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技术的社会组织形式既是科技建制化完善发展的表现又进一步推动了现代科技的发展，在这样一种互动中，科学家作为科技组织体系组成的最基本的分子也与科技体系本身呈现出一种复杂互动，从而使科学家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多元形相。
科学技术的社会组织是由科学家、技术专家及大量的科研工作者组成的学术群体。根据学术团体存在的空间范围和组织化程度，可以把科学技术社会组织分为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或者实体性和非实体性两大类。可以看到，这些科技社会组织的存在与科学家存在着及其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使科学家展现出多元形相。
一、科技学会与科研组织：成就与激励孰先
科技学会首先包括由各国政府成立或授权组成的学会、国家科学院等等，诸如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1666年法国成立的法国科学院， 1863年美国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我国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等等。被接纳加入此类学会、学院，通常为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因此也被视为一种无上的荣誉。除此之外，科技界还存在着大量其它众多的政府与非政府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会、协会等等。这些学会、社团组织的存在，成为了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促进和保持着学术思想的传播及学术共同体规范的稳固和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研发与经济的日益紧密的结合，大公司、大企业单独设立或与政府、大学联合设立的研发中心逐渐成为技术研究开发创新的主体，这类科研组织在科技的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中逐步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并显示出了越来越强大的科研实力。这促进与符合了科学技术的市场化。而传统的基础研究则主要由大学和原有独立的科研院所承担，着眼于科技发展的基础构建及科技研发的后劲。此外，还有一类科研组织是政府设立并直接管理的国家科学实验室。这一类科研组织服务于国家利益，既从事基础研究，也从事应用研究，而这些研究往往事关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诸如美国，大量国家实验室的存在对与美国保持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具有决定性作用。应该认识到，“科研组织管理对科技发展起着决定作用……（但是）科研组织中最忌人浮于事、内耗和评价示范，因此对它的管理必须坚持体制化（诸如职称制度、基金制度、奖励制度），不使之变质。如果管理水平跟不上去，即使国家和社会给予科技较高的投入，也只能白白的被浪费掉。” 科技学会与科研组织的现实发展，使得科学家不再以个体面目出现，而加入学会与科研组织是一种成就还是激励，已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各类学术会议、学术杂志：交流与利益的纠葛
由政府、科研院所、学会、学术社团分别组织的各种定期非定期的学术交流会、研讨会等等也逐渐成为科学家、科研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互动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学术会议逐步发展出种类繁多的形式，如专题研讨会、项目论证会、学术价值评估会以及学术交流会等等。各种学术会议的举办成为科技界学术交流的又一重要互动交流平台。通过此类学术交流，科学家、科研工作者们可以及时了解学术前沿、动态，了解同行的科研方向、进展，使自己的学术研究被支持、认可或者引起争鸣、质疑并使自己重新思考其价值，青年科研工作者也可以通过学术交流平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在学术界开始崭露头角。
各类学术杂志也是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学术活动的重要阵地。通过学术杂志，科研成果、新发明得以公开并引起关注，新思想、新理论得以传播。近现代以来，学术杂志的数量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出现并呈递增趋势。除各种学术杂志外，各种摘要、索引类的杂志也大量出现。其中最为权威著名的是SCI期刊。此外，本世纪以来，网络也逐渐成为科技交流一种全新的方式。各种学术网站、搜索引擎、学术BBS论坛，以及新兴的大量学术博客，使得学术交流更为便捷、灵活。并且这种交流本身就形式与内容上看，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甚至预示着可能会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学术会议与学术杂志作为科学家学术交流的主阵地不容置疑，但学术会议、学术杂志等级化，尤其是国内某些杂志因为利益而对论文进行的选择，却在客观上造成了学术研究论文发表研究劣币驱除良币的某些迹象。
三、科学技术的教育、传播机构：研究与普及的结合
大学是当今科学技术的主要教育机构，大学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在于传承知识与文明，另一方面在于培养人才。而当今世界研究型大学的大量涌现则表明，大学越来越着重于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以及自身逐渐成为科技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基地。事实上，大学在科技教育、传播方面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高素质、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培养以及自身科研实力上，更重要应体现在大学生及其他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上。这顺应了科技体制社会化的趋势，公众成为科技发展的基础，公众有权知道和参与科技决策与科技发展。
在科技教育、传播方面，各类传媒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诸如报刊的科教专刊、电视的科教频道，科教栏目等等。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由于自身特点和所具有的优势，这些渠道与机构在科技教育、科学传播方面已日益展示出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影响。在科技决策方面，传媒也起到了一种政府与公众的中介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通过自己的报道，起到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传递的作用,使政府获悉公众的意愿，也使公众了解政府的动向；另一方面，传媒的报道也起到了监督的作用，报道使得政府的行为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从而使政府行为得到约束。传媒的报道本身是一种知识的传播，在科学传播中，通过传媒，公众的科学素养的到了提高，从而也提高了自身参与政府科技决策的水平。科学家不仅需要潜心进行科学研究，还需要为科学教育与传播做出贡献，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较完整体现了这一点。
四、后学院模式：科学家立体形象的展现
除了上述实体性组织或说科技组织的内在形式之外，随着科学技术体制社会化的日益广泛深入，还出现了大量非实体性的组织或说科研组织的外在形式。主要包括科学共同体、技术共同体和“无形学院”等等。科学与技术共同体突破了科学家原有机构与地域的限制，而依据共同的科学行为规范、价值目标、科学范式聚集而成的科学家共同体。同一科学与技术共同体内部通过科学家的互动交流而联系在一起，通过交流，科学家的学术得到承认，学术成果得到交流并启发灵感，从而有利于科技的创新。除了科技共同体外，“无形学院”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无形学院是由同一领域或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为了同一科研课题或共同的科研兴趣结合起来的非正式的不固定的学术小团体。对于这种科技社会化趋势的纵深发展，英国科学社会学家约翰?齐曼在其作品《真科学》（Real Science）一书中曾描述了这样一个案例，形象地揭示了科学家们的工作状态与内容：玛丽?琼斯（Mary Jones）女士为了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然而事实是为此她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却用在了研究之外。首先，她为自己得到被提拔为副教授的消息而激动不已，她要精心准备有关报告向政府基金局申情科研资助；要上电视面对公众谈论自己的研究领域所涉及的伦理问题；还要不断组成自己实体与虚体的研究组织，进行资金申请和科学研究的合作，它对自己的学科充满了热情，但她从不想成为全职的研究者，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在今天逐渐变成了集社会活动家、电视节目特邀嘉宾、科普工作者等于一身，科学家、传媒、政府与公众已经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符合了当今科学技术高度社会化的趋势。