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鲁迅对自己的故乡怀有深厚感情，他在后来的许多散文中总是回忆着少年时期在绍兴的生活。但他同时又在避讳着绍兴，警惕着绍兴，表现出一种与家乡漠然隔绝的态度。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鲁迅1919年底最后一次离开绍兴，直到1936年，在他生命的最后17年里始终没有回过老家。
在感情上鲁迅与故乡产生隔膜，这里面除了绍兴师爷、刀笔吏这种名声让他忌恨以外，还有他痛苦的少年经历造成的巨大阴影，让他对家乡和家乡人产生一种憎恶心理。但是他晚年始终不回故乡，也许还有不为人知的内中隐情。
众所周知，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失败痛苦的。朱安不仅大鲁迅三岁，而且身材相貌超出了鲁迅能够接受的底线，让他陷入绝望的境地。两人形同路人，有名无实。对鲁迅不喜欢妻子朱安，许多人为尊者讳，说是因为朱安是一个旧时代的女人，不识字，缠小脚，和鲁迅没有共同的理想志趣等等。但是最根本的恐怕还是因为朱安不漂亮，缺乏女性起码的魅力。
鲁迅在感情上从来没有接受过朱安，这个可怜的女人为鲁迅守了一辈子活寡。就两人的婚姻而言，朱安无过错可言，此中的是非我们不去管它，问题是，绍兴不仅促发了鲁迅一段噩梦般的痛苦婚姻，还是他们夫妻两人的共同故乡，在鲁迅的感情生活中这无疑是一处伤心之地。离开家乡另组家庭的鲁迅如何面对，最明智的选择只能是回避。
鲁迅晚年不回绍兴的再一个原因还和他的家庭、兄弟有关。
鲁迅13岁时，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迅速败落。少年的鲁迅一度生活在紧张焦虑惊悸的状态中，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因为生活变故带来的心理落差、经济压力，更是精神上的压抑。父亲去世以后，有一次家族聚议，重新分配房屋，亲戚本家欺负鲁迅家，要把坏房子分给他们，鲁迅作为一房长孙，称祖父还在狱中，坚决不肯签字，由此引起一位本家长辈的厉声呵责。
1919年12月初，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鲁迅接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北上，到北京与二弟周作人同住于八道湾。他在绍兴几乎不再有情感牵挂与依恋之人，绍兴自然也没有非回去不可的理由。
再说鲁迅的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二人分别娶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姐妹，两姐妹于1911年9月、1912年5月分别在绍兴生活八九年之多，并各生育三个儿女。兄弟俩娶日本姐妹俩为妻，并且生儿育女，这样中外合璧的家庭在一百年前的绍兴城肯定是轰动一时，备受乡邻亲友关注的。可是，1923年7月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手足情断；1925年，三弟周建人和昔日的学生王蕴如在上海同居。绍兴不是鲁迅一个人的家乡，与三兄弟及其妻子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回到绍兴，自然无法回避相关的话题，而这些家庭的重大变故及个人隐私，都是鲁迅对家乡亲友不愿提及的，索性不如避而不回，把绍兴留在记忆深处。
(秦洪摘自《中国文化报》2011年11月20日，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