珍本图书瞬息之间就化为灰烬。钱谦益仰天长叹：“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黄宗羲也深感惋惜，他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说：“庚寅三月，余访钱牧斋，馆于绛云楼下，因得翻其书籍，凡余之所欲见者无不在焉。牧斋约余为读书伴侣，闭关三年，余喜过望，方欲践约，而绛云一炬，收归东壁矣。”绛云楼被焚，不仅是钱谦益一家之劫难，也是中国图书史的一次劫难。
钱谦益和黄宗羲的友谊却并没有因为这次大火而澌灭，他们的感情在历尽劫波之后反而愈见深笃。康熙三年(1664年)，八十二岁的钱谦益走到了人生的边缘。黄宗羲偕同吕留良、吴孟举、高旦中等遗民前来探视，弥留之际的钱谦益看到来访的黄宗羲，欣慰之余，又以两件大事相托。其一，请黄宗羲代其撰文三篇，以抵文债；其二，以身后墓志相请。此两事黄宗羲均有记载，《思旧录?钱谦益》条曰：“甲辰，余至，值公病革，一见即云以丧事相托，余未之答。公言顾盐台求文三篇，润笔千金，亦尝使人代草，不合我意，固知非兄不司。余欲稍迟，公不可，即导余入书室，反锁于外。余急欲出外，二鼓而毕。公使人将余草誊作大字，枕上视之，叩首而谢。余将行，公特招余枕边云：‘唯兄知吾意，殁后文字，不托他人。’寻呼其子孙贻，与闻斯言。”黄宗羲帮钱谦益完成了三篇文章，至于钱谦益的墓志铭，钱谦益之子未能遵照父亲的嘱咐，转而请求龚鼎孳撰写，实在是未能理解钱谦益的苦心。黄宗羲离开虞山之后不久，钱谦益就于本年五月二十四日溘然长逝。对于这位前辈知己的逝世，黄宗羲非常悲痛，他作诗《八哀诗?钱宗伯》一首寄托哀思，其诗云：“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随着钱谦益的逝世，黄宗羲和绛云楼的关系也遗憾地结束了。
二、黄宗羲与澹生堂
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丰富，雄视一方。澹生堂藏书始于祁承牒(1562－1628年)，承牒字尔光，号夷度。 刀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嗜好藏书，聚书十万余卷。全祖望《旷亭记》曰：“山阴祁忠敏公之尊人少参夷度先生，治旷园于梅里，有澹生堂，其藏书之库也。夷度先生精于汲古，其所钞书，多世人所未见，校勘精核，纸墨俱洁净。”祁承牒还编有《澹生堂藏书目》和《澹生堂藏书约》，他在《澹生堂藏书约》中对读书、聚书、购书、鉴书都进行了理论归纳，是中国古代最早最全面的藏书理论著作。子承父业，祁承牒的儿子祁彪佳也好藏书。祁彪佳(1602－1645年)，字幼文，号世培。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官至应天都御史。祁彪佳的藏书理念与父亲略有不同，他的藏书门类更为丰富，除了关注经史等著作之外，还专门收藏戏曲和小说，即使是时人鄙夷的八股文选本也在收藏之列。
黄宗羲与澹生堂发生关系时，祁彪佳尚健在，黄宗羲和祁彪佳都是刘宗周的得意门生，两人有同门之谊，感情甚笃，所以黄宗羲就成了澹生堂的座上宾。黄宗羲《思旧录?祁彪佳》条回忆这段登楼经过时说：“余尝与冯留仙、冯邺仙访之于梅市，人公书室，朱红小榻数十张，顿放书籍，每本皆有牙签，风过铿然。公知余好书，以为佳否，余曰：‘此等书皆阊门市肆所有，腰缠百金，便可一时暴富。唯夷度先生(公之父)所积，真希世之宝也。’二冯别去，留余，夜深而散。”通过这段回忆可以看出，祁彪佳对于书籍的装帧是非常考究的，这种考究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奢侈，以至于当澹生堂藏书散落发售之时，所卖之钱，尚不及装帧之费，这正如吕留良《得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诗中所感叹的那样：“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时装订钱。”当然，黄宗羲热衷经史之学，对祁彪佳收藏戏曲、小说、八股文选本的做法甚不以为然，认为祁彪佳的藏书品格与乃父祁承蝶相差甚远。
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曾开门见山地指出：“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澹生堂在明清易代的遭遇恰好印证了黄宗羲的观点，兵荒马乱之世，澹生堂的命运远不及天一阁，随着祁彪佳的慷慨赴难，祁氏家族的没落，澹生堂已经露出日薄西山的末世景象。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祁彪佳死后，祁彪佳的两个儿子又因为魏耕案的牵连，祁班孙被发配到辽东，祁理孙郁郁而死。尽管祁班孙从辽东逃回，但是为了躲避清政府的追查，只好剃度出家，至此祁氏家族彻底败落，澹生堂也无法继续存在。祁家曾经把澹生堂的藏书寄存在化鹿寺，希望借助寺庙保存祁家三代心血攒集而成的藏书。可是事与愿违，寺内的僧人觊觎祁氏的家藏，不时地把这些珍本偷窃出来变卖，这样市场上就流通了很多澹生堂的藏书。
康熙五年(1666年)，在吕留良家坐馆的黄宗羲得知此事后，觉得祁氏藏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散落人间甚为可惜，于是就同吕留良商讨共同购买澹生堂藏书之事。吕留良也是嗜书如命之人，欣然应允。黄宗羲与吕留良一同前往化鹿寺，可是两人均未曾想到，此次购书又引发了一场公案，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因为购书而疏离，以至于最终破裂。事情的原委，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有记载，他说：“祁氏旷园之书，初庋家中，不甚发视。余每借观，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录而取之，俄顷即得。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丙午，余与书贾人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浞《礼记集说》、(王?)《东都事略》。山中所存，唯举业讲章、各省志书，尚二大橱也。”因吕留良的主要经济收入是批点发售八股文选本，所以文中所言之书贾即是黄宗羲对吕留良的蔑称，而中途窃取《礼记集说》、《东都事略》之人应该也暗指吕留良。
黄宗羲对此事的记载略显简略，其中的曲折过程，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所言最为翔实。他说：“初南雷黄公(黄宗羲)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吕留良)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修之人参焉。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浞《礼记集说》、王?《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然用晦所藉以购书之金，又不出自己，而出之同里吴君孟举，及购至，取其精者，以其余归之孟举，于是孟举亦与之绝。是用晦一举而既废师弟之经，又伤朋友之好，适成其为市道之薄，亦何有于讲学也。”
全祖望的记载虽然详细，可是因为全祖望私淑黄宗羲，下笔为文，难免回护黄宗羲而贬抑吕留良，所以有些地方就与事实不合了。首先，黄宗羲虽然长吕留良十九岁，但是两人还是朋友关系，黄宗羲坐馆石门是教授吕留良之子，他与吕留良之间并不存在师生关系，故此黄宗羲也不可能“绝其通门之籍”。其次，购买澹生堂藏书的资金是吕留良所出，不是出自吴孟举，因吕留良《得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其一云：“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角力)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当然，黄宗羲也以束惰所得加入，只是坐馆所得原本就非常微薄，可知黄宗羲的购书资金不多，大部分还是出自吕留良。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宗羲是不应该太贪心的，可是他却得了澹生堂的大部分藏书，这也正是全祖望《小山堂藏书记》所言：“旷园之书，其精华归于南雷(黄宗羲)，其奇零归于石门(吕留良)。”黄宗羲选取澹生堂藏书精华本的作法肯定引起了吕留良的不满，他将黄宗羲选定的宋本《礼记集说》、《东都事略》拿去，也是合乎情理之事，不该过于诋毁。可是就是因为澹生堂的这两套宋版书，却成了黄宗羲与吕留良交恶的诱因。购书风波之后的次年(1667年)，黄宗羲辞掉了吕留良的家馆，从此之后，两人关系日渐恶化，终于闹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三、黄宗羲与传是楼
传是楼的创始人是徐乾学。徐乾学(1631－1694年)，字原一，号健庵，昆山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关于传是楼得名之缘起，汪琬《传是楼记》言之甚详。他说：“徐健庵尚书筑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斫木为厨，贮书若干万卷。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湘帜，启钥烂然。与其子登斯楼而诏之日：‘吾何以传汝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传是楼藏书的来源，黄宗羲《传是楼藏书记》有明确的分析。他说：“丧乱之后，藏书之家，多不能守。异日之尘封未触，数百年之沉于瑶台牛箧者，一时俱出，于是南北大家之藏书，尽归先生。先生之门生故吏遍于天下，随其所至，莫不网罗坠简，搜抉缇帙，而先生为之海若，作楼藏之，名日传是。昔人称藏书之盛者，谓与天府相埒，则无以加矣。明室旧书，尽于贼焰。新朝开创，天府之藏未备。朝章典故，制度文为，历代因革，皆于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书非仅关一家也。”可以看出，传是楼的藏书主要是徐乾学凭借自己的显宦地位，从民间收集购买而来。因为明清之际，战火连连，内府藏书遭到严重的破坏。清朝入主中原，内府藏书匮乏，徐乾学的藏书为清朝典章制度的重建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可见，传是楼不仅保存了明朝的史料，而且为清朝的文化建设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黄宗羲结识传是楼徐氏大约是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左右，本年海昌县令许三礼聘请黄宗羲讲学，慕黄宗羲大名前来听讲者就有徐乾学的弟弟徐秉义。徐乾学公务在身，无暇赴会，不过他还是特意派遣弟子 彭孙通来此旁听。康熙十九年(1680年)，徐乾学的弟弟徐元文聘请黄宗羲修纂《明史》，徐秉义也亲自到黄宗羲所居之黄竹浦敦请，但是黄宗羲固守遗民节义，拒绝出山。不过黄宗羲又深知明朝可亡，明史不可亡的文化大义，面对清政府的再三邀请，黄宗羲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让季子黄百家人参史局，代父修史，并致函徐元文日：“昔闻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我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黄宗羲为文化大义所作出的让步，却引来了其他遗民的误解与讥讽。吕留良就作诗讽刺黄宗羲，他在《管襄指示近作，有梦伯夷求太公书，荐子仕周，诗戏和之》中以离奇的梦境影射黄宗羲，诗云：“顿首复顿首，尻高肩压肘。俯问此何人，墨胎孤竹后。比使谒公旦，四方糊其口。附书乞关节，未知得报否。新制蕨薇歌，纤喉忘老丑。筠篮进一曲，殿下千万寿。”吕留良嘲笑黄宗羲为了儿子的前程，不惜背弃节义，以至于斯文扫地，卑躬屈膝。殊不知黄宗羲荐子修史乃是为了延续文化，不是为了利禄荣华。吕留良与黄宗羲结怨很深，此诗充满个人意气，所言未免过当。
吕留良等人的反对并没有阻止黄宗羲与徐乾学的继续交往，徐乾学凭借着自己的政治优势，给予黄宗羲很多帮助。黄宗羲的事迹得以上达清廷，康熙皇帝对黄宗羲非常赞赏，诸如此类，均与徐乾学的荐扬有很大关系。此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余姚县重建黄宗羲父亲黄尊素祠堂，祠堂碑铭就是徐乾学所撰。黄宗羲埋骨之地，化安山的墓所，徐乾学也曾出资襄助。
除了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黄宗羲帮助之外，徐乾学的传是楼也是黄宗羲编纂《明文海》的重要资料来源。康熙十四年(1675年)，《明文案》编讫，共二百一十七卷。黄宗羲对该选本非常重视，他在《明文案序》中自言：“有某兹选，彼千家之文集庞然无物，即投之水火不为过矣。”明文精华自然不出《明文案》之外，但是《明文案》编成之后，未能立刻付之剞劂，几经周折，反而被黄宗羲的一个弟子攘为已有，署名刊刻行世。黄宗羲得知此事，非常气愤，于是决定在《明文案》的基础上，重新编纂一部规模更为宏大的明文选本，该选本就是《明文海》。为此黄宗羲四出访书，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就是他时常登临之所。徐乾学兄弟也为黄宗羲提供了周到的服务，黄宗羲在传是楼的查阅工作进行得非常愉快，他在传是楼抄录的明人文集多达三百余家。徐秉义《明文授读序》回忆黄宗羲在传是楼的抄书经过云：“姚江黄先生初有《明文案》之选，其所阅有明文集无虑千家，搜罗广矣，犹恐有遗也。询谋于余兄弟伯氏，细检传是楼所藏明集，复得文案所未备者三百余家。先生惊喜过望，侵晨彻夜，拔萃摭尤。余亦手抄目堪，遥为襄理，于是增益《文案》而成《文海》。”
黄宗羲对传是楼的贡献也不小，他曾应徐乾学之请撰写了《传是楼藏书记》。黄宗羲褒奖了传是楼藏书的学术史价值，称赞该楼可与白鹿洞书院媲美。并对徐乾学寄寓厚望，希望徐乾学善用藏书，转移文风，主持文运。有了黄宗羲如椽大笔的宣传，传是楼的大名遂为士林所瞩目。另外，黄宗羲曾在天一阁读书，将天一阁所藏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因天一阁藏书规约严格，所藏书目不轻示人。学识渊博的黄宗羲是第一位外姓人氏登阁者，他抄录的书目就有非比寻常的价值，所以徐乾学就曾派遣门生到黄宗羲处抄录该书目。后来徐乾学又将这份书目呈给了明史馆，史官在编写《明史?艺文志》时应该也参考了这份书目。
为黄宗羲提供学术资源者当然不止以上三座藏书楼，其他藏书楼如金陵黄氏的千顷堂、山阴钮氏的世学楼、宁波范氏的天一阁、禾中曹氏的倦圃也都是黄宗羲经常参访之处，可见清初的藏书楼对黄宗羲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从藏书楼角度研究黄宗羲，也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责任编辑 黄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