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欲与汪一起反共“清党” 1927年，就在蒋介石一伙紧急部署反共“清党”行动时，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在码头迎接他的，是武汉方面派来的代表宋子文。
自从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汪精卫被迫出国后，期间蒋介石虽然有请汪回国的电报，但汪精卫知道这并非出于其本心。此次回国，他虽然先到上海，但由于不愿与蒋介石纠缠，并不想在此多停留。
蒋介石得知汪精卫回国，便打算拉汪一同反共“清党”。然而他又顾及面子，觉得不好直接去找汪精卫。这时，为蒋介石反共到处奔走的吴稚晖，便主动承担起了在蒋、汪之间牵线搭桥的任务。
在汪精卫到上海的当天，吴稚晖就去找汪精卫晤谈，以探汪的口风。吴稚晖将蒋介石等上海一班人的意思讲了出来，希望汪精卫答应与他们一起干。
汪精卫听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共产党素来不轻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同共产党人的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吴稚晖急忙说：“你初自外国回来，尚不知目前共产党种种情形。现在武汉方面要罢免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了。”
汪精卫闻听此言，当即说：“如果真是如此，我愿与大家共同反对。”
吴稚晖见汪精卫这样说，立即感到有了希望，遂对汪精卫说：“我也甚愿先生能负调和之责，但须有切实办法才行。我有三件事求先生：第一，倘若武汉方面竟免蒋总司令职，望先生能实践所言。第二，先生能否负责阻止上海暴动?第三，倘双方不能维持时，请先生中立。无论我方失败与胜利，以后大事请先生主持。”
吴稚晖经过试探，感到汪精卫有与蒋介石合作的可能。蒋介石在听了吴稚晖的汇报后，才决定亲自出马与汪精卫见面。
汪蒋会谈
4月3日，蒋介石发电给国民革命军各军将领李济深、杨树庄、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唐生智等，表示衷心拥护汪精卫执政。
当天，蒋介石与汪精卫这两个一年没见的政治对手，又坐在了一起。在座的还有吴稚晖、蔡元培、李宗仁等。当汪精卫听蒋介石等人要反共“清党”后，便说：“介石，如果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就要从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武汉被东南打倒的时候，国民党军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要是恢复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蒋介石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失。”
蒋介石表现出一副舍身救党的样子，说：“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产党分离，就是将来国民党失败了，我个人可以负这个责任的，说国民党之消灭完全是我蒋介石一个人搅出来的也可以。如果共产党被我们国民党消灭了，那只要他是纯粹国民党员，能为本党奋斗争气，无论什么人，我都可以同他合作。”
汪精卫知道蒋介石不是信守诺言的人，但又不好说出来，正在犹豫间，又听蒋介石说：“你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来，那时你想不做共产党的工作也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
然而汪精卫明白，一旦到了南京，就会完全受蒋介石的控制，哪里还有他主持一切的权力。所以他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说法，认为与共产党分手还没有到时候。其他人见汪精卫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也插话与他争论起来。吴稚晖说到急处，竟向汪精卫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
拒绝与蒋联手反共
4月5日，当吴稚晖一早起来，在报纸上看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几个字后，不由大吃一惊。当他看完《宣言》的内容后，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汪精卫“降共”，甘当“共产党的尾巴”。
正好这一天，是蒋介石等人约好与汪精卫继续会谈的日子。
吴稚晖一见到汪精卫，就指着《宣言》问道：“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汪精卫听后大笑，说，这篇宣言说两党不可发生误会，并无两党共同统治中国的话。
吴稚晖狠狠地说：“总理的联俄政策，是希望苏俄援助中国革命事业，并非请他来共治中国。至于容共问题，乃容纳共产党个人加入本党，服从三民主义，即成为国民党员；对其他未加入本党的共产党人，采取友好态度，也跟对苏俄一样，只希望他们协助本党革命而已，更非请其共同统治中国。他们固然可以宣传共产主义，但若与三民主义相抵触，或有危害国民党之处，即应予以相当的制裁。他们既要拥护共产党，我们也要拥护国民党。如果他们拥护共产党的言行，超过了友谊范围，要来共治中国，甚至想独治中国，那我们拥护国民党的力量更不能不大增!”
但汪精卫却认为，即使需要变更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应该召开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来决定。吴稚晖见自己滔滔不绝的“宏论”还说服不了汪精卫，于是便挖苦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内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一个党魁或‘家长’呢?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
汪精卫不想与蒋介石一起反共“清党”，除了对蒋介石的人格有怀疑，再者，他是在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热情邀请下才回国的，他知道自己在武汉的身价，所以不愿即时就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放弃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机会。
4月6日，汪精卫决意赴汉。临行前，他给李石曾和张静江各留下一信。在给李石曾的信中写道：“5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之意见，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见，弟亦决不能赞同。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其他结果，故不如决能舍去矣。”
在给张静江的信中，汪精卫写到：“党事至此，以铭之意，惟有提议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到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期得多数之同意，于本月十五日可以齐集(越早越好)，总以十五日左右为宜。如此会议能开，则转危为巡，或犹可望。”
当天，汪精卫悄然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摘自《燕赵老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