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了一整年后，2012年春节前夕，我终于回到长沙。走出机舱，深吸了一口气，温润，潮湿，用食指轻敲舷梯的金属栏杆――没有静电。放眼望去，南国草木，一切依旧。 新修的黄花机场航站楼，看着比上海虹桥和北京T3还要炫目，没有排队的出租车，黑车司机暴烈的湘音扑面：“到哪里咯？要的士不咯？”这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五，冒着蒙蒙细雨，我又回到了我思念的城市，回到槟榔、芙蓉王香烟和辛辣食物的国度。
等待我的饭局连绵不绝，可以倾谈的友人比比皆是。在这里，我曾度过最美好的年华，离开多年之后，仍常常梦回――像海明威笔下的巴黎，这个城市也是一席流动的筵席，永远没个完。
•一•
抵达长沙的第一个下午，我和友人相聚杜甫江阁畔。这家茶厅名为“小杯茶”，老板为湘潭人，虽经商，但谈吐皆国是。这天，我们讨论的是乌坎事件，大家都对2012年的中国饱含忧虑，兼有兴奋。
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临湘江，视线正对着橘子洲和岳麓山。天晴的时候，能看见岳麓山上的云雾。往南，能看见橘子洲头的青年毛泽东头像。这座32米高的巨像，在2009年底、毛116岁诞辰时落成。
人们相信，毛就是在头像所在的位置，吟诵出那首著名的“湘江北去”的词。而这尊略显魔幻的头像，也被中国摄影师旷惠民收入镜头，成为其组照《现代中国缔造者》的最后一张，并在刚刚揭晓的“荷赛”中拿到了艺术与娱乐类组照三等奖。
1917年的长沙，夏天，师范生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讨论如何打发即将到来的长达三个月的漫长假期。最终，他们决定去游学，身上一个钱不带，去作围绕长沙周边的旅行，吃和住的问题用乞讨的方式解决。
一个月后，他们走了五个县，到达沅江县城，夏季的洪水终结了他们的旅程。他们搭船回到长沙。多年后，萧子升去国，浪迹南美。写回忆录时，长沙的夏天，历历在目。
于是，在革命红潮到来之前，长沙幸运地收藏了毛早年岁月里的浪漫情怀和叛逆精神，接下来的部分，才留给了井冈山和延安。
在差不多同一个年代，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游历中国，也曾途经长沙。
他这样描绘1921年的长沙：“这是一座在大街上执行死刑的城市，一座霍乱和疟疾肆虐的城市，一座能听得见流水声音的城市，一座即便入夜之后石板路上仍暑气蒸腾的城市，一座连公鸡报晓声都像在威胁着我的城市……”
归国后，芥川龙之介写了一部小说，名为《湖南的扇子》，颂扬了湖南人的血气方刚。半个多世纪逝去，芥川眼中那座疾病横行、在大街上执行死刑的城市已成往事，长沙火车站建于“文革”末期的大钟，也取代了报晓的公鸡，依旧在准点时间播出悠扬的《东方红》。
事实上，直到今天，在这座城市，毛泽东的影子仍无所不在：标志性建筑物上的题字，一律都是毛体；他青年时代去过的火宫殿与他爱吃的臭豆腐，仍然是这个城市的美食名片；数条道路均是以他诗歌里的意象命名；连这座城市最火爆的选秀节目，年轻歌手们也喜欢唱歌颂他的歌曲，譬如《浏阳河》。
毛的存在，像一个隐喻，显示长沙永远站在这个国家现代和传统的分界线上，跳着最炫的舞蹈，却唱着红歌。最保守者与最激进者，在这里并行不悖。
2011年岁末，我们的茶局讨论起毛以后的中国，几位长沙的朋友都相信，即便是在有着深厚崇拜毛泽东情结的湖南，“文革”也不会再来一次。
香烟一支接一支地点燃，从韩寒的三篇文章开始，我们已然进入改良与革命的讨论。此时，窗外夜空，突然腾起焰火，大家安静下来。
这是每个周末长沙的例行节目：世界上最好的烟花，从距长沙市60公里外的浏阳运来，在每周六晚沿湘江燃放。外地只有盛事才会上演的节目，在这里稀疏平常。夜长沙的序幕，这一刻才拉开。
•二•
是夜，湖南卫视的友人请吃晚饭。我们在湖南会展中心酒店的旋宫餐厅碰头。窗外不远处，耸立着夜色中的湖南广电大厦――芒果台的总部、中国娱乐产业的集散地。
五年前，我曾在这栋大楼里面实习。我对长沙的印象，也常定格在那年夏天。那年那时，长沙气温常在37、38度徘徊。每天早晨我都要去乘坐132路公交，穿越整个长沙城，终点便是这里。
那一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第六暖年，也是中国自1951年以来最暖的一年。在长沙，早上7点多，天就已经泛着恐怖的白色，隔着薄雾的朝阳，开始真切地炙烤着皮肤。
长沙的夏季，无比漫长与酷热。在这里，短袖要从4月底开始穿，往往可以穿到11月份。迄今为止最高的气温纪录，是在1934年8月10日，长沙海关测候站天心公园观测场测得的最高气温为43℃。
这最漫长的炎夏，为这个城市塑造出无数庸常但血性的个体。最近一次的证明，就是一群容貌、嗓音各异的“超级女生”，依次站在不远处的这座大楼的某个演播厅里，宣布她们要做中国的“supper girl”。
从此，这个城市的夏天越发火热――它成了另一座娱乐的“火炉”，以有趣对抗无趣，从平庸中提炼超越。
但那时候的我，还不曾意识到这一点。在这座大楼中的实习时光，于我并非一段愉悦的经历。很快，我便被铺天盖地的明星签名海报、花边新闻、30岁还演90后的大姐们弄烦了，终于在一个春末的夜晚，抛弃了电视编导梦想，乘坐通宵硬座火车北上，离开了长沙。
五年后，前度刘郎今又来，略带几分怀旧之情。服务员端上旋宫餐厅的招牌菜――八宝鸭。友人告诉我，这道菜每桌必点，限量供应，与会展中心酒店那片依水而建的独栋别墅一样，招待过所有你能叫得出名字的娱乐明星。
长沙是整个中国电视娱乐业的标杆城市，此言不虚。2011年，长沙回北京的飞机上，我曾结识了一位时尚杂志的女编辑。她每周末都要飞来长沙，待一宿再回。她所供职的单位与湖南卫视合作，每周，都有各路明星降临长沙，而她总是要在长沙――而非北京，才能得到采访机会。
饭桌上，为了满足我的“考据癖”，友人聊起了长沙电视产业的源头――歌厅文化。1990年代初，长沙歌厅盛极一时。这里有普通长沙市民每晚均可观赏的晚会，囊括相声、小品、歌舞。观众第一次发现，节目并非都是宣教，自己的感官就是上帝。
1995年，湖南经视初创，刚从学校毕业的女生仇晓被授命主持一档名为《幸运3721》的综艺节目。仇将歌厅里说学逗唱的形式，直接搬上电视，并将常年在歌厅表演、一口塑料普通话的奇志大兵相声组合请上节目。
很快，节目火了，收视率一度高达40%。彼时，一个叫汪建刚的男子，刚刚改名为“汪涵”，他还只是仇晓这档节目的一名场工，负责灯光、音控、拉幕布；长沙伢子何炅还只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的大三学生，在央视兼职主持儿童节目，要看到他出现在《快乐大本营》舞台上，还要等到三年以后。
但，属于长沙的时间开始了。挖掘机和推土机开了过来，新的湖南广电中心于1996年拔地而起。曾经的浏阳河边的一片荒地，演变成了今夜我们就餐的地方。从这里发射出的电视信号，让刚走入娱乐时代的国人，如饮甘泉。
•三•
晚饭后，我们打车来到闹市区解放西路。这里，才是长沙夜生活的核心。
一尊深黑色铜像，屹立在马路中央。铜像的肩膀极宽厚，风衣搭在右臂上。若只熟悉49年之后的革命叙事，人们很难认出，这是辛亥革命元勋黄兴。铜像背后，是一条以黄的名字命名的商业步行街，铜像前方，便是横贯东西的解放西路――长沙最著名的酒吧街。
1911年黄花岗起义，黄兴右手负伤，断两指，化装逃至香港治伤，期间，曾填词一首，名《赠侠少年》，末尾两句为我所深爱：“不道珠江行役苦，只忧博浪锥难铸。”在我离开长沙到北京漂泊之初，常常于心中默念。
黄逝世后，葬于岳麓山云麓峰下，读大学时，我曾和同学一起去祭扫。如今，辛亥已百年，想来也搞怪，这位并不嗜酒的长沙蛮子，百年之后，却成为了故乡夜生活的守护神。
与黄兴铜像不过咫尺之遥，是一家名为“魅力四射”的酒吧。它曾创下一项令人瞠目结舌的世界纪录：2004、2005年，两次夺得洋酒芝华士的全球单店销售第一，每月销量超过6千瓶――平均每晚售出200瓶。
酒精饮料混合着冰块，点燃这个城市的夜晚，还有那些隐藏在长沙人血管里的欲望、喧嚣与宣泄。“它是长沙酒吧不老的神话”，朋友指着“魅力四射”的霓虹灯招牌说。只是，时间长河里，不知这家酒吧是如何对抗长沙人民喜新厌旧的天性？
奥妙在于，长沙的酒吧，从来就不是纯种的酒吧，一开始就继承了歌厅的传统：以精彩火爆的节目为招牌，坚持走演艺路线，节目常换常新，长沙人民泡吧只有一个标准：“氛围好”，热闹的地方，人们都爱去。
我们在“魅力四射”的演艺吧内坐下，开始小斟一瓶洋酒，并试图寻找远去的关于长沙歌厅的记忆。主持人、歌手、舞者，依次登场。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主持与两名性感的女搭档，彼此唱和，对每位演员的长相、身材、唱功大加调侃，偶尔夹杂着长沙话，引来笑声一片。
夜渐深，人越聚越多，音乐震耳欲聋，整个空间犹如一个上升的热气球，膨胀到了极点。两名观众被请上台猜词语，男生比划女生猜，大屏幕上打出了要猜的词：印度神油。男生顿时露出一丝羞涩，台下哄笑。
终于，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被请上舞台，然后被从天而降的铁链锁住，一直不露声色的同学们相视一笑：来了！不出所料，性感女郎拿着皮鞭上场，男子的外套和衬衫被依次扒去……情色玩笑在尖叫和哄笑中，适时地结束了。
此刻，酒桌上的拘束已一扫而空，我们开怀大笑，彼此碰杯，一饮而尽。
•四•
零点过后，天空飘起小雪，极寒。从夜场出来，没有人急着回家。被劣质洋酒和冰镇饮料摧残的胃，急需用一碗长沙米粉疗救。
在长沙这样的南方城市，美食总在平常街巷，随意可得。一度，我和两个朋友深夜觅食，沿着湘江一路南行，拐入城南路，快走到天心阁时，找到一家小店。各点米粉一碗，吃得太快，彼此喉咙咕咕作响的声音，至今犹在耳际。
小店极有品位，墙上挂着不同年代的老长沙城照片，尤以民国时期的照片为多。店中有一巨型木桶，店主云，每日皆要用车载此木桶，到长沙城南的白沙井打水两次，运入店中，用净水器净化，再烧开，免费供应。
长沙人称白沙井水为“沙水”，视之为长沙城的源头，民谣云：“长沙沙水水无沙”。以电影《卧虎藏龙》配乐而获奥斯卡音乐大奖的谭盾，2001年回到故乡长沙，曾专程来白沙井取水，作为其演出的“水乐”之用――唯有故乡之水，方可解游子之思。
然而，今夜，我再过此地，寻觅良久，一无所获。小店和它盛着井水的木桶，都一并消失了。
友人带我驱车来到蔡锷南路，拐入一条曲折的小巷。这是一家名为“周记”的粉店，虽已深夜，依然人头攒动。店小，仅有七八张桌子，却不妨碍它在每个深夜，慰藉长沙夜场达人们的肠胃与灵魂。
交完钱，老板娘发给一根小竹签。没有服务员上菜，凭竹签自己去厨房端粉。生意太好，常常没有座位。不过只需稍等一下，因为，高跟鞋黑丝袜的“妹陀”，和染黄发戴耳钉的帅哥，都是用“光速”吃粉。显然，他们还要再奔赴下一个局。
吃完出来，我看了一眼“周记”的营业时间表，笑了：晚上11点到翌日上午10点。这是凌晨一点的长沙，灯火辉煌，我已略有困意，而小店才营业了两个小时，热闹，才刚刚开始。海明威的巴黎，会有这么一家午夜精灵般的粉店吗？
我们要将车开出解放西路，在这午夜时分，但颇感困难。路上依旧人潮拥挤，喇叭声此起彼伏。远处，一对痴情情侣，正执手相看泪眼，卖花的小男孩困惑地站在他俩旁边，不敢上前。
我知道，此刻，坡子街经营口味虾的食肆，一定还是人满为患；文艺路口的KTV，必然有人在狂吼《死了都要爱》；火车站广场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还在四处寻觅长椅；拖着整车水产的大货车，已经开到了西长街的路口，等待卸货。这座城市，随时都有人睡去，也随时有人醒来。
每一个在长沙生活过的人，回忆都会与人不同。即使离开，总会有一种力量将你扯回这里，不管我们变成了谁，而长沙又变成了怎样。我们是长沙的孩子，热情、偏执、敢于冒险，与这个母体一样，绝不肯放弃哪怕是最古怪的传统，却又毫无顾忌地拥抱每一个新鲜的事物。
百年来，这座城市总在盛产革命者、哲人、歌手和各种体制的叛逆者……他们出没其间的这个城市，一直在改变着他们，但当他们离开长沙后，又去改变这个世界。在时光的流逝中，长沙唯一不变的，只是它永远变化的决心。从历史到现在，从白天到夜晚再到更深的夜，一场接一场，筵席还未结束，又马上开始。
如果，你说这是放纵和堕落，那它会用更大声的喧嚣、嘲弄或是喝彩来回应你。熟知这座城市的人必然知道，在这些貌似浮华的景象之中，永远孕育着变革的力量。一旦长沙躁动的夜晚恢复了宁静，这座城市和属于它的时代，才算是真的结束了。到那时，我将心如死灰，永不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