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河北省石家庄市警方破获了一起该市迄今最大的飞车抢劫案。 此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2名，有21人是16岁到22岁的农村户籍青少年，均为小学或初中文化。生于1985年的孙某是其中之一，他读到了初中。他被抓获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像我们这样的，早早离开了学校，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找活儿很不好找。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干了几个月老板却不给钱。被迫无奈，就干上了抢劫这行儿。”此报道发布在新华网河北频道，记者写道：“有多少青少年像孙某一样，满怀着希望与梦想来到了陌生的城市，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他的位置，所有的鲜花与成功都属于他人的。在美好的想象与沉重的现实之间，很多年轻人就这样失去了重心。”
记者还写道：“石家庄市公安局东苑刑警大队队长岳勇利说，现在从每年处理的案件中，已发现有一种犯罪嫌疑人呈年龄下降、数量上升的势头。令我们最痛心的也就是这种青少年犯罪，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竟然伙同别人去抢劫。她还是个孩子，怎么走上这样一条路？”
是什么让这些花季孩子走上危险的“江湖之路”？学校教育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河北省有个威县，威县有个常屯中学，常屯中学的校长吴家峰说：“对乡镇中学来说，转换一名‘双差’生比培养一名大学生有价值得多。假如将这名差生推向社会，会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甚至是危害。而目前农村学生的辍学比例居高不下，将有更多的差生被推向社会。”
以上这些都会让我们想到宜昌市政法委书记王厚军的呼吁和作为。2007年，中宣部宣教局、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拍摄了《共建精神家园》电视系列片，我是此片总撰稿。在第一集里拍摄了王厚军和宜昌市“万千花蕾关爱行动”的故事。片子里讲到一个叫马建军的青年的经历。童年的马建军有一个温暖的家，在他6岁时母亲得癌症去世了，后来他父亲在“山下工地上失踪了”。从此，没有父母能为这个少年遮风挡雨了。他靠捡垃圾，勉勉强强读完了高中。作为无业青年，他在王厚军组织的逐人逐户的调查统计中被发现。王厚军去他住的地方看他。以下是电视片里王厚军介绍的马建军的境况：
他跟他爷爷奶奶住的小房间，里面没有锅、没有灶，只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面，有一个电饭锅，有两碗菜。捡的那些垃圾，全部堆在房子里。我们认真地看，垃圾堆里还有一张床，那张床上面堆的全部是垃圾。在他的家里，垃圾是最大的财富。我说这些垃圾你为什么不拿去卖？他说现在价格不好，暂时不能卖。
电视采访马建军，小马说：“那个时候，在社会上屡屡受挫，我真的是对这个社会有一种强烈的不满。那时候小小的年纪，心中燃烧的烈火不知道怎么发泄。”
谈到现在的处境，马建军说：“宜昌市政府考虑到我们弱势群体，办了一个免费的学校。我学的是电焊。现在我一个月可以拿一千多块钱，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又补充道，“重新给了我一个目标”。
马建军的故事只是万分之一。我在宜昌采访时接触到的一批“差生”和已经走向社会的无业青少年，他们大部分出身贫寒，家境困难。他们要跟上现在这种“应试教育”，多数孩子分数上不去。帮助差生，确实是在帮助弱势群体。
王厚军在电视上说：“我们的教育给我们提了一个新的问题，到底是知识为主呢？还是要让他们立志为主？应该两者不可偏废。对这样的人，志气比知识、技能要重要得多。”
王厚军这段话出于他长期的思考，他说的“这样的人”，指成绩差的孩子，也指困境中的青年。他深感这些青少年无学可上实在是个很大的问题，光做思想教育工作是不够的，他要吃饭，要有事做，就要学会做事的本事，可是公安局不是办学校的，怎么弄呢？不论有多大困难，他提出：“多一所学校，少一座监狱！”
为此，宜昌市采取多项措施，政府、政法部门、学校、街道和有关社会团体共同开展“万千花蕾关爱行动”，呼唤全社会来关爱未成年人成长。工作之一就是办起了电脑班、电焊班、厨艺班、裁缝班等等，让闲散青少年有学可上，掌握技能，有业可就。截至我们去拍摄电视片的2007年，他们已实践了4年。4年来，这些实实在在的关爱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社会治安方面，犯罪率一再下降，重大犯罪率为零，社会安全度明显上升，受到社会公众广泛称赞。
这件事在我心中已经存放几年，因王厚军不同意我把这些事写出去，他说“做得写不得的”。但是，我越来越发现，古今中外，那些特别优秀的感人至深的事情，常常就是在一个人的头脑、一个人的情感、一个人的胸怀中诞生，并且从一个人的行动中出发，然后得到很多人支持，再后有很多同行者，并形成有规模的壮观的大事。
“要爱差生！”在我看来是一句教育经典语言，是经典教育思想，最能体现教育对一切人的深度关怀。在应试教育中，考分低的孩子受到歧视，进而受到深刻的伤害。当今最好的教师的标志，就应该是“爱差生”。
（选自《教育的良心》，王宏甲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